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斯先生不在。”她说。

“那他什么时候在呢？”我不客气地问。

“他度假去了。”

“很好。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清楚。”她说。我挂断电话。度假要一个月，然后变成公休假，然后是请假外出，最后被逼得没办法只得承认钱斯已被解雇。

我早就怀疑他不在公司了，这个电话证实了我的猜测。

过去七年来公司就是我的生命，因此不难预测它的行动。它的狂妄自大不容许别人损害它的名誉。

我们一递交诉状，我怀疑他们就从布雷登-钱斯那里得到了真相。是他自己主动坦白，还是他们刺探出来，这一点无关紧要。他从一开始就撒了谎，致使整个公司如今受到起诉。也许他向他们出示了赫克托备忘录的原件，连同朗蒂的房租收据；更有可能的是他早已毁了这些，被迫说出他所隐瞒的一切。公司——阿瑟-雅各布斯和董事会——最终得知了真相。疏散住户是不该发生的，代表河橡公司的钱斯应该用书面形式中止口头租房协议，并提前三十天通知租住户。

三十天的延迟会妨碍邮政大楼的开工，至少对河橡公司来说是这样。

而三十天的缓冲期将使朗蒂和其他房客安全度过冬季最寒冷的日子。

钱斯被迫离开了公司，毫无疑问他的股份被高价买断。赫克托可能飞回总部做了简单的汇报，既然钱斯已走，赫克托可以说出真相以保全他的职位，他当然不会透露与我的接触。

关起门来，董事会面对着事实，公司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曝光。拉夫特和他的律师小组设计了应对之策。他们会强烈反对伯顿一案援引德雷克和斯威公司尼的失窃文件。如果失窃的文件不能作为呈堂证供，那么这桩官司就不应受理，从法律的角度看这一点完全成立。

然而，他们还没来得及实施他们的计划，报纸就介入了，许多证人被发现，他们能够证明受文件保护的同样的事实，我们能够在不考虑钱斯掩盖的事实真相的情况下证实我们的指控。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一定乱成了一团，四百名咄咄逼人的律师决不甘心三缄其口，公司免不了要生内乱，把我换作他们，面临着公司其它部门引起的类似的丑闻，我也会挺身而出，搞它个水落石出，摆脱新闻界的纠缠。采取“鸵鸟政策”是行不通的，《邮报》的曝光只是正式审判的一个样板，而正式审判要等到一年以后。

还有来自另外一方的压力，文件中没有表明河橡公司对占住者的了解程度。事实上钱斯和他的客户之间并无多少联系，表面上看来他只是执行指令，尽快办成此事。河橡公司施加压力，钱斯在前面冲锋陷阵。

如果假设河橡公司不知道疏散是非法的，那它就有权控告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它雇公司为它干活，活儿弄成一团糟，而过错造成的损失却要由客户来承担，有三点五个亿做后盾，河橡公司有足够的力量迫使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弥补过失。

其它的大客户也会有意见，“究竟是怎么回事？”公司的每个股东都能听到这些大主顾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在你死我活的商界里，其它公司的贪婪成性者工准备伺机而动。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注重自己的公众形象和知名度，所有的大公司莫不如此。没有一个公司能承受加在我的前东家身上的打击。

国会议员伯克霍尔德复原得很好。手术后的第二天，他在精心布置的场景中会见了新闻界，他们推着他的轮椅上了医院大厅内的临时演讲台，在他的漂亮的妻子的搀扶下他站起身来，并向前踏了一步，开始演讲，他凑巧也穿了一件鲜红颜色的山地人运动衫，脖子上缠着绷带，左臂上悬着吊带。

他宣称自己仍然活着，而且状态良好，过不几天就要回国会山办公，并向印第安纳州的家乡父老们问好。

在他感觉最好的时刻，他提起了街头犯罪和各个城市的治安状况日渐恶化的问题（他的家乡有八千名无家可归的人）。首都的状况如此之差简直是个耻辱。因为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他决定从现在起投入大量的精力整顿街头的秩序，他发现了一个新目标。

他胡扯了一通要控制枪支的使用和建造更多的监狱。

这次枪击事件一时间给华盛顿警方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清理街头，参众两院的议员们聒噪了一整天，抱怨华盛顿市区的不安全，结果傍晚时分又发动了一次大扫荡。国会山附近的每一个醉鬼、乞丐、无家可归者都被赶得更远，有些被逮捕，其他人则被装进囚车，像牲口一样被运到更远的居民生活区。

晚上十一点四十分，警察赶到位于东北区罗得岛街与第四大街交界处的一座酒吧。吧主听到了几声枪响，当地的一个流浪者报告说看见一个人被击倒。

在酒吧旁的一块空地上，碎石乱瓦堆的背后，警察发现了一具年轻的黑人男性的尸体。血还是热的，正从脑袋上的两个窟窿中汩汩而下。

稍后发现死者是基托-斯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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