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卡拉汉一人独睡，起床很晚。昨晚他早早上床，头脑清醒，一人独眠。他已一连三天取消上课。今天星期五，明天就是罗森堡的丧礼，为了对他的偶像表示敬意，他不可讲授宪法。直至亡灵安息妥贴。

他煮了咖啡，穿一件睡袍坐在阳台上。温度在七十度以下，入秋以来第一次寒流来了。下面是熙熙攘攘、生机勃勃的多芬街。他对街对面阳台上的一个不知名的老妇点点头。波旁街离开这里一个街区，旅人游客都已带着地图和相机走上街头。天亮的时候在法国区是见不到人的，但是时近十点，狭小的街道上便已车来车往一片繁忙了，有送货车，也有载客的小汽车。

像这样很晚起床的日子很多，在早晨这个时光卡拉汉特别珍惜他的自由。他从法学院出来已经二十年，他的当年同窗大多数都束缚在压力沉重的法律工作里，每周苦熬七十小时。他也曾在私人事务所里度过两年。首都地区一家有二百名律师的大公司，在他甫出乔治城法学院的大门便雇用了他，让他写案情摘要，写了六个月。然后他又被安置了一个工作，专门答复关于子宫内避孕器的正式讯问，每天十二小时，有时还得做到十六小时。他还得到指点，如果能够在今后的十年里做完二十年的工作，就有希望到了筋疲力竭的二十五岁时成为公司的合伙人。“卡拉汉想要活到五十岁出头，所以便从私人执业的苦役中告退。他熬得一个硕士学位，当上教授。他睡到日高三竿，每天工作五小时，偶尔写篇文章，大多数时间都让自己过得快乐逍遥。没有家室之累，他的七万元年薪负担一幢两层楼的矮檐住房、一辆保捷时汽车以及美酒是绰绰有余了。如果死神提早光临的话，那是因为威士忌酒，而不是因为工作。”

他是作出牺牲的。他的许多法学院出身的朋友都是大公司的合伙人，信纸上印着花里胡哨的头衔，一年挣上五六十万。他们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以及大保险公司的经理们平起平坐。他们跟参议员们拉拢结交。他们在东京和伦敦都有事务所。不过他并不羡慕他们。

他有一个同学好友名叫加文-维尔希克，也是从私人开业打退堂鼓而进入政府机关工作的。他先在司法部民权处工作，后来转入联邦调查局。现在他是局长特别顾问。卡拉汉星期一要到华盛顿去出席一次宪法教授会议。他和维尔希克约好了当天共进晚餐畅饮一番。

他得去个电话把他们的吃喝落实一下，并且从他的脑子里掏点儿什么。他不看本子就拨动电话。电话接通了又转，他花了五分钟才找到加文-维尔希克接电话。

“快说，”维尔希克说道。

“很高兴听见你说话，”卡拉汉说道。

“你好吗，托马斯？”

“现在是10点30分。我还没穿衣服。我坐在这儿的法国区喝咖啡，观看多芬街上的行人。你在干什么？”

“神仙生活，我这儿已经11点30分，自从星期二早上发现尸体以来我还没有离开过办公室。”

“我真受不了，加文。他会提名两个纳粹。”

“是吗？当然，我的地位不许我议论这样的事情。不过我猜想你是说对了。”

“猜想个屁。你早就见到提名名单了，是不是，加文？你们一伙人已经在核查出身背景，不是吗？说说看，加文，你可以告诉我。名单上有谁，我绝对不说出去。”

“我也不说出去，托马斯。不过我可以肯定告诉你——你的大名不在其内。”

“我可伤心啦。”

“姑娘怎么样？”

“哪一个？”

“说吧，托马斯。姑娘？”

“漂亮出众，温柔优雅——”

“说下去。”

“谁杀了他们，加文？我有权知道。我是纳税人，我有权知道是谁杀了他们。”

“这姑娘是什么名字？”

“达比。谁杀了他们，为什么？”

“你老爱挑剔名字，托马斯。我还记得你丢掉几个女人，是因为你不欢喜她们的名字。她们是漂亮火热的女人，就是名字不好听。达比，有点动人性感的味道，好名字。什么时候我可以见见她。”

“不知道。”

“她住进你家了吗？”

“不关你的屁事。加文，听我说。谁干的？”

“你没看报纸吗？我们还没有嫌疑犯，没有。”

“你们肯定知道作案的动机。”

“动机一大堆。恨他们的人多着呐，托马斯。局长已经下令要我们核查一遍所有待审的案件、最近的裁定、表决时投赞成票和反对票的名单等等。”

“真了不起，加文。全国的宪法学者现在都成了侦探，全力侦破谋杀案子。”

“你知道不？”

“不。我听见了消息便喝得大醉一场，不过现在已经清醒。姑娘倒好，钻进书堆研究起来了，跟你们干的一样。她把我丢下不管了。”

“达比，好名字。哪儿人？”

“丹佛。我们星期一见面吗？”

“也许。沃伊尔斯要我们日夜不停直到计算机说出半是谁干的。不过，我打算跟你见个面。”

“谢谢。我想要的是完整的报告，加丈。不是道听途说的东西。”

“托马斯，托马斯。你老是刺探消息。我呢，一如既往，无可奉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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