Ｂ、我是在边远小镇上流窜摆摊的小商贩，每天早上六点钟起来搬煤气炉子，将几口袋板栗、干果装车，然后蹬上三轮，去人流热闹的路边抢摊位，预备随时让城管追。指着神圣的人民币发誓，我几乎从未离开过这座镇子，一年到头储藏在身体里的运动潜能和革命热情只在城管队员来的时候爆发。

我这个人比较脆弱，干什么都需要精神支柱，所以总是一边逃跑一边心内呐喊：“无产阶级战无不胜，你们这帮孙子追不上我！”何况我敢打赌这次被抓住，罚款会超过十张毛爷爷，为了留住口袋里的伟大领袖，我每次都能充分调动和发扬无产阶级的坚忍顽强，迎难而上，与百舸争流，坚持冲刺到最后！

Ｃ、我们在象牙塔之外相遇的可能性为零，他的生活已经习惯了两点一线，我也是两点一线，早出晚归，我们从不走偏一步。如果我不结婚没有孩子，就不会送孩子上小学，他来不来支教，我都不会遇见他。而他一辈子也不会知道，校园之外，仅仅越过两个十字路口，那破败的街头晦涩的巷尾里，世界上还有一个我。

现在我们认识了，可疑地对彼此一见钟情，然而我是学生家长，他是我孩子的老师，同时也是一位学生家长。此外最要命的，他是男人，我也是男人。

开玩笑吗？开玩笑吧！

我们家里接送孩子上下学都是我的任务。我每天早上7:30一切收拾停当了就出门，三轮车上捎带上俩儿子，先把小儿子送进幼儿园，然后送大儿子去小学校。我们父子俩，靠三个轮子在清晨冷清寂寥的公路上风驰电掣，我一边蹬车，一边陪儿子一起唱歌，有时候我叫他背首古诗。到了一截缓坡上，我屁股离凳，挺颈咬牙奋力蹬坡之时，这小子就在背后扬着小拳头呐喊：“加油，加油，爸爸加油。”旁边机动车道上一趟趟灰尘扑扑的公交车快速地经过。

有一天儿子指着开过去的公交车说：“我们学校的老师，都坐这个车去学校。”

我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一屁股坐回凳子上，终于蹬上这个坡了。上坡之后就是下坡，我长喘一口气，把着手刹控制速度，车子沿着坡道快速下滑，迎面而来的风吹得我满脸生疼。身旁的公共汽车仍然不断驶过，我突然意识到，这时候他总在某一趟车上。

我若有所思地望着才过去的一趟车，忍不住问儿子：“你们老师说不定就在这趟车上，你说他会不会从车窗里看见我们？”

“哪个老师？我们有李老师、吴老师、张老师、王老师、牛老师，哦，还有教体育的陈老师。”

我不说话了。

把儿子送到学校附近可以看得见校门口的地方，学校门口这时非常拥挤，全是学生和家长，还有不断进出的老师。

我实在想挤到校门口去碰一碰运气，也许恰好撞上他，我们彼此溜上一眼，幸运的话也许我还能大起胆子与他打个招呼，然而我自惭形秽，不敢去碰这个运气。我很怕他这时候看见我，我蹬着一个破平板三轮，三轮车上堆满冒尖的板栗，拉着煤气罐和铁锅，还有几口袋干货，穿得不够干净体面，我这副形象还是少去丢人现眼为好，尤其是在他的面前。

于是我把三轮车停在路边大树下，远远目送儿子蹦蹦跳跳地进了校门，内心犹豫了半天不敢下车，屁股一刻都不敢离开三轮车的座椅，最后纠结着掉转车头，蹬车离去。

我像往常一样去熟悉的街头巷尾摆摊，百无聊赖等待顾客光临，和旁边卖水果、卖蜜饯的吹牛，跟他们把闲话说尽了，还在没事找事，穷搜枯肠地找黄段子来逗笑，最后连黄段子都讲不出来了，就叉着腰盯着面前的街道，每当有人路过，接近骚扰式地喊住人家，问要不要来点板栗。搞得隔壁卖水果的阿叔都怀疑起来，说：“你小子今天特别起劲卖力。”

“没什么，我就是尽量一刻也不想让自己闲下来。”

我表面上平淡无奇地说。阿叔体会不到我这句大实话之外，已然存上了心事，我的心事就是想他。我从未体会过思念，也无法请教旁人，像这样他的样子和那些关于他的细节，老是缠绕在心头，唯有忙的时候才能忘记，一旦空闲下来就会想起，是否代表我中毒已深。

而我究竟是怎样在不知不觉中被他迷得神魂颠倒，步步深陷？我抽丝剥茧地去想，妄图捋出一条脉络清晰的线索，然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脑海里一团乱麻，直到头疼欲裂。

我只记得学校每天下午4:30放学。

是了，就在开完家长会的第二天我按时去接儿子，低年级的学生排着队在老师的带领下走出来。一年级的两个班先集结，老师送他们到校门口，这群小东西见到大门外自己的家长就像猴子出了笼，一窝蜂扑出。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内，所有一年级都被家长接走了，动作堪称迅速。二年级的学生开始排着队走出来，同样是老师带领他们。

最先出来的是二班和五班，跟着是一班和四班，最后是三班。

这时我又见到了他，他领着一群小家伙，走在最前面。我挤在一堆等待接孩子的家长中间，第一眼就发现他和昨天不大一样。首先，他今天换了发型，原来差不多齐肩的长发剪短成精神十足的板寸，使他整个人看起来英挺爽朗；其次是穿着，他一身白衬衣加牛仔裤，马丁鞋，围在脖子上的黑色围巾，点缀在衬衣口袋前的襟花，显然都精心搭配过。

他领着孩子们向我走过来，从校园中间那棵大榕树到校门口只有短短十几步，可是他一连三次地把头撇向旁边，偶尔回过头来与我目光接触，就已暗暗地把我从头到脚地一溜而过，我注意到他掀起的嘴角，注意到他的目光落在我沾满油腻的回力鞋上，又溜回我的脸上。他走拢来，在离我三四步的地方停下。他回过身去调整孩子们的队伍，叫他们“排成一路纵队。”然后面对家长们，微笑着说：“今天孩子们情况都不错。”唯独没有对我笑，也没有看我，“家长们可以把各自的孩子接走了。”

孩子们一窝蜂涌出校门，扑向自己的家长。

我接到了儿子，把他肩膀上的小书包取下来背到自己肩头，不过是个取书包背书包的过程，然而我莫名其妙地将动作放得很慢，只想在校门口多站一秒是一秒，我无中生有地蹲下来替孩子整理衣帽，拍打他身上不存在的灰尘，刻意拖延时间。同时瞟到他在校门里，被几个学生家长包围，问东问西。他侧身背对着我，跟家长们交谈几句之后，突然回过头来。他大概以为我已经走了，没想到一回头就看见了我还站在校门外，正在埋头跟儿子说话。他好像受到惊吓一般，马上扭回头去。他一定以为我没有发现他回头，其实我眼皮子底下都瞧见了，却假装没有发现。

我想在校门口继续盘桓，但没有盘桓的理由，我想一步跨过去找他说话，但我无话可说。

明知他现在背对着我，但我头也不敢抬，一边问儿子“我们走好不好”，一边扳转他的小身板，牵着他离开。

我带着儿子穿越两个十字路口，回到我的摊子上。我给他两条板凳，一条放倒了让他坐，一条给他当“小桌子”。我在旁边守着儿子趴在板凳上做作业，儿子的字写得歪瓜裂枣，远看一团黑色的蚯蚓盘踞在书本上，近看一只只斗大的蚂蚱被强塞进田字格里分崩离析。

儿子在问我某个生字的拼音是前鼻韵还是后鼻韵，我很不耐烦，我搞不清楚这个，凶巴巴地命令他：“自己翻书。”然后塞给他一本语文书。我整个人心思不属，躁动不安，就在把教科书递给儿子的时候，突然福至心灵，产生了一项自大的怀疑：他是不是为我换了发型，还着意打扮。我知道这样想自我感觉太良好，不，纯属自作多情得过份，但我忍不住要去这样想，并且心中怦怦而跳。

但很快我否定自己的想法，并千方百计找理由劝服自己，他吹剪头发，衣服上多出来的小细节都与我无关。

“开学了，老师的头发不能留得比学生还长。”

“老师需要注重形象，打理得干净漂亮很正常。”

然而这些合理的解释又反过来令我万分沮丧，远不如他是为了我才改头换面来得激动人心，荡人魂魄。我奉劝自己不激动人心的往往才是真相，不要多想、不要多想。下一秒钟我憎恨自己头脑清醒，反正没有人会知道，难道就任情幻想一次不行吗？就当他是为了我，就当我对他有莫名其妙的影响力。但是我知道不能任性，不能胡思乱想，一旦沉迷于幻想我就会无法自拔，越陷越深。

差不多4:15的时候，我把摊子拜托给水果阿叔照管，我说我要去接孩子了。我取下腰上系的围裙，脱掉手肘上的袖套，用围裙反复掸干净浑身上下的砂灰，十指插进头发里乱扒了好几下，可惜不能洗个脸。我快步流星地赶去学校，在人丛里低头穿梭，经过一家时装店外面，明亮的玻璃橱窗中映照出我的脸，我见到自己皮肤粗糙相貌平平，满头满脸都被烟熏火燎得油腻腻的，第一次我很嫌弃自己为什么不能再长得好看些。学校就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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