1）许多人谈到云梦，最津津乐道的往往是她的忧乐文化和龙舟文化。其实他们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即贬官文化。照理说，云梦作为贬官文化的代表，应该是中国最具忧患意识的一座城市，然而，她缺乏的恰恰就是这一点。2002年三峡截流以前，云梦的旅游业异常火爆，其主要客源来自于重庆游三峡下行武汉的游客。面对这表面的繁华，没有人去想截流以后该怎么办。果然，三峡截流不仅截断了长江的水流，还截断了云梦的客流，一夜之间，云梦的旅游人气降至冰点。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大多数人大代表思考的并不是如何应对即将席卷而来的“”和日趋衰落的旅游，而是如何串通起来选掉自己的市长。

2003年1月1日下午，云梦市召开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唯一的市长候选人在选举中未能超过半数而落选，酿成了震惊中外的“政治”事件。非常凑巧的是，那一年我的恩师、云梦市旅游局局长章文雄把我调到旅游局，经局党组研究，任命我为云梦市旅游服务质量监督管理所所长。章局长找我任前谈话的时候流露出深深的忧虑。一是高层领导缺乏旅游意识，口号喊得凶，就是没行动；二是积重难返，旅游市场极为混乱。

最嚣张的是，前任质监所长去旅游码头执法时，被强收码头费的涉黑势力扣为人质长达五个小时。我当即向章局长表态，第二个问题不是问题，给我两个月时间我一定让旅游市场“政通人和”。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只要敢于首先拿旅行社协会的会长开刀，谁还敢乱来？但对于第一个问题却有些难办。天下最难之事莫过于给领导洗脑，洗得好还好，万一洗不好，惹恼了领导，脑壳上的官帽都不保。况且在当时那种局面之下，市长都还没能从两次选举才当上市长的阴影中走出来，哪儿还有心思去理会旅游？所以我劝章局长说，急也急不来，还是慢慢来吧。

机会终于慢慢地来了，官场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对我敞开了逼仄的小门。2004年5月，省委对云梦的领导班子做出了重大调整，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博士生导师张文昊调任云梦市担任市委书记。博士书记的到来，让求变心理强烈的云梦市民充满了期待。我心里更是有一种莫名的激动，这位文官的到来，让我感到云梦旅游的春天就要来了。但激动的同时，我对他也充满了质疑，一个文弱书生能驾驭得了官场诡异的云梦吗？

其实我多虑了。上天好像有意考验他一样，刚一到任就让他遇到了村民堵桥事件，省际交通命脉因此中断。事情的起因是，河东区的公安部门为了创收，将摩托车交通管理费的征缴承包给了地方涉黑势力。有位村民不肯缴费，遭涉黑收费人员殴打致死。村民的亲友们为讨回公道，联合上千村民拦路堵桥，酿成了一起群体性突发事件。张文昊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亲自上桥与村民对话，并保证：严惩凶手，凭公理，还公道，该赔多少，一分不少；严追责任，不管牵涉到谁，一查到底。他当场宣布，河东区公安分局局长停职。同时，他还宣布，不能因为求公理就坏了法理，对带头堵桥闹事的滋事人员该关多少就关多少，一个也跑不了。当天下午，他亲自将赔偿款一分不少地送到了受害者家属的手上，同时下令将带头堵桥闹事的滋事人员全都请进了派出所……一场冲突激烈的群体件就此化解。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全了结。这起群体性突发事件，让张文昊看到了云梦公安队伍存在的问题，他便下决心要肃整公安队伍。没多久，他就下令将市公安局长调离公安局，公安局长不愿离开，便冲进市委要和他理论。政法委的领导吓得脸色苍白，请示张书记要不要调特警来先卸了他的佩枪。张文昊镇定自若地说：“不用。”话音刚落，公安局长就闯了进来。张书记凛然地对他说：“组织的决定不是请客吃饭，不服从安排，就地免职！”就这一句话便镇住了他。故事传到民间，老百姓为他吓出一身冷汗：“要是那局长发傻气把枪掏出来一枪把他打落了看怎么得了？”

“看来，这是一个有胆识且很开明的书记。”我对章局长说，“给张书记写一封信吧，先入为主，说不定能引起他对旅游的重视，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应该听得进正确意见。”

章局长心里没底：“写给书记的信要过秘书那一关，书记能收到吗？”

“我试试？”我试探性地征求他的意见。

章局长回答：“试一下也没坏处。”

得到了章局长的支持，我旋即回到办公室，顿时文思泉涌，仅花了三个多钟头便写下了那篇让我后来意外步入官场的“牛文”——《张书记，对您说几句心里话》。

文章写好后，我开始琢磨怎样才能让张书记看到这封信。我想，网络是最好的平台，于是就把它发在了红网和云梦网上。因为担心书记不上网，为保险起见，我又通过邮局以挂号信的形式给他寄了一份。为防止秘书截留，我还将文章分别投给了《云梦日报》和《云梦声屏报》。打铁趁热地做完这一切，我便开始了忐忑而漫长的等待。

2.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得到任何反馈；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反应。对此我很失望，开始不抱希望了。就在我强迫自己快要遗忘这件事的时候，突然接到市委政研室一位朋友的电话，他告诉我市委的《领导参阅》内刊上，刊登了我的文章。自此我才知道我给书记的那封信，竟然费尽一番周折才摆到了张书记的案头。

原来，地方党报《云梦日报》收到稿件以后觉得题材太敏感，居然没做出任何反应，倒是《云梦声屏报》认为这是一篇好稿，便毫不犹豫地决定刊发，迅速报送到了市委审批。就这样，费尽周折后张书记才看到了那篇稿子。书记阅后非常重视，当即做出批示，以《领导参阅》的方式发放至每个地市级领导。云梦市委其他领导阅后相继做出批示，要求市委督察室组成专门班子，对旅游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展开专项治理。没过多久，云梦市委政研室按照张书记的指示，迅速成立了课题组，对如何壮大云梦旅游产业，展开了深入的调研……

书记的重视与支持，让我对云梦旅游更加充满了激情。考虑到旅游业投入大，而云梦的财政并不富裕，资金瓶颈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也很难解决的问题，我觉得我应该找一个政府如何“生钱”投资办旅游的妙方，为市委市政府领导决策做参考。

我和章局长到河南濮阳考察国家园林城市创建工作时，濮阳介绍了一条“政府职能部门集中办公，将机关自有绿地转化为社会公共绿地”的经验，我从中受到了启发，再次向张书记建言：拍卖行政私产，打击行政，凑集50亿巨资，建设云梦大旅游。通过一番调研后我发现，城市的黄金商业地段基本上被权力部门所霸占，一个局一栋高楼，一个人一间办公室，商业门面和多余的写字楼，对外出租获利却没有上缴财政，全部用作干部职工的福利发放下去。行政资产的私有化，导致大量国有资产的闲置和浪费，衍生成了另一种。

我给书记算了一笔账，如果将全市职能部门（特殊部门除外，如法院）集中到几栋高楼内办公，然后将其他所有楼堂馆所全部拍卖，不仅可以获得50亿元的财政收入，而且老百姓办事也愈发方便，将会大大地提高办事效率。最关键的是，如果有了这50亿，何愁没有资金来投资旅游？没想到，张书记收到我的建言以后再次做出批示：请政研室展开调研，将调研结果报我。尽管后来这个建议由于牵涉面太广、触及的部门利益太多没有被采纳，但我知道，我的观点在书记心目中还是得到了认同。

两次建言以后我的生活并没有发生太多改变。2005年4月11日，张文昊书记到云梦市旅游局专题调研旅游工作，上楼梯时他看见墙壁上挂着一块“云梦市旅游服务质量监督管理所”的招牌，突然停下脚步问身边陪同的旅游局章局长：“哪一位是宁致远？”正在拍照的我赶紧迎上去和书记握手。书记面带微笑地对我说：“你写的东西我都看了，很有思想。”

大约三个月后，旅游系统和市委机关举行篮球友谊赛，我和局领导站在体育馆篮球场迎候书记的到来。书记和局长礼节性地握了一下手，径直经过我的面前去换衣服。他走了十几步后突然回头，返回来和我握了手。

两次正面接触以后，我心里泛起了涟漪，总幻想生活会发生一些改变。机遇像个幽灵，时刻在你的周围神出鬼没，你想抓它的时候怎么也抓不住，一旦抓住，却又是那么的令人猝不及防。2005年春节前夕，章局长突然接到云梦市委组织部的通知，说要来考察我，全局上下感到非常意外。通过好一番打听才得知，原来是张书记给市委组织部发了指示：“我们要在领导干部队伍中倡导一种风气，爱思考，勤学习，不跑不送为官，清清白白做人……宁致远同志很有思想，可以考虑放下去锻炼。”

就这样，一个在学生时代连班干部都没当过的高考“落榜生”，一个连任命书还没有下达就被免职的报社广告部候补主任，不跑不送，仅靠建言居然当上了一座拥有50万人口县级市的副市长。这在中国吏治史上不能说绝无仅有，至少也是非常罕见的！

在没进入官场之前，就听说了官场有许多讲究。

比如领导签字就很有讲究。许多时候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背后议论某某领导，挖苦他怎么怎么无能，批的字解决不了问题拿不到钱。其实他们有所不知，该领导签字是有玄机的。如果字是横着签的，意思是“可以搁着不办”；如果是竖着签的，则要“一办到底”；如果在“同意”后面点的是一个实心句号，说明这件事必须“全心全意”办成；如果点的是一个空心句号，百分之百办不成，拿领导的话说就是“签了字也是空的”。这就是讲究：字怎么签，如何签，怎么签才有效，原来是早有约定的。

3.比如，领导打牌也很有讲究。有一位局长到八景洞去视察，当地乡镇领导隆重接待，邀其参观某著名作家的乡村别墅。参观完毕，局长一行回镇里打麻将。那位名作家一想此局长是宣传部门出来的，肚子里有些墨水，于是赶紧从家里拿了几本自己写的书，气喘吁吁地送到镇政府。局长客客气气地接过书，待那位作家刚一离去，便提起书撕得粉碎，边撕边骂：“妈妈的，怕是读书读迂了，打牌的时候送么子输（书）唦？”也难怪，那天下午，他一个人输了好几千。

再比如，县长或县委书记调离，该向纪委交多少“红包礼金”，更是大有讲究。某县的县委书记升职调离，调离前夕仔细一回忆，任职期间最多的一笔收了九万。第二天他主动向县纪委上缴了当书记几年来“无法拒绝”的红包礼金十万元。后来某局长东窗事发，交代曾给书记行贿八万元，上级纪委找书记核实，书记很坦然：“是啊，我交给县纪委了，这不，收据还在这里呢！”假如下次还有局长点水，他还是可以用这张十万的收据来搪塞……

像如此的讲究还有很多很多。当然，老百姓是不太讲究这些的。偶尔讲究讲究，也只是当做笑话图个乐乎。有一次我听一名导游说，一个人要想平步青云，到三亚的时候，最好不要去天涯海角。到了天涯海角意味着到了天的尽头，想爬也爬不上去了。难怪有一次我邀一位官场中的朋友去三亚度假，他死活都不肯去，原来是有讲究的。

在组织部门考察我以后，等待“发配”是一个极为痛苦的过程。从内心来讲，我魂牵梦绕最想去挂职的地方是蓝墨县，因为那里旅游资源丰富，有我施展才华的舞台。如果把这个舞台给我，我有信心唱出一台好戏，很快就可以干出政绩。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我文学界的一些朋友，那些朋友劝我：“既然张书记做了决定，你又有这个想法，那就应该到组织部门去活动活动，不然的话恐难如你所愿。”

朋友的规劝当即被我一口回绝：“张书记如此看重我，好不容易给我一个平台，我还跑到组织部门去跑官要官，要是张书记知道了，他会怎么看我？”朋友笑曰：“你太迂，不适合做官！”事实上，朋友们的建议是正确的，当初如果我听从了他们的劝告，我的副县长生命会提前并延长三年。

但我选择了迂迂地等待。

一直等到了7月中旬，还不见任何要将我送到县里去挂职的迹象。此时，市委政研室为了完成张书记交办的“如何做大做强云梦旅游”调研课题，组织各相关职能部门有关研究人员到西北去考察，章文雄局长将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行前有朋友开玩笑说，莫往那边去呀，往那边去称之为“走西口”，不吉利呢。我是一个唯物论者，不信邪，也没多想就上路了。

越往西，路确实越不好走。可是风景却偏偏就藏在那些路不好走的地方。那寂寞无人烟、被雨水冲刷得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让我心底溢满悲凉。一路上我总在不停地抱怨：“这里的县委书记是吃屎的？改革开放快30年了，每年修200米也能把这条路修通了，典型的不作为！”

车子一路颠簸，好不容易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出发前在制定线路的时候就制订了一个原则，要去一生中难得再去的地方，所以把方位定在了西部。官场中有个说法是：当官要想爬得快，有两个地方不能不去，一个是韶山，一个是延安。不过，恰恰相反，延安不是我的福地。参观枣园那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你的事定下来了。”

我非常激动，追问道：“到哪里去？”

朋友卖了个关子：“不过不是去蓝墨。”

我心里打了个顿，问：“去哪里？”

他答：“去江南。”

我冷了半截腰：“江南有什么旅游资源？挂一年能挂出什么成绩来？”还没等我回过神来，朋友继续打击我：“不过……”

我问：“又不过什么？”

“不过不是副县长。”

“那是什么？”

“市长助理，还不解决待遇……”

朋友终于以调侃的方式，把这个意外的结果残酷地告诉了我，我的心拔凉拔凉的。倒不是待遇不待遇的，问题是把我派去一个旅游资源贫瘠的地方，我能干什么？我来了情绪，立马拨通了章文雄局长的电话，明确告诉他我不想去。章局长把我狠狠地批了一顿：“人家巴不得你不去，想去的人多着呢。你以为人家县里欢迎你？县里面的官员一箩筐，就怕你们这种人去抢位置。如果你想证明自己的能力，就要往条件最差的地方去，越是条件不好的地方越好出成绩，一张白纸好画图，哪怕出一点点成绩就特别打眼。再说，书记放你下去是让你做事去的，是考验你能不能当官去的，只有组织上发现你比县里面其他官员更能够做事的时候，才会考虑让你留下为官！去了江南你还有机会，假如不去就连机会都没有！去还是不去，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张书记那边是支持你的，你不要给张书记丢脸！”

局长的一番话点醒了我，越是安排得不好，我就越要去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一路上，我哪里还有心思游山玩水，我老是在想，是不是真如我的朋友劝告的那样，因为我没有去“跑跑”，所以才出现了这样一个“动”而“不动”的结果？

4.这个谜我一直猜了三年，但猜来猜去都没有猜透。圈内有一个朋友透露说：“当年组织部考察你的时候，内部有争论，大多数人认为‘一个自筹自支二级机构的负责人，凭什么一步登天派到下面去挂副县长？他的能力强不强谁都不知道，会说会写不一定会干，还是先让他到正科级的位置上锻炼锻炼吧，是骡子是马先蹓蹓再说’，可是，放下去干什么职位呢？总不能挂个局长吧？有人就提出来：‘让他到江南市去挂个市长助理吧，蓝墨县挂职的太多了。’有人马上反对：‘县长助理这个职位上面早发文件取消了，不准设了。’领导表态：‘临时设一设，没什么大问题。’”

这就是讲究，既落实了领导的精神，又平衡了组织部官员们失衡的心态。

于是一锤定音，我便被派到了一个郁闷的地方，挂任了一个郁闷的职务。

组织上安排我去江南挂职，临行前张书记找我谈话。张书记工作很忙，能够抽出时间亲自与我谈话，这让我很感动。谈话时，我委婉地提到了江南那边旅游资源贫乏，我去之后开展工作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希望将来张书记能对我的工作进行指导和帮助。谈话时间不长，二十多分钟，张书记说话言简意赅，精准到位。他说：“致远啊，你是一个有思想、踏实肯干的人，让你进入官场也不是我的轻率之举，组织部门观察了你很长时间，这次到江南去挂职，希望你能够踏踏实实地为老百姓做一点实事，干点成绩出来，在百姓眼里我们是当官的，但在自己眼中我们是为百姓服务的，百姓需要的就是能为他们办事儿的实干家，而不是官油子。”

我说道：“张书记，您放心，旅游是我的专长，到了江南，我会想办法把那里的旅游产业好好搞一搞的。”张书记点点头：“那你去吧，要与那边的领导干部相处好，以后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就提出来吧。”

对于我的下挂，旅游局像过节一样重视。章文雄局长说：“你是我们旅游局自成立以来第一个被组织上下派到县里挂职的年轻干部，前途无量。为了表示对你的重视，也为了给你撑撑面子，我派李辉和赵良两个副局长送你，待你安顿好以后我再单独去看你，如何？”

“章局，您安排得如此周到，我感激涕零，也由衷地谢谢您这几年对我的栽培。”我诚恳地道。

于是，公元2005年8月3日，一个十分炎热的晴朗之日，云梦市委组织部干部二科一位副主任科员，在旅游局两位副局长的陪同之下，送我踏上了前往江南的挂职之旅。车行途中，那位江南籍副主任科员调侃我道：“宁市长……助理，此去江南有何感慨？”

我出人意料地答：“有一种挨打的感觉。”

他很疑惑，追问道：“此话怎讲？”

我反问：“你身为江南人，难道就没听说过‘挨打’的典故？”

他很尴尬，答：“愿闻其详。”

我向他详细介绍了江南市的一些历史典故，并跟他讲了关于更改江南市名称的一些曲折故事。我的介绍让那位副主任科员大开眼界。他笑道：“进入角色蛮快呀，你从哪里得来了这些信息？”

我笑而未答。

其实，这并不神秘。某位领导到一个新地方履职之前，都会有许多当地官员以各种借口主动找上门来介绍那里的情况，以表忠心。当然，介绍得最为详尽的还是当地的人脉关系。对待这些人，不同的领导往往以不同的态度视之。绝大多数领导虽然从骨子里鄙视他们，但在内心里却需要他们。这些“内线”、“棋子”，就像大明王朝时期暗布的“东厂”或“西厂”特务，从他们的殷勤“汇报”中，领导可以掌控许许多多无法掌握的秘密信息。还有一部分领导因为升迁所需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段，所以对他们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比较看重的也就是这些人。剩下极少数像我这样比较另类的人，处理方式则较为激进，不仅不会提拔、重用他们，还会在公开场合将他们跑官要官的丑行当典型进行批判，警示大家引以为戒。第一位光顾我家的那位干部，后来就被我拿到大会上给曝了一次光……

我了解江南，其实并不是通过上面那种阴暗的渠道。网络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什么信息都可以查到。在我的想象中，距云梦市区42公里，素有“鱼米之乡”、“茶叶之乡”、“竹器之乡”、“浮标之乡”、“有色金属之乡”美誉的江南，应该是一座风景优美的现代化工业城市。它地理位置优越，京广、京珠、武广高速穿城而过，长江黄金水道依境东流。

然而，我在网上查到的关于江南的种种情况，却让我大跌眼镜，一个财政收入不足三亿的县级市，与兄弟县市相比，差距太大，而且社会问题重重。

我找出江南的典籍从文化的角度撕开一角，处处皆能发现“文化挨打”的痕迹。

5.首先，她缺少文化地理坐标。一座不缺历史但无地标的城市，浑浑噩噩地走过了一千多年，在以文化为代表的软实力竞争中如何不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其次，这座城市还存在严重的地域性格缺陷。第一个光顾我家的干部，一见了我的面就对我说：“我们江南人喜欢告状，‘喜诉讼，好斗殴’是写进了县志的，您要严加提防！”后来我到了江南，发现当地人都喜欢重复这个句子，似乎“‘喜诉讼，好斗殴’写进了县志”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这种性格体现在经济行为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无休止的跟风内斗。江南的茶叶曾经远销蒙古、俄罗斯而闻名天下，茶农们为争抢市场份额，牟取暴利，纷纷往茶叶里掺树枝、牛粪，一时间砸了牌子，将市场拱手让给了别的省市。江南的浮标曾经名扬四海，有“威海的杆江南的标”之说。由于行情好，江南的浮标老板相互压价，过去一百多块钱一支的标被压到了七块钱，浮标产业霎时崩溃……

江南人还有一句来客必做宣扬、敬酒必用的句子：“一lia子”，俗称“一江南单位”，即“一丁点”的意思。云梦市委书记张文昊到江南视察，江南当地领导敬酒：“给您只加一lia子。”张书记揶揄道：“江南人总是喜欢说一lia子一lia子，什么时候能够变得大气一点？”

张书记一语点破了问题的实质。文化胸怀的广度，决定了经济思维的宽度。江南总是把经济落后归罪于云梦市把大型国有企业云炼、南化划给了大厂区，却从来不从文化层面去进行反思。云炼、南化的划出，固然影响了江南的发展，但不能够成为永远的借口。为什么江南在经济上处处被动挨打？有两则坊间传说很能说明问题。一则说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云岭炼油厂想把生活区建在江南，江南的领导说：“不行不行，上万人吃喝拉撒，得好多柴米油盐对付，莫把江南的物价搞高了。”结果，这个项目建在了长河经济开发区。

还有一则与啤酒有关。有一位福建人想在江南建一家年生产规模10万吨以上的啤酒厂，江南的主要领导闻讯后，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年产10万吨？那要耗掉我们江南多少水？我们月谷水库的水自己喝都不够，还要保云炼，不要不要！”福建老板一转身，将酒厂落地在了河西县……

文化的被动必然导致经济的挨打，经济的挨打很大程度上源于政治的混沌。很多年以前江南就是选举“重灾县”，这里曾经发生过震惊全国的唯一市长候选人落选“事故”；每次换届，从票箱里跳市长是经常上演的保留节目。跳出来的多，落马的也多。所以，云梦的市直机关干部，大多不愿空降“江南”，就怕换届落马。

离江南的地界越来越近了，我没有一丝激动，反倒十分忐忑。一个政治生态如此恶劣的地方，是福是祸，对我而言一切都是未知数。江南市委组织部长在一家简陋的餐厅里和我们见了面。开饭前，云梦市委组织部干部二科的一名副主任科员，拿出文件例行公事般念了念，江南市委组织部长表示礼节上的欢迎，鼓掌之后端起酒杯就算办了交接！

当我见到市长柳博温时，已是一个月以后的事儿了。

按照政府办的安排，我在家休息了一个星期。在赴任江南之前，我给政府办主任老童打过一个电话，老童态度有些漠然。我问他：“住的地方安排好了没有？”他有些不耐烦地答：“你来了就知道了，给你安排了一个最好的地方，住在市长楼下。”我迟疑片刻，又问：“我需要带铺盖行李吗？”他回答：“你带也可以，不带也行。”说完，挂了电话。

我如刺鲠于喉般难受。

我当然不可能带铺盖行李。按照一般惯例，赴任履职的干部报到的时候，如果住房没有安排好，就会先安排到县委或政府招待所小住，如果没有招待所的，就在当地最好的宾馆包一间房，一直住到腾出住房为止。这个时候是当地干部和新任领导加深感情的最佳时机：先入为主，门好进。坊间经常会传出某某领导和宾馆的服务员或大堂经理有染的传闻，如果属实，一般都萌芽于这个阶段。好在我到江南去的时候，县里的招待所刚刚改制变卖，政府办又想省钱，加之我这个“空降官”是职级最低的，所以省去了这一段经历。

这次我到政府办去报到，连老童的面都见不到了。他派了个副主任接待我，那人带我去看房，房子就在政府大院边上，一栋两层独立小楼。上面一层住着市长柳博温，下面一层被隔成了许多间供司机保安居住。分给我居住的那间房是用三胶板从市长司机住房中间隔出来的，间隔没到顶，垫个椅子即可从门外翻进房内。

在我搬离那间房子之前，我经常忘记带钥匙，采取的就是这个方式进门。厕所在走廊上，是临时改建的，一面是墙，两面是窗户，用报纸一糊帘子一拉，既当厕所又当浴室。看着这一即将供我拉撒的地方，我突然想起老童的那句话来：“给你安排了一个最好的地方。”我很纳闷，不知道好在哪里。想了半宿，似有所悟：楼上住着市长，对溜须之徒而言，的确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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