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这儿就应该是抛尸现场了。”我站起来，打量四周，“他是在这儿被扔下去的吗？”

黄磊看着我，没吭声。

“那倒未必，”李忆农仍旧趴在石头上，看着下面的海水，“如果尸体是被小艇带过来的呢？”

当然有这种可能性。如果尸体是被小艇运过来的，抛尸地点应该就在下面的海面上。

从现场环境看，这是尸骸沉在此处水底的仅有的两种可能性。当然，前提是老张分析得正确，凶手在抛尸时，给尸体上缚了重物。

这会不会是案件的突破口呢？

观测站位于小岛的最高处，比栈桥处的建筑规模大很多。迎面左侧，是一座三十多米高的铁塔，上面安装着大大小小的天线，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设备；右侧是一个卫星接收器，巨大的碗状物斜斜地对着天空。

铁塔与卫星接收器之间，是一块平地。越过平地，则又是小岛标志性的白色建筑。迎面的是一排平房，与山下不同的是，这排平房只有门，没有窗户。我数了一下，一共有八个门，也就是说，这排房子有八个房间，他们看起来像是员工的宿舍。

在它的右侧，呈直角分布着另一排平房。后来我得知，他们是附属用房，包括发电机房、水房、厨房和卫生间。

和附属用房相对的，是一个要高一些的建筑，类似我上初中时学校的小体育馆。那是工作机房，观测站剩余的设备，都集中放置在那个大厅里。

这片建筑，应该就是我在海上远远看见的那片白色，我不禁又想起了那篇关于印第安岛的小说。

“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不建个围墙啊？”李忆农像发现了新大陆。

“围墙？”黄磊一愣，随即笑出了声，“这大海，不就是天然的围墙吗？整座岛，只有我们下船的地方能登岛，那儿日夜都有人盯守。想从其它地方上来，比登天还难呢！”

我想了想，也的确是那么回事。但外贼易挡，家贼难防，李远山不就是眼前的例子吗？

黄磊像是读懂了我眼神里的疑问，说，“建站二十多年，就出过这一次事儿。”

我摇摇头，转过身看向来路。虽然我们站在全岛的制高点，但因为有树林阻隔，视野并不开阔，我们上岛的地方，以及所谓海钓处，我们都看不见。

“上山就这一条路吗？”我问黄磊。

“树林嘛，你从哪儿走都是路。不过我们走的路途最近，好像大家也都这么走。”

对于我们的到来，观测站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吃惊的神情，就仿佛他们正等待我们一样。虽说岛上的人目前还未必知道谋杀的结论，但毕竟人命关天。

我和李忆农被安排到最右边的一间房，就是我猜测作为宿舍的那排平房，它的用途的确如此。其它的房间都有人用——观测站有七名员工，只空余这一间。

打开门，迎面墙上的中央，开着一扇窗户，正对大海。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观测站站长张罗着搬进一张折叠床，还拿过来几条毯子，权充床垫。

站长接近四十岁的样子，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黄磊介绍说他叫张海涛，听到这个名字，我心中暗笑，真不知每日在孤岛上聆听海涛的声音，是否和他的名字有关。

站长很热情，得知我们还没有吃午饭，亲自到厨房去做炸酱面，一边做还一边抱歉说岛上条件有限。

我们随意和他聊着天，让我感到幸运的是，现在在大陆休假的人，正是去年顶替李远山的人，也就是说，目前观测站里的六个人，都是原汁原味的老员工。

天佑我也，至少暂时不用考虑去大陆调查了。

观测站在岛上的六名员工分别是：

张海涛，三十九岁，本省人，大学毕业，观测站站长，离异，上岛十三年。

田博文，三十五岁，本省人，大学毕业，已婚，上岛十三年。

王新军，三十四岁，吉林人，大学毕业，已婚，上岛十三年。

魏安民，三十一岁，本省人，大学毕业，已婚，上岛八年。

许晓刚，二十九岁，湖北人，大学毕业，未婚，上岛五年。

刘亮，二十六岁，本省人，大学毕业，未婚，上岛三年。

岛上每日的工作分为三班，八点到下午四点为白班，下午四点到午夜零点为中班，零点到八点为夜班。因为工作的特殊性质，二十四小时都得有人坚守岗位。

每个班有两位员工，排班是历史形成的，没人去刻意安排，再加上每个月都有一个人在大陆休假，所以排班也不是固定的。

休息时，大家基本都呆在宿舍，岛上条件艰苦，除了观看电视，或是读书，没有更多的娱乐活动，有时大家也会下棋或打牌。

体育锻炼是每个人必须坚持的，当然，他们也就是在观测站附近活动活动。

他们与守岛的军人交往不多，除了必须的接触，他们很少往来。这个情况让我很奇怪，一个封闭的小岛，总共十几个人，却被人为地分为两群，相互隔阂，这无论如何也不应该。

李远山失踪时，刘亮正在大陆休假。

这些就是开会前我大致了解到的情况。

会议是在工作机房召开的，在那儿，我第一次看到了观测站的全体成员。田博文和刘亮正当班，张海涛和许晓刚马上接中班。魏安民也早就醒了，只有王新军是在床上被叫起来的，我们还等了他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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