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类从蒙昧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真能使人永垂不朽的事物，除了各民族创造的文字，还能是什么？
只有文学作品在岁月的流逝中，依然保持青春的朝气；在千山万水的辗转中，依然保持着鲜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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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其他领域的从业者而言，文学作品的作者似乎更容易得到和保持声名，这都是文字的功劳。
虽然名字只是一个人的代号，就算这个名字被很多人知道又能怎样？你不还是得过自己重复单调的小日子吗？但是，人们却大都非常在乎自己的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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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和宫殿不会永远留存，更不能代表它们的暂时的主人。
很多帝王将相，因为没有自己的文字作品，最终只能是归于荒烟蔓草之间，无人扼腕叹息或追思缅怀了。
那些自身没有文字留存的名人，他们的名声就只能靠别人的文字来展现和维持了。
而当代人的褒贬毁誉，以及后世人的判断评价，自己又怎能管得了？又怎么可能提前预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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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还有种说法是：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
足可见名字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了。
当然，名字只是一个代号，在这个人初成名之际，也许用别的名字也是无所谓的。但是一经成名，便往往代表了自己，自己的思想和功业就要靠这个名字来流传后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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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喜欢留名的根本原因，是想使自己的思想和功业表现于世。因此，那些毫无思想和功业的人，当然也就毫无留名的必要性了。
一个庸人的名字，无论起得多么文雅好听，即使有很深的讲究，这个人也是绝对不会成为名人而被后人纪念的。
时势造英雄，但是很多偶然成名的风云人物，其表现却往往只是营营逐利，毫无业绩和创举，他的名声当然很快就会消失。
那些真正留下名字的大人物，往往是有表现自己思想的大量作品传世的，这种例子不胜枚举，这里就不论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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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文章只是文字的排列组合，而文字是老祖宗的发明创造，因此似乎也不能代表某个人；但是这种具有自己个性的文字组合，却可以表现自己的特殊思想，因此也就可以间接表现自己了。
这就是为什么文章最好要读原文，而不要看别人删改后的作品的原因。
因为一旦经过了别人的删改，很可能就改变了原文的思想深度，甚至改变了作者的原意。如此一来，也就不能真实地充分地表现原作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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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伟大的文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留下了足以令后人瞻仰研究的文献。
很多文人的文章与人品并不一致，不一定真的是“文如其人”。
矛盾在于，文人虽然吃着平常人也吃的饭，穿着平常人也穿的衣，干着一些平常人也干的事，甚至作品中展现的生活，也是平常人的行迹；但是所有的这些平常，最后却表现了一颗不平常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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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人说“文能穷人”呢？大概因为文人“心比天高”却往往“命比纸薄”吧！
这是文人的矛盾际遇，但是他们毕竟留给了世人一笔文化遗产，后人往往会从这些作品中受益。这就是文人伟大的地方。
文人往往会在作品中，充分展现自己生活的困顿和烦恼。这是他大多数灵感的来源。那些痛苦的经历，如果不是靠了文人的笔墨，也许早已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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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要老是盼望在将来或者到别的地方，才能干出比现在更超常的事情，写出比现在更惊人的作品。
如果你现在根本就不动手，一点儿都不想写作，那就意味着你没有写作才华。要相信一句话：要写就意味着会写。
当然，将来你的文字水平可能会有所提高，但这是必须奠基在从现在起的不断发奋努力上。
只要你一直有雄心，有毅力，坚持创作下去，必然会写出惊世之作，一定会产生杰作巨著！
人生朝露，艺术千秋。勤奋创作，文名自留。克服惰性，拿起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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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曹丕论文的开创性
——我上面的这篇《写作自励文》，里面的意思，跟曹丕《典论?论文》中的一句名言，是有相通之处的。曹丕说：
“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这句话很值得我们好好分析。某论坛上有篇文章跟我的观点很契合，摘录如下：
这其实是从存在论切入文学价值和意义系统的重建工作。曹丕关于文学意义言说的新颖之处，在于他在文学乃“经国之大业”的传统认识之外，还赋予文学“不朽之盛事”的全新价值。
“不朽”概念，取自中国古代“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之谓三不朽”的存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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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先秦两汉关于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的言说，已经处于一种困局。
“经国之大业”，是先秦两汉人从政治功利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文学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传统的政治功利主义立场，习惯于用“工具性”去衡量事物的价值、确定事物的意义。因而，所谓的价值和意义，皆是“他者”从外面赋予的，而不是对事物自身本有意义和价值的发现。
由于不是事物本有而是“他者”赋予的，所以价值和意义总是飘浮不定。随时可以赋予，意味着随时可以剥夺。
例如，孔子可以由于发现了文学可以经邦治国的工具性质，而给予文学以崇高的地位；韩非同样也可以由于发现文学不是经邦治国的有效手段，而把文学贬得一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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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褒或贬，皆未得文学价值和意义之实，坚持这一立场，也不可能发现文学价值和意义之实。
随着文学实践范围的扩大，这种文学价值观，逐渐显出其难于适应文学新经验的狭隘性。
例如，扬雄和班固先后发现，对于楚骚和汉赋来说，“经国之大业”肯定是它们力不胜任的任务。坚持用“经国之大业”（例如“讽”）审视楚骚汉赋，只会使问题复杂化。
好在“经国之大业”，并不是曹丕关于文学意义言说的关键词，只是曹丕对传统认识的漫不经心地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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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曹丕关于文学价值和意义言说的手段。
曹丕把文学价值和意义的本源，追溯到先秦“立言不朽”的观念。
为了突出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曹丕对先秦“三不朽”观念中的级次做了根本性的颠倒。在先秦“三不朽”观念中，“立德”、“立功”、“立言”，尽管都是令个体超越时空局限性而获得永恒意义的存在方式，但其间存在着价值和意义上的级次性。
存在的最高境界是“立德”，不得已而求其次，才是“立功”；又不得已而求其次，才是“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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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在重新审视文学的意义时，发现这个人生不朽的“价值级次”是颠倒的。
“太上立德”，但“立德”之人假如要获得永恒意义，生前可以依靠自己的言传身教，死后就必须借助“良史之辞”，才能示后传远。而文学却可以“不假良史之辞”，“立言”自身就能确证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其次立功”，但“立功”之人假如要实现“立功”的价值和意义，必须拥有足够的权力。而文学却可以“不托飞腾之势”，仅靠自身的“立言”就可以实现自己“不朽”的价值。
因而，曹丕说，只有“文章”，才能真正让人实现人生“不朽”。曹丕是通过颠倒先秦人生不朽的“价值级次”，言说文学意义的。通过“颠倒”，曹丕把文学的价值定位在：
文学是作为个体的人实现自己生存意义受客观限制最少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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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先秦人生不朽“价值级次”的颠倒，是否符合存在论的学理，是需要在另一个领域里深入讨论的问题。此处可以暂置勿论。
在这里，应该集中关注曹丕如此“颠倒”的“意向性”。过去的认识是，这一“颠倒”，提举了文学的价值。
在我看来，与其说曹丕如此“颠倒”是在“提举文学的价值”，不如说曹丕是在通过对人生不朽“价值级次”的颠倒，消解传统认识的狭隘性，恢复文学价值的部分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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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关于文学价值和意义的言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
曹丕通过颠倒先秦“三不朽”级次的手段，重新思考文学价值。这一“颠倒”，在文学理论上的意义是：
它开辟了一条到文学的内部去把握文学的规律、体会文学的意义、认识文学的价值的新路。
沿着这条新路前进，以往从未领略过的文学新景观将涌入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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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文学属于“立言”，而“立言”又是和“立德”、“立功”并列的作为个体的人展示自己生存意义的三大领域，三大领域对立志在三大领域里实现生存意义的人，肯定会有各自不同的才性要求。
那么，文学对立志用文学“立言不朽”的人有什么样的才性要求？由此，曹丕开启了文学特质、作家素质探究的先河，并明确提出：“以气为主”，是文学对立志用文学“立言不朽”人的才性要求。
按照曹丕的理解，“气”从本质上说和个体存在的禀赋资质密切相关，因而具有鲜明的个体差异性：
“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移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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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文以气为主”，那么，文学批评如何成为可能？由此，曹丕开启了文学批评学探究的先河。
既然“文以气为主”，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那么，立志用文学“立言不朽”的人，在文学实践中怎样才能更顺畅地实现自己？由此，曹丕开启了艺术风格学探究的先河。
既然“文非一体”，各体文学有何特性？有无共性？如果有的话，如何从理论上规定它们？如何在实践中适应它们？由此，曹丕开启了文体论探究的先河。
对于上述问题，曹丕未必能给予多么完善的回答。但曹丕《论文》的意义是不容忽现的，假如没有曹丕的荜路蓝缕之大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山林开启之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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