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军争因素之外，导致张献忠所建立的大西政权失败，尚有着其他诸多因素。其一可归结为只会劫财，不会生财。
大西政权初立，宣布对西南各族百姓“蠲免边境三年租赋”，釆取严格的保甲法来稳定社会秩序。最初他依靠没收明官府和贵族的财产来支持财政，但在定成都后，急需修筑宫殿，而三国时蜀汉旧宫在张献忠初次入川时已烧毁，张献忠只能在蜀王府旧址进行重建，不久就耗尽了原先依靠没收明官府和贵族财产获得的钱财。为了稳定国家政权，张献忠必须学会从经济上管理国家，但他未能找到正确的方式。
为了解决大西政权财的政危机，张献忠先是设立铸钱局，铸造“大顺通宝”。但张献忠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恢复生产，他也不会组织民众从事社会生产。随着南明地方武装的重振，大西政权的控制区域日益缩小，川西州县居民“逃散殆尽”。张献忠发行的“大顺通宝”再多，有钱买不到东西等于废纸。
除了铸造“大顺通宝”外，张献忠尚采取劫掠四川富人钱财的手段，来获取金银珠宝。参有关记载：“籍富民大贾，饬各州群籍内富民大贾，勤输万金，少亦数千斤，事毕仍杀之”。“又拘绅袍富室大贾，罚饷银皆以万计，少亦数千，不问其力足否，事甫毕，则又戮之如初。”被后人所熟知的“敲竹杠”出典，当与此事有关。讲得是张献忠入川之初，富户害怕被杀，将自己的金银财宝藏入竹杠内封存，装扮成穷人，抬着这些竹杠准备出城，结果被张献忠发现，用刀将竹杠剖开，金银珠宝均散落地上，被张献忠所得。但是张献忠在四川劫掠的金银珠宝再多，由于四川社会生产力受到了严重破坏，这些金银珠宝同样也买不到粮食与其他军需物质，因此并无实际用处。
而有钱买不到到东西，又派生了张献忠入川后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即如何解决数十万大军的军需问题，说得通俗一些是士兵的吃饭问题。张献忠军队原是“因粮于敌”，“饥则聚掠，饱则弃余，已因之粮，不知稼穑，地生之利，未问屯种”。但既然川西州县居民“逃散殆尽”，无人从事农业生产，张献忠军队必然乏粮。无奈之下，张献忠只得继续采用先前的杀人掠货的方式来抢夺川民的粮食，称其为“打粮”，所谓“打粮”，亦派军队四出强抢民粮。《蜀乱始末》记载：“献贼每五日十日发人采粮。”甚至路上行人端着一碗米，也“杀而夺之”。这自然招致了川民的反抗。而川民反抗，自然得杀人镇压，而张献忠“好杀”、“残暴”之名由此更盛。“打粮”所招致的自然后果是：张献忠兵锋所过，大部分四川的农民都逃入深山，大片土地撂荒，“民遂不耕”。
张献忠军队“打粮”不着，遇反抗必然要杀人，这样使把大西军置于整个四川民众的对立面。史书称：“逆(张献忠)残暴日甚，人知必死，凡有险阻，皆举义旗”，“起义兵斩伪令者所在皆是”。“由是献贼图霸之心尽隳，剿民之心愈切”。以“蜀人德不知怀，威不知畏”，“是惟尽诛之，始不起义尔。”从而走上了一条以暴易暴的道路，“令闭郡邑城门，悉行斩戮”；“屠成都民于中园”；“其杀鳅奴死，雪鳅死，贯戏死，刳腹死，边地死。士尽矣，及匠佣，及妇女，及僧道，及兵卒。人尽矣，及犬牛。物尽矣，又焚其殿，碎其砌，毁其屋，堙其井，平其城。二年之间，骨积成莽，血流成渠。”
一说张献忠大肆杀人是为了解决军粮问题，亦即“由于粮食奇缺，张献忠的部队不得已而杀人充饥。”而参之史料记载，张献忠确有食人肉的恶习。如：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张献忠克武昌府城，俘楚王朱华奎，将其处死，与部下分食其肉。相关记载尚有：“张献忠入驻四川后，看见小孩子就蒸了来吃，看见妇女就带回军营，让部众轮流聚淫，末了还将这些妇女的小脚割了下来，聚成一大堆，号称莲峰；然后架火烧毁这些小脚，名为点朝天烛。”张献忠还“喜嗜人肉，每立其人于面前，割而炙之，一举数脔。又破黄州时，拆其城，役及女子，指甲尽落、血横流，拆罢仍杀之。”
综这些记载来看，张献忠确有杀人食肉的恶习，且其入川称王之后，仍未改除为盗贼时所养成的恶习。此外古时守城战争，城内粮食不足而杀人食肉的现象并非孤例。最有名的战例是唐张巡守雎阳事；此外李定国1654年三月围打广东新会之战，围城半年，城中清军粮草耗尽，下令屠杀百姓为食，“略人为餔食，残骼委地，不啻万余。”等等。但是问题在于：张献忠在四川大肆杀人，究竟是为了解决军粮不足问题，还是先天个性残忍、以杀人为快，则是另一值得讨论的问题了。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即当成都已成为无粮可吃的孤城时，为了避免被困死，张献忠必须率兵出川。当张献忠无奈之下准备携带已劫掠的金银珠宝顺长江水路出川时，却在彭山县江口镇“老虎滩”一带，遭到川西南明杨展军队的突袭，张献忠大败，千船金银珠宝大多沉落江中，张献忠被迫退回成郡，此事已见前述。
而在此后的许多年代中，人们都能从江口镇“老虎滩”处打捞上张献忠当年的沉银。最近一次是2005年4月20日，彭山县城建引水工程，施工队在岷江“老虎滩”河床上用挖掘机开挖铺设管道的沟槽时，一铲就铲出一捆共10枚银锭，银锭上铸造时打上的“崇祯十六年八月，纹银五十两”字样清晰可见。而2017年1月开始的彭山江口沉银水下考古工作，在为时两个多月的时间中，先后打捞出水文物超过1万件，确证了三百多年前“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的真实性。
当然张献忠在四川劫银，不可能都在江口之战中沉入岷江中，另一部分银两，当在张献忠凤凰山战役失败、被其部下在撤离四川的仓促过程中，埋入地下。迄今成都民间流传着一首民谣：“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传说说得是张献忠兵败退出成都时，把“大西国”的金银财宝秘藏起来，为了将来能找到所藏之宝，便设计了石牛和石鼓作藏宝记号，谁发现了石牛石鼓，就有可能找到“大西国”的神秘宝藏。一说是大西军士兵使岷江改道，在河床上挖深沟，埋入金银，上铸金属封盖，再恢复岷江旧河道等等。或许后人有一天真能找到这一笔巨额财富。
导致张献忠所建立的大西政权失败，除了军事因素与经济因素之外，张献忠的人格缺陷也可以归结为原因之一。亦即这位“八大王”缺少仁者之心，有着一般“山大王”共有的缺点，好淫，好杀，生性残忍。在旧史书、明清文人笔记中，留下了很多不利于这位“八大王”的记载。具体来说：
一是好淫，不尊重妇女人格。
据记载，张献忠原有妻室，在成都登基后，又从抢来的女人中挑选了300个，作为妃子，养在后宫。其中受到恩宠的约有二十余人，但这些女子在后宫中都只准穿上衣，不准穿裤子。此外，张献忠又阉割了一批孩子当太监。
张献身边的女人基本无好下场。参有关记载：“十三年闰正月，良玉击贼枸坪关，献忠遁，追至玛瑙山。贼据山拒敌，良玉先登，贺人龙、李国奇夹击，大败之，斩首千三百余级，擒献忠妻妾。”“十四年正月，……陷襄阳城。献忠缚襄王翊铭置堂下，属之酒曰：‘我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藩诛，王其努力尽此酒。’遂杀之，并杀郧襄道张克俭、推官邝曰广，复得其所失妻妾。”顺治三年（1646年）七月，张献忠为了北上陕西抗击清军，决定放弃成都，并“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他对孙可望说：“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汝终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一说是：张献忠把自己的数十妻妾和年幼的儿子统统杀掉。仅留了20个后妃。
张献忠的皇后姓陈，传为明末大学士陈演的女儿。其得已成为张献忠的皇后，参有关记载，其大致过程为：
崇祯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清晨，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前往景山自缢，明亡。李自成入住紫禁城，封宫女窦美仪为妃。从二十七日起，李自成军开始拷掠明官，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刘宗敏制作了五千具夹棍，“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烧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牵魏藻德、方岳贡、丘瑜、陈演、李遇知等，勋戚冉兴让、张国纪、徐允桢、张世泽等八百人追赃助饷。”“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在这一场浩劫中，京城京官或官属，死亡数约在1600余人。身为大学士的陈演，自然不免于难。而陈演的女儿则乘乱逃出京城，不知何因落入张献忠军中，被士兵献于大王。“十七年。献忠遂僭号大西国王，改元大顺，冬十一月庚寅，即伪位，以蜀王府为宫，名成都曰西京。”这样陈演的女儿便成了张献忠的皇后。
张献忠如此残酷地对待自己身边的妻妾，说明他毫不尊重妇女的人格，把身边的女人只是当做自己的玩物。当然陈皇后与幼太子，当时还是留了下来，据笔者考辨，她们死于后来大西军将领发动的兵变之中。张献忠如此残酷地对待自己身边的妻妾，自然削弱了他能够成为国主的道德形像。
二是嗜杀，这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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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张献忠败亡的直接原因。
前已述及，张献忠进驻成都后，为解决军粮问题，让士兵四出“打粮”屠杀民众事。但出自史书的记载，张献忠嗜杀，更多的是出自于发泄性恶的一种乐趣。据《明史》所记：献忠“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这无疑是张献忠自当山大王开始，留下的嗜习。
见于史书的记载：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张献忠克襄阳，将所俘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等处死。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张献忠克武昌府城，俘楚王朱华奎，将其处死，与部下分食其肉。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张献忠军占领杨嗣昌老家常德府武陵县，为清算杨氏父子及其家族“罪行”（实为报复报复杨嗣昌曾带兵追剿并十日，张献忠克重庆，擒从汉中逃来的瑞王朱常浩、巡抚陈士奇、兵备副使陈纁、知府王行俭等一批明宗室和官僚，均杀之。
崇祯十七年七月初四，大西军从重庆出发进攻成都，一路上先行招降，不降则发兵进攻。把顽抗的明军士兵剁去一只手，让他们通告全川各州县：“但能杀王府官吏，封府库以待，则秋毫无犯。由是所至官民自乱，无不破竹下者。”“搜求仕宦及起送卫所世职，皆杀之”。《蜀龟鉴》载：“致仕按察祖浩正衣冠，骂贼以死；致仕大理寺正王秉乾骂贼死；新繁诸费经世与贼将有旧，欲官之，以坚辞见杀；汉州诸生陈元鹏，贼执不屈
这里所述的，是张献忠如何杀戳自己的政冶对手。但见之于史料或民间的笔记，张献忠嗜杀，不只是杀自己的政治对手，同时也杀已归附自己的知识分子、降官降兵，对于不肯执行这一杀戳命令的己方将士，也一并杀戳。
《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流贼传》记载：“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丘冢。”
而据考，张献忠共搞过三次科举考试。张献忠的科举取士是带有强制性的。如果不去参加，便要受到严惩，“妻子没入营，十家连坐”。考试之后，“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以为秀才在乡造谣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蜀碧》引《寄园寄所寄》说张献忠开科取士得武状元张大受，“年未三十，身长七尺，颇善弓马……仪表丰伟，气象轩昂”。张献忠见后大喜，赏赐金银器皿并美女、田宅、家仆。然而不到三天，张献忠突然对臣下说：自己太喜欢这个状元了，一刻也离不了，必然要误大事，竟派人把这位新科状元连同其赏赐的美女、家仆一并赐死。张大受死得不明不白。顺治二年十二月，张献忠开设“特科”，前来赴选的进士、举人、贡士，被张称为“谋图不轨”，一次屠杀至少有5000人之多。
现存明清史料或文人笔记，尚记载了张献忠屠蜀或屠杀一般城镇时，不分男女老幼、职业特点，一并杀戳、烧屋的野蛮场景。
顺治三年（1646年），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率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张献忠的大西军。顺治四年（1647年）七月，张献忠撤离成都，北上与北清军作战。临走时下令屠城，并将全城放火烧得干干净净。沈荀蔚《蜀难叙略》记载说：“王府数殿不能焚，灌以脂膏，乃就烬。盘龙石柱二，孟蜀时物也，裹纱数十层，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同年十一月，张献忠正在西充屠城，大西军被清军包围，张献忠匆忙岀城迎战，被清将射死于西充县北的凤凰山。
《客滇述》记载：“贼兵之樵采（打柴）者，尽入城中，拆毁房屋以为薪。又发兵四出，搜各州县山野，不论老幼男女，逢人便杀，如是半载。八月，献忠毁成都城，焚蜀王宫殿，并焚未尽之民房。凡石柱亭栏，皆毁之；大不能毁者，更聚薪烧裂之。成都有大城小城，本张仪所筑，汉昭烈帝修之。甃以巨石，贯以铁絙，壮丽甲天下。宫殿之盛，亦不减京师。至是，尽为瓦砾矣。献忠又令其众遍收川兵杀之，及其妻子男女，惟十岁以下者仅留一、二。”十日，大西军驱赶百姓到成都东门外九眼桥屠杀，刽子手将要举刀时，天空忽响炸雷三声。张献忠怒斥苍天道：“你放我到人间来杀人，今天为什么用雷来吓我？”命令士兵驾起大炮，对天空连放三炮。这一天，被杀者无数，尸首塞满了河道，九眼桥下的锦江也因此断绝。《明史.流贼传》谓：“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
《蜀碧》记载：张献忠“年十五以上杀之，各路汇集所杀卫军七十五万，新军二十三万六千，家口三十二万。”《后鉴录》记载：张献忠“先检各卫军及在营新兵年十五以上杀之，会计各路所杀卫军七十五万有奇，兵二十三万有奇，家口不计，乃次杀民之诸生，释道及堪舆，医卜有材技者。凡三十余万，家口不计”。《后鉴录》又记载张献忠“四路屠蜀”：“自成都起由城北威凤山至南北桐子园绵亘七十余里，尸积若丘山。其妇不胜杀，则引絙而批于水。岁丙戍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杀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献忠自领者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不知也。”
2014年12月，在四川巫溪县古路镇玉家洞发现了当年张献忠屠蜀的遗迹，在山洞中，堆积着成千上万块人骨。据村里老辈人回忆袓辈相传的传说：张献忠曾率部转战大巴山地区，途经巫溪古路镇，杀人成疯，所经之处多有死伤状况发生。
另有明末遗民彭孙贻作《平寇志》谓：张献忠在安徽凤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士民被杀者数万，刨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庐舍二千六百五十余间。”是年张献忠攻克安徽和州，“是时杀戮惨毒，有缚人去淫其妻杀之者；有趋人父淫其女而杀之者；有裸孕妇共卜腹中婴儿男女刨验以为戏者；有以大锅沸油掷婴孩于内观其跳跃啼号以为乐者……所虏子女万千，临行不能多带，尽杀儿趋，暴残恒古未有。”另有《绥寇纪略》说大西军破武昌城后，将“男子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录为兵，余连项就戮，贼持刀者腕为脱，乃佯开汉阳门纵之去，门逼水，人嚣呼蹈籍，铁骑围而蹙之江中，自鹦鹉洲达于道士洑，浮胔蚁动，水几不流逾月，人脂厚累寸，鱼鳖不可食。”
这些记载，展现了张献忠攻城略地后肆意杀人的严酷性。据传张献忠在攻打渝城（重庆）时，在城外的庙里驻扎，强迫庙中和尚吃肉，当时有个叫破山的和尚说，只要大王攻城后不屠城，我就吃肉。张献忠答应了他。于是破山和尚一边吃肉，一边说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这便是此典的出处。但根据真实的历史记载，张献忠在打下重庆城后，未曾遵守自己的诺言，而是“尽屠其城。间有避匿得存得，查出复断其手”。攻成都，数日不下，攻陷后“屠城三日，贵贱同尽。惟少艾妇女为营伍所匿者暂得免。”
而据有关记载，张献忠的严酷杀戳手段，不只是用来对待政冶对手、被强返参考的书生、被攻克城市中的普通民众，同时还被用来对待自己的下属。
《蜀碧》记载：担任张献忠大西政权的高级官吏，如右丞相严锡命，家住在绵州，张献忠路过那里，“见宅第壮丽，即命斩之”。礼部尚书江鼎镇，“以郊天祀版不敬”，被杖责百下而死。兵部尚书龚完敬“以道不治，剥皮死”。部将孙可望打了胜仗，引兵从汉中还成都，有部分官员前往郊外，“连名状迓之于郊，献忠怒其沿前朝陋习，按名棒杀者两百”。“忽一日杀从官三百”，有人劝诫他不要杀得太多，张献忠说“文官怕没人做耶！”“祭酒某生辰，以受诸生仪一百钱，论死”。夹江生员王志道能一笔写出一个斗大的“帅”字，张献忠即说：“尔有才如此，他日图我者必尔也！”于是便杀了他来祭旗。
尤为恶劣的是，张献忠强迫自己的部下要象他一样滥杀欠辜，不杀或少杀者死。史书谓：张献忠“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贼将有不忍至缢死者。伪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皆坐杀人少，剥皮死，并屠其家。胁川中士大夫使受伪职，叙州布政使尹伸、广元给事中吴宇英不屈死。诸受职者，后寻亦皆见杀。其惨虐无人理，不可胜纪。”
张献忠极不信任投降自己的前明官吏，“凡内外各伪文武官，偶有小过辄斩之。重则剥皮，实以稿而衣冠之。”他派遣四将军往各府县出击，遇人就杀，叫做“草杀”。他在府中养了几十头藏獒，每天集结部下朝会之时，便放出藏獒去嗅那些投降自己的前明官吏，被藏獒嗅到者立即拉出去砍头。张献忠乐此不疲，称这为“天杀”。
以上所述，是见之于史书及明凊文人笔记所记的、张献忠石在屠蜀过程及在其他战役过程中的种种杀人暴行。概而言之，这些杀人暴行具有手段的严酷性、对像的广泛性以及主观随意性的持点。亦即杀戳手段，砍头、剖腹、剥皮、抽筋、油炸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对像除政治对手、与李自成争夺四川时支持李的群体、普通平民百姓外，兼及“僧道医卜百工技艺之人，或找斋醮，或考试，或兴大工之类，悉诱之杀之。”至于杀人动机，则全凭一时好恶。如此杀人法，不只是使他的政冶对手、普通民众恐怖，同时也使他的追随者人人自危，心怀貮意。这便导致张献忠在四川所建立的大西政权断难持久。
必须指出的是，张献忠在攻占四川过程中所犯下的种种杀人暴行，给当时的四川社会生产发展，造成了极其重的后果。在张献忠死后12年（1659年），四川温江县曾清查户口，发现全县仅有32户人家，其中男丁31名，女丁23名，“楱榛莽莽，如天地初辟”。当时民谚谓：“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另有不少史学家在调研后发现：近代四川人很少有土生土长的，几乎都是从外省迁来的。如成都周边的所谓上五县——新津、大邑、崇庆、郫县、都江堰的老四川人，就基本上由“湖广填四川”而来。张献忠死后，清朝官员到成都来接管，在城内竟然找不到作衙门的屋舍，不得不临时将省府衙门改设在保宁府（今阆中县）。一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省府才迁回成都。那时全川人口大约才八万，十里不见人烟。成都全城居民才数十户，闾巷不存，旧街难认，到处丛莽，兔走雉飞。有人站在南门城墙上，一天之内看见锦江对岸先后有13只老虎出没，也就是说，经历了张献忠屠蜀之后，四川人几乎都被杀光了。
当然，在阐述张献忠在攻占四川过程中所犯下的种种杀人暴行时，有一个学术问题是不能不探讨的，亦即献忠在屠蜀过程中究竟杀了多少人？毫无疑问，张献忠在屠蜀过程中的杀人数被大大扩大了。因为根据官修《明史》所记，张献忠在四川杀人有六万万（6亿）人之多；而据毛奇龄所记的张献忠“四路屠蜀”的数字相加，被屠杀的人口竟接近7亿人。但据有的近代历史学家推测，中国在明万历年间的总人口仅一亿二千万至两亿之间。
一说“张献忠灭后，旗兵在川，……彼时川人不甘服旗人权下者，逃往地方，聚集人马抵抗旗兵，如此约有十载。迨至一千六百六十年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此时四川已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一千六百六十七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搂，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言下之意是：明清之际四川人口的大减，不应该由张献忠一人负责，而是应该由清兵与与吴三柱共同负责。
但这些辩词只能说明张献忠在四川没有杀哪么多人，却不足以解脱张献忠在四川曾犯下的杀人罪行。据近人流沙河考证，成都历史上有3次大屠杀。第一次是在两晋之交，蜀西氐族豪强李特，纠合流民2万余人，自称镇北大将军，扯旗造反，陷广汉，围成都，入城大屠杀。第二次在宋元之交，元朝灭南宋，两度陷成都，先后大屠杀，“城中骸骨140万，城外者不计”，其作恶又胜过李特父子。第三次是张献忠空前绝后的屠城，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阴历八月初九，张献忠陷成都。入城，张献忠下令屠城3日。3日过了，停止大杀，只每日小杀百余人以树威。另有一条较有说服力的证据是：明万历六年（1578年），据官方统计，四川省“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但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四川“通省之户口，总计仍不过一万八千九十余丁。”若把妇孺估算在内，设每丁折合五人，也只有九万余口。也就是说：在明清之际，经张献忠统治后，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省，人口的锐减是惊人的。从而自清初开始，中国社会出现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湖广填四川”的、历史上有名的大移民现象。
概而言之，张献忠占领四川后大量杀人，造成了三大恶果，一是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出现出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现象。以致张献忠在四川无法立足，在张献忠试图出川的过程中，先败于南明曾布军，后败亡于清军。此已见前述。《明史》谓：“盗贼之祸，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极矣。史册所载，未有若斯之酷者也。”
恶果之二是张献忠在四川丧尽民心，特别是丧失了知识分子对大西政权的支持，失去了道义力量，导致大西军在军事斗争中节节失利。张献忠如此滥杀无辜，导致“成都百里外，耰锄白梃，皆与贼为难”，使得大西政权更加孤立无助。
恶果之三是导致大西军队内部的分崩离析。因为张献忠嗜杀，不只是杀对手，同时也杀自己队伍中的人。张献忠驻扎金山铺时，欲肃清新附不坚者，骁骑营都督刘进忠劝谏他不要乱杀元辜，张献忠不纳，反调刘进忠回金山铺会剿，刘进忠疑之，遂北走投清军，成为清军入川的向导，这是导致张献忠后来阵亡的直接原因。由此可见张献忠泛杀无辜的重要后果是丧尽军心，而导致自我事业的败亡。
以往有些近人历史著述，往往将张献忠写作是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甚至是将他当作农民起义军英雄来歌颂。但综全部有关记载张献忠的历史文献来看，这些叙说距离张献忠真实的道德形像相差甚远，张献忠充其量也只能是当时代一位较为成功的饷马首领。能够证明这一立论的依据最起码可举出三点：
其一，从张献忠杀人的广泛性来说，他代表的根本不是农民阶级。
其二，从张献忠杀人所使用的手段的残酷性来看，完全不具备一个农民领袖应有的仁爱胸怀。史书谓：张献忠曾“令闭郡邑城门，悉行斩戮”；“屠成都民于中园”；“其杀鳅奴死，雪鳅死，贯戏死，刳腹死，边地死，士尽矣！及匠佣，及妇女，及僧道，及兵卒，人尽矣！及犬牛，物尽矣！又焚其殿，碎其砌，毁其屋，堙其井，平其城，二年之间，骨积成莽，血流成渠。”而据考，张献忠屠杀手段，除大砍大劈一般杀法外，还自创多种杀人法，用在不同人的身上。对于妇女，除掳去少数年轻女子充当营妓外，其余的怕累及军心，全部杀掉。后期兵败溃退，粮草匮乏，则杀妇女腌渍后充军粮。如遇有孕者，则剖腹验男女。对怀抱中婴幼儿，将其抛掷空中，下以刀尖接之，观其手足飞舞而取乐，命名为“雪鳅”。稍大一些的儿童或少年，则数百人一群，用柴薪点火围成圈，士兵圈外用矛戟刺杀，看其呼号乱走以助兴，命名为“贯戏”。
其三，从张献忠所建立起的大西政权的统治秩序来看，其恐怖程度超出中国历代暴君所建立起的统治秩序。根据《蜀难叙略》记载：“城门出入，必有符验登号甘结，犯则坐死者甚。众入城者面上犹加印记，若失之，则不得出，其后惟听入而禁出矣。”张献忠又广开告密之法，派人潜伏探查民间言论，“两三偶语，或夜中灯火，及夫妻子女语言间稍涉不吉，若未平、不稳、断绝、死败之类，次日并左右邻里十家皆斩之……其有不及报，而为他处发觉者，则并查事人亦诛之。”张献忠还立剥皮、连坐之类的酷刑，对行刑者，如果“剥未毕而死”，就连行刑者也一起给杀了。“凡有犯，始杖百笞千，次重割耳鼻，次重断手足，次斩，次凌迟，次割如鹅眼大，以五百刀为限，数满释之，极重剥皮……”“凡碑碣坊梁以大明、大顺纪年者诛。及一方文字称谓有误及献忠一字者十家连坐”。张献忠自以为“蜀人负朕，恨入骨髓”，敌我不分，首从不问，自杀军士，确定军队要屠的有三等：“其一系川人，在川应募者，有系川人而在他省投充入伍者；其二系他省人而在他省投充入伍者，有系他省人而在川中随营者；其三有系明朝官兵者；有系阵前俘获者，又有系夥并响马内收入者，俱当尽诛。”
中囯历代刑法，以秦为酷，因此有“暴秦”之称。而从张献忠所建立起的政治秩序的残酷程度来说，远超出了当年的秦法，因此综上所述，张献忠实以自己的政治实践，将其推至握掌极权的、前无古人的暴君之颠。而张献忠的真实人格形像说明：当一个人的权力到达顶颠而又无任何制约力量的话，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多么的危险，因为其破坏性足可以毁灭一整个社会。当然，张献忠的暴行却从反面教育了他的四位养子——孙可望、李定囯、刘文秀与茏奇能，使他们明白了一个基本的道理，即靠杀人是不足以维持一个政权的，当他们离开张献忠远去而开展自己的政治活动时，没有人再犯同样的错误。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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