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身合是诗人未

今天晚上，我又一次开始在学生宿舍里值夜班。

我在十一点和十二点分别两次查了管理员的值班，给他们拍照并发到安管部微信群里之后，又查了一遍学生纪律，直到12点半多，才躺到床上歇一歇。

这些天我的工作岗位发生变故的事情，至此基本上也就告一段落了。

夜深人静，扪心自醒，我反思自己这些天的行为，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不禁对自己也佩服起来，那就是：

我简直就与伟大诗人陶渊明如出一辙啊！

我暗暗地自吹自擂道：

我高治平简直就是陶渊明复生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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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我与这位古圣先贤有很多特征是相一致的。

比如，我恰好也爱写诗，也算得是个诗人，虽然自己无法判断自己的作品伟大与否。

我毕竟发表过《自由诗神》《龙飞在天》两部诗集，仅仅《自由诗神》就含646篇诗歌，字数多达135万字。

如果再加上散见于其他文章的诗歌，我共计创作诗歌的字数，大概也接近200万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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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陶渊明，他的作品并不算多，现存诗歌一百二十多首，散文六篇，辞赋两篇。其中成就最高的是描写田园生活的诗歌，即所谓田园诗。

这些诗歌反映了他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理想、志趣和守志不阿的耿介品格，反映了他对污浊现实的憎恶和对淳朴的农村生活的热爱。正象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所说：

“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

他不但有“悠然见南山”的一面，还有“金刚怒目”式的一面。他歌咏了那些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失败而不屈的英雄，赞扬了那些壮烈牺牲的人物。

当然，他的作品也明显流露了消极的乐天知命和人生无常的思想，也流露了一些颓废没落情绪。他的诗的风格平淡、自然，语言简洁、含蓄，浑厚而富有意境，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独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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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作品虽然很伟大，可是陶渊明生前却默默无闻，并没有几个人欣赏赞美。他真正出名其实是死后的事情了。他的作品的高度被后人充分认识，则是几百年后的事了。

我也一样呀，我虽然已经发表了十几部长篇小说，超过一千万字的作品，但至今还没有人认可我的作品，还没人觉得我是个伟大作家啊！

呵呵，也许我也只能等到死后很多年，才能获得认可了。死后事情谁管得？一切就只有去特么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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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陶渊明不慕名利，不在乎虚荣的官位，当官嫌麻烦琐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做县令83天即弃官而去。

我不也是一样吗？当了领导秘书一共16天，就彻底干够了，坚决地要求换岗调活。如今我也不在乎外人的评论了，为了自己的事业也真是拼了。

我这样的人，真的是闲云野鹤，不适合当官啊！校长昨天还说，本来想重用我的呢！其实我真的不堪大用啊！要是让我当学校办公室主任，那么多繁杂琐碎的事务，我还不得头疼得疯了才怪呢！

我这几年的日子，过得比较清闲，几乎是全力以赴地写作；就像是一匹野马，如今忽然圈起来，当家马，被羁绊，怎能受得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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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去照相的时候，连那些保洁员都很明白这一点，有的说：

“高老师，你回来值夜班多好啊！在那边跟领导一个办公室，你能好意思比领导去得晚走得早吗？要是天天比领导去得早走得晚，还不摽死了？你这个作家，那还有时间写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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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公益岗的同志跟我很知己。他们公益岗的四个人也是值夜班，隔一天值一次，轮流值班。这天他不值班，还不知道我的岗位变化，昨天教师节，他还专门给我发了个信息：

“节日快乐，兄弟！”

我回复说：

“哥，今晚开始，咱又在一个战壕战斗了！”

他：“啊？咋又过来了？”

我：“整档案太麻烦了，我不想操心。再说也太摽时间了。”

他：“其实我也愿意你过来，能见到你的人，有机会在一起说说话，说说心里话。”

我：“缘分啊哥！”

他：（握手表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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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早晨，一个安管部的同事，看到了我发的查夜班的照片，居然在安管群里发了四个字：

“吓我一跳！”

他还艾特了我呢！我在群里不方便回答，因为怕说得不合适，领导看见了生气。但是不回答点什么，似乎也没有礼貌。毕竟人家关心了咱嘛！于是我单独私信他：

“又干老本行了，哥！”

他回复很简洁，就一个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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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睡不着，就看看手机。

以前也是住这间屋，却是没有网络的。

不过今晚我发现值班办公室里，换了一个功率更强大的路由器。刚才宿管科领导临走之前，把办公室的无线密码告诉我了。

于是我就在这间屋里试一试。这一次居然真能收到网络信号了，倒也是个令人兴奋的好事。

哈哈，我是个吝啬成性的人，手机干脆没有买流量，走到哪里就蹭哪里的网。为此其实也耽搁过一些事儿，幸亏我也不是大人物，也没有什么大事急着办理，无所谓了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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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手机能上网了，睡不着就玩手机吧。

因为我自诩自己跟陶渊明也差不多，所以就用手机查查关于陶渊明的作品和文章，不意看到了这样一篇文章：

彭泽县令陶渊明为何83天后归隐田园？单纯背后的一段隐晦故事。

此文原作者署名“彭泽论坛”，文章学术性与趣味性结合很完美，我略作改动，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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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陶渊明弃官的真相

说起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形象大概立刻就会浮现出来：这是一位遵从自己心愿而归隐田园的诗人。

不过，就一定是这样的吗？一般而言，人们记忆之中，诗人的归隐，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不可分割。

陶渊明正在彭泽令任上，督邮来巡视，县吏告诉诗人：

“你得整衣束带去见他。”

诗人一听，叹曰：

“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

于是挂印而去。可这个生动的场景，只是出现在后代史书《宋书》里。而陶渊明自己可不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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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那篇名文《归去来兮辞》的序里，只说自己出来做官是因为家里穷，要钱，可有了钱的官场生活与自己的本性不合，所以也很难受，“深愧平生之志”。这时恰好他嫁到武昌程家的妹妹死了，他急着去吊唁，所以就离职而去了。

如果我们相信诗人的自述，那么他不是挂冠直接回家的，而是首先从今天九江那儿的彭泽，溯江而上跑武昌去了。一件事，不同的说法，道理其实简单：人们最熟知的，未必就是事实，而事实是什么，真得多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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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就有许多可议之处。

其实诗人之率性而不负责任，不是头一回了。陶渊明也不是只做了彭泽令这一任官，他最早出仕，是任所谓“江州祭酒”，这官名很可能是“祭酒从事史”的省称。据《宋书?百官志》，这是“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之属”，职事琐屑得很。

加上这时候的江州刺史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诗人与这个傲慢的王家子弟大概也不投缘，《宋书》里记载他“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少日”就是没多久的意思，虽然我们不知道究竟有没有短过彭泽令的八十天。

诗人之所以能一再地一不高兴就甩手而去，当然有他的资本，可想而知，他有一定的依凭，是有些家底的，即使到最后他归隐田园的时候已很落拓，也还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归园田居》其一）。

而另一方面，诗人熬到差不多三十岁出来做官（陶渊明的年寿有许多的不同说法，从五十多到七十多都有；这里就照最早也最通常的六十出头计，生年在公元365年），担任的却是事务琐杂的职位，在当时他只能算是地位不高的寒素之士，大约也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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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的还有一节也值得稍加留意：陶渊明丢开彭泽令的位子跑去武昌吊唁妹妹，诗人的家不是在庐山脚下吗？

他的这位程氏妹（过去一般认为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可也有学者认定他们就是亲兄妹）怎么远嫁到武昌了？

说起来，武昌当时属于长江中游的荆州地界，那里可是陶家早先尽显荣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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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在中古时代具有极重要的地位，东晋一代，更可谓举足轻重，以其踞长江中游之势，往往与下游建康的朝廷形成对峙。

那个时候，曾任荆州刺史的，前后二十余人，东晋最后那些年的乱局时期不计，大抵都是东晋秉执权势的世家大族，如琅琊王氏家人占有该位置十年，外戚庾氏兄弟连着据有十年，桓氏更断续有四十余年。

这些人物里面，除作为外戚的庾氏兄弟，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皇室的势力，与时据中枢的名相王导形成抗衡，其余的王敦、桓温、桓玄等，皆有抗衡朝廷，乃至不臣之意。

陶氏家族的历史上，陶渊明最崇敬的曾祖陶侃，也曾是东晋荆州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在王氏和庾氏之间，他任刺史差不多十年。可以说，荆州曾是陶家势力甚大的所在。

虽然我们不清楚陶渊明的这位妹妹嫁在武昌程家的原委，但很可能并不是偶然的。即使是陶渊明本人，荆州也是他一生经历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这就得说到诗人的第二次出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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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第二次出仕，即他在当时的枭雄桓玄手下任职的经历，过去人们留心的不多。桓玄是一位文韬武略都十分了得，在东晋晚期历史中扮演了翻天覆地的重要角色的人物。

桓玄的发迹不妨从公元398年说起，当时青、兖二州刺史王恭与荆州刺史殷仲堪联合对抗朝中摄政的司马道子，结果北府军名将刘牢之倒戈，致使王恭兵败被杀。

桓玄和殷仲堪本来就是玄学辩友，这次事变他们是站在一边的，此时乘机成了江州刺史；第二年（399）桓玄又攻杀殷仲堪，再一年（400）为荆州刺史，兼领了江、荆二州。而大约就在桓玄先后据有江州和荆州的这一期间，诗人陶渊明进入桓玄麾下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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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最确实的证据是陶渊明自己的几首诗。公元400年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二首，其中有“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的句子，表明诗人当时人在仕途无疑；诗中的“都”指东晋的都城建康，而“规林”应在寻阳附近，由此可知，这两首诗写于诗人“行役”赴都城建康之后返回西行，在离家乡不远处遇风停留之时。

那么诗人“从都还”，是要“还”哪里呢？当然不是回“规林”附近的家，哪有当官出差完事之后便回家的道理？得销差。去哪儿销差呢？他在第二年也就是401年有一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里面出现了“怀役”二字：

“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

这与诗题中“赴假”、“夜行”显然是相应的，那么，诗题透露的信息乃是诗人在休假之后返还江陵，经过距武昌不远的涂口。这回销假返回的江陵，理应就是前一年“从都还”的目的地，这也正是前面提到的399年攻杀原荆州刺史殷仲堪而此刻正据有该地的桓玄的府中。

鉴于桓玄398年开始领江州刺史，或许有理由推测，陶渊明早在399年桓玄攻灭殷仲堪之前、其据江州时就已投身桓玄麾下。无论如何，由诗人的这三首诗看，可以肯定，大约在401年及之前的两年甚至三年，陶渊明便在桓玄处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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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该是陶渊明一生中最久的仕途经历了。那么，在桓玄手下，诗人有何作为呢？

我们已经知道，400年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显示他为桓玄担任了赴京使者，然而使命是什么呢？现代研究陶渊明最深入的学者之一逯钦立先生觉得，诗人很可能是在为桓玄上疏朝廷请求领兵讨伐孙恩而奔走。

孙恩家世奉五斗米道，399年乘乱起事，为被司马道子所杀的叔叔孙泰复仇，一时声势浩大，攻入会稽，杀了当时的会稽内史王凝之，吴地诸郡动荡不已。这次孙恩虽然被刘牢之率军击退，回据舟山一带的海岛，但第二年的五月又卷土重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桓玄请求讨伐孙恩，固然有正当的理由，然而事情往往也是复杂的，背后未必没有隐藏着桓玄借机东下的意图和野心。如果陶渊明担任的是这么一个代桓玄请求东下的使命，那还真是颇关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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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结束这段为时最久的仕途经历，倒不像第一次江州祭酒那样是自行一走了之的，而是他母亲孟氏401年冬天去世所致，这在诗人的《祭程氏妹文》里说得很明白：

“昔在江陵，重罹天罚。”

可见，陶渊明是在江陵桓玄荆州刺史门下得到母亲去世消息的。

或许会有疑问，诗人生平最久的这段仕途经历，何以千年以来颇为隐晦，少受留意呢？了解随后的情势变幻，大概可以悬揣一二。

就在陶渊明离开桓玄返回故乡为母亲守孝之后的两年半时间内，整个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402年晋安帝下诏罪桓玄，桓玄因率军东下，几乎有反复倒戈习惯的刘牢之再次重演老把戏，投降桓玄，桓玄顺利攻入建康，杀司马元显，总揽朝政；次年（403）桓玄篡晋，改元建楚。

接着的404年初，这一时代的另一位枭雄、后来代晋而立的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双方在寻阳附近便有战事，而与刘裕站在一边的就有当时的江州刺史、刘牢之的儿子建德将军刘敬宣。最后的结果，桓玄兵败伏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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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连串的变故之中，前半场，诗人是看客，后半场，则进场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陶渊明在这时候有一首诗《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写诗人虽怀着留恋，但还是告别故乡，一路向东，担任镇军将军的参军去了；这位镇军将军，如今的研究者大致确定，就是刘裕，他当时驻京口，陶诗题中提及的曲阿与之相距不远。

陶渊明在刘裕处不久便离开了，因为第二年（405）年初，他留下一首《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已表明他担任了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从刘裕麾下转往刘敬宣那里，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弄不清楚，但从刘裕和刘敬宣当时合作密切的关系来看，也并不很奇怪：

这位刘敬宣乃是刘牢之的儿子，我们前面提到，402年桓玄东下进攻建康之时，刘牢之反戈投降了桓玄，但反复之人随即又与儿子刘敬宣蓄意袭击桓玄，事败自经，而刘敬宣则奔窜到北方去了；过了两年（404），作为刘牢之旧部的刘裕起兵讨桓玄，正是刘裕“手书召敬宣”回来的。

陶渊明在这首诗中有“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的诗句，已表示他要归去田园了。确实，就在这年（405），被桓玄废黜的晋安帝恢复了帝位，刘敬宣随即上表解职，陶渊明这次“使都”大约就是为此而去的。离开刘敬宣之后大约半年，才有了诗人为人熟知的八十天彭泽令的最后一段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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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明白了陶渊明就职桓玄、刘裕麾下的始末，或许便能了解这些曲折何以有意无意被隐晦的缘故了。

诗人之服务于桓玄，在刘裕这里，是绝对不该被提及而是应竭力忽略、掩埋的事，甚至他投身刘裕可能也是不得不有的姿态；而诗人与桓玄、刘裕的这些瓜葛，在后世大多数认定陶渊明忠于晋室的人那里，实在也是难以面对的——这两位虽是敌手，可在颠覆东晋王朝方面，则并无二致，可谓前仆后继的枭雄。

回顾陶渊明这些年的经历，知晓他曾在东晋晚期桓玄和刘裕两位大枭雄手下谋事，见证了他们翻天覆地的所作所为，我们应该能够了解和想象诗人的内心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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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是对现实政治毫无深切感知的凡夫吗？他会是乐天知命简单纯粹的田园诗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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