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占领徐州后，近卫对陆军的压力作出反弹，将强硬派领导人陆相杉山元和外相广田赶出内阁，起用对军部有影响力的板垣征四郎任陆相，宇垣一成任外相，荒木贞夫任文相。企图恢复对内阁的领导能力，但这三个也不是什么和平分子。对于日军而言，战争的接连胜利进一步激发了军队对中国的蔑视和对武力的狂热。早在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大本营就开始研究所谓“攻占汉口作战”。日军参谋本部情报部对于攻占武汉的建议是:从历史看，只要攻占武汉，就能支配中国，通过武汉会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大半的目的，只要控制了武汉，即可以把蒋政权逐出中原，“使蒋政权降为地方政权”。1938年3月31日，近卫内阁公布战时法律“国家总动员法”，动员全国人力物力为法西斯的总体战效劳。1938年5月徐州会战一结束，日本方面即决定于当年秋季进行“汉口作战”:所有在中国大陆作战的部队停止回国调动，国内继续动员增兵40万人，并拿出32.5亿日元的作战费用预算。

日军规模庞大的“汉口会战”的另一个目的，正如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在武汉会战前的御前会议上所说，为了给国民政府最后致命的一击，迫使中国投降，不愿再见到“帝国雄狮百万受制于中国”。为此，日本“陆军为汉口作战倾注了全力，没有应变之余力”。连用以进攻武汉的10个师团都是当年开始扩编的。据战后发现日军文件证明，连日本本土仅留的一个近卫师团，也待命随时增援武汉会战。

“中国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压迫到最后限度。”蒋介石由此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话，誓言“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国民政府调集全部海空军以及陆军120个师总兵力约110万人，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直接指挥。然而与淞沪、南京会战不同的是，蒋介石在1938年2月发表的《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中称:“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要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因兴亚院总裁宇垣遭到军部排挤，九月末突然辞职，近卫想通过改组内阁控制军部的目的落空。近卫开始认真考虑总辞职问题。同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中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日军的速决战美梦破产了。为此，近卫在11月3日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把对国民党政府打击为主的策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以“共同防共”，“建设东亚新秩序”等口号向国民党诱降。1938年12月，与蒋介石对立的汪精卫逃到日本，12月22日，近卫又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著名的“近卫三原则”，即“亲善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近卫以“事态进入新阶段”为由，于1939年1月4日提出总辞职。对于他的辞职既可以说是由于他被人嫌弃，也可以说是因为他本人感到领导能力已经到了极限，或者说是不负责任地不干了。被一般民众期待打破沉闷政治气氛的第一次近卫内阁没有完全燃烧就熄灭了，辞去首相的近卫和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对调了位子，担任枢密院议长。

编辑本段树立近卫体制

近卫辞去首相职务后，旋就任枢密院议长，并在平沼骐一郎内阁任无任所大臣。平沼内阁由于意外遭遇苏德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事态，经过7个多月就下台了，继任的阿部信行内阁也仅维持了5个月，然后是海军大将米内光政组阁。1939年9月1日，希特勒闪击波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随后不到一年时间里席卷整个西欧。德军的辉煌战果极大地刺激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日本帝国王义者对侵华战争的僵持局面极为不满，急于扩大战争规模，他们强烈要求铁腕人物出马组阁，调整日本的战略。为此不惜搞垮了反对与德、意结盟的米内内阁。

第一次内阁时期因受到军部压力而心灰意冷的近卫在辞职后致力于新体制运动，政友会等政党相继自动解散，之后成立了大政翼赞会，确立了举国一致体制。在得到广泛支持的背景下，象是再做一遍梦一样，第二次近卫内阁于1940年7月22日成立。近卫再次担任首相。与其说是近卫谋求当首相，不如说是机会等待着他。

近卫的基本政策方针还是在其《排除英美本位和平主义》论文的延长线上，即通过强化日德意三国枢心和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与英美进行对抗，从这一点上讲近卫的政治倒是一以贯之。这次内阁近卫主要靠两个人物，一个是陆相东条英机，一个是外相松岗洋右，前者是狂热的扩张主义者，，强调闪电效率，素剃刀东条之称；后者是老牌殖民主义者，能言善辩，被称为说话机器和五万言先生，这两人成为近卫制定和推行军事侵略和外交政策的左膀右臂。7月26日，近卫在内阁会议上确定《基本国策》，提出要“建设以日本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大东亚新秩序”。为达此目的，在国内确定“发挥国家总体力量的国防国家体制”，对外推行南进政策并强化与德意的联盟。10月12日，近卫建立“大政翼赞会”并自任总裁，声称“大政翼赞会”仅作为辅佐天皇的政治组织，而不作为政党，不论军阀或官僚均可加入，以此扩大其政治基础，减少军人和官僚的对立，实现国内政治的一体化，强制取缔日本国内各政党和团体。要职分别由宫廷贵族、军政官僚及法西斯分子头目担任，并在各都、道、府、县设立支部，由当地知事任支部长，将居民编入“邻组”组织，实行严密的法西斯主义统治。完成日本式的法西斯化。

近卫内阁还在1940年12月6日设立情报局，以此箝制人民的思想和言论。由于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在西部战线取得胜利，在日本，以陆军为中心，政策强烈向德国倾斜。1940年9月27日，日德意三国在柏林签署三国同盟条约。第二年4月，松冈外相在莫斯科与苏联签定日苏中立条约。松冈等人一直想把苏联拉入三国同盟，发展成为四国同盟。在1941年4月13日与苏联签订“日苏中立条约”。

但是当时的苏德关系正从“互不侵犯”向“战争”发展，松冈和外务省对此竟毫无察觉，可谓责任重大。对于三国同盟，以海军中的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为首的政界、官界、财界有很多人执反对意见，但都无法改变时代潮流。近卫也开始认真摸索修复日美关系。松冈不在日本的时候，日美曾在私下进行过接触。松冈从莫斯科回国后得知此事，再次对美奉行强硬政策，近卫内阁的对美交涉无果而终。近卫以总辞职的方式与松冈同归于尽。1941年7月18日成立了第三次近卫内阁，丰田贞次郎担任外相。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发动侵苏战争，并在战争初期取得巨大胜利。德军的军事冒险一再得逞，这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十分眼红，南进的心情空前迫切起来。7月2日。近卫主持的御前会议决定以全力向东南亚扩张，“不惜与英美一战”。近卫内阁为日本铺好了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

为配合“南进”方针的落实，近卫展开外交攻势，加强了自1941年4月开始的以牺牲中国求得妥协为内容的日美谈判，企图通过谈判，一方面断绝中国的一个最重要后援，迫使中国早日屈服；另一方面为侵略战争赢得时间。但在谈判过程中，外相松冈洋右过于锋芒毕露，一味激化同美国的矛盾，导致美国决定全面中止对日本石油出口，冻结日本在美资产。为统一策略，摆脱松岗，近卫决定内阁全体辞职。

1941年7月18日，近卫组成第三届近卫内阁，原班人马就换了一个，起用预备役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代替松岗为外相，继续同美国谈判。9月6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如果到10月上旬外交谈判仍不能取得成果，则立即与美英荷开战。这个决议成了套在近卫内阁脖子上的绞索，决定了日本的命运。到了10月，日美谈判仍然陷于僵局。陆相东条英机主张停止谈判，立即开战。近卫认为立即同美英开战的条件尚不成熟，胜利的把握不大。东条英机作为立即开战派的代表人物向近卫提出：如果不按御前会议的开战决定执行国策，那么参与这项决定的近卫内阁就应该引咎辞职。由于东条的态度十分强硬，近卫内阁被迫辞职。和处理日中战争一样，近卫虽然高喊实现和平，但事实上局势却被引向战争的方向。近卫的政治完全象原田熊雄提出的“富士山说”所指的那样，近看粗糙不堪。

编辑本段日本第一蠢人

东条英机上台组阁后不久，便在1941年12月8日以偷袭珍珠港的方式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尽管近卫反对立即开战，但这绝不是说他反对战争，近卫三届内阁事实上已经将日本推上了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在东条组阁后，近卫向东条赠送日本军刀，作为对后者的鼓励。1942年元旦，日本在珍珠港大胜后，开局不错，当时的近卫被日本舆论称为“日本第一蠢人”、“战败主义者”。但日本的侵略战争很快便走向了失败。1944年7月美军占领塞班岛后，考虑到日本即将战败，他向内大臣木户幸一建议，撤换东条，成立停战内阁。在东条被撤换后，他在讨论下届首相的会议上积极发言：”宣称打败仗是可怕的事情，但革命却更可怕，打了败仗，过一段时间我们还能恢复，但是左派革命起来，却会破坏国体。“他甚至指责军部是赤色分子的大本营。天皇还要重用梅津美治郎等人，故而没有听他的，只是把一个退役的大将小矶国昭拉出来当首相堵塞舆论。至1945年初，狂妄的日本法西斯军队已经无法扭转败局。在这种形势下，近卫认为只有尽快结束战争，才能保存天皇制。1945年2月14日，近卫上奏天皇陈述此点。并考虑到天皇的战争责任，在战后留任天皇已不可想象，主张昭和天皇退位出家，有太子明仁继位，高松宫宣仁亲王摄政，但昭和顾左右而言他，仍想负隅顽抗，坚持“一亿玉碎，本土决战”。天皇甚至准备派近卫去苏联交涉，以求得苏联继续保持中立，但因苏联拒绝而未成行。

近卫文麿畏罪自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随即占领日本。17日，日本组成东久迩宫稔彦王内阁处理投降的善后事宜。近卫在内阁中任国务大臣，后来又在币原喜重郎内阁中任管理宫廷内务的“内大臣府御用挂”。他两次跑去和麦克阿瑟套近乎，说是左翼分子挑动军阀发动对美战争，造成日本革命的局势，忽悠的麦克阿瑟对他大为赞赏。委托近卫修改宪法。外相重光葵毫不客气的说：“东久迩宫和近卫都想逃避战争责任，想把挑起战争和虐待俘虏的责任说成与自己无关，坏事都是东条大将等统制派军阀干的。当近卫着手进行修改宪法的调查时，舆论哗然，纷纷指责近卫是战犯，如果让近卫公爵在战后不但没有受罚还在日本国内担当什么角色，无异于让吉斯林当挪威总统，让赖法尔当法国总统，让戈林当欧洲盟军司令。占领军当局迫于舆论压力而于11月1日声明“没有委托近卫修改日本宪法的事实”，并废除内大臣府，11月19日，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传讯他，追究卢沟桥事变和谋划对美战争的经过，他大惊失色的对人说：“我恐怕也要作为战犯抓起来”。12月6日发出对近卫的逮捕令。天皇特使连夜赶来希望他能在法庭上洗刷掉天皇的战争责任，他苦涩着说：”为天皇效力我什么都可以做，但在法庭上我不可能说谎，作为战争指挥责任是是没法推脱的，总要归结到作为大元帅的天皇陛下，我觉得我无力替陛下辩护。接着他露出一个奇怪的笑容，我是不会忍受作为战犯受审的耻辱的。“1945年12月16日清晨，近卫文麿在被捕的数小时畏罪服毒自杀。遗书自称”对华战争之后，所犯政治错误甚多，对此深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无法忍受在美国人的法庭上受审“他”期待将来社会舆论恢复正常的时候，神的法庭会作为正义的判决。就这样，战犯近卫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了。不过，即使他不服毒自杀的话，作为发动全面侵华和法西斯三国协定的首要罪犯，等待他的极有可能就是法庭的绞刑判决。

编辑本段对近卫的评价

近卫文麿

近卫在总辞职前曾透露过“从政界引退后想成为一名僧侣”的意思。日本投降后，他自评道：“我是一个被命运摆布的人，战争前由于软弱而遭军部欺负，战争中被别人斥为和平运动家，战争结束了，我又成为战争罪犯。”

实际上不论是在战争前还是在战争中，近卫决不是“软弱的”，也不是“和平运动家”。他一生三次组阁，发动并组织了全面侵华战争，准备了太平洋战争，在建立和强化国内法西斯体制方面尤其别出心裁，什么国民精神总动员、持有国，、非持有国、新体制、大政翼赞、臣道实践、八纮一宇、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等等政治语言，都是他创造并实施的。他完全起到了军部法西斯分子起不到的作用，他亲手造就了日本战争机器，并使其象烈马一样狂奔。他的软弱就是没能阻止军部的独断专行，“和平运动”就是对军部妥协，其所谓的“和平行为”亦是为执行日本的侵略政策服务。他是一个没有西园寺那样的大局观和世界观，没有能力引导日本奉行与英美进行协调、与中国融合的外交政策的总理大臣。

在日本流传着“近卫文麿是富士山”的说法。这个说法源于元老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是第二次近卫内阁时原田在其内弟有岛生马家中对近卫的评价。当时他感叹道：“近卫这个人是个象富士山一样的家伙。”有岛的女儿晓子问为什么，他回答道：“从远处望很漂亮，但到了近处看就全是岩石，粗糙不堪。”原田含着泪说：“西园寺先生看着这样的人担任首相，真是很心寒呀。”

对历经三届的近卫内阁的评价直今仍存在两种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他没能阻止日中战争扩大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缺乏领导能力，负有很大责任。一种看法认为在当时军部的压力和民众的情绪支配下，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从受过法国自由主义熏陶、把和英美发展友好关系作为外交政策基础的西园寺的角度来看，近卫内阁与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德国、意大利结盟对抗英美的外交政策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容忍的。

编辑本段近卫文磨年谱

1891年10月12日出生于东京

1917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法学系

1933年任贵族院议长

1937年任首相（第一次内阁）

1939年总辞职

1940年任首相（第二次内阁）、大政翼赞会总裁

1941年任首相（第三次内阁）

10月总辞职

1945年任东久迩宫内阁无任所大臣

12月16日服毒自杀，5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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