拎着饭盒学雷锋……”的段子令我对艺术工作者针砭时弊的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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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2）
但令娱乐生活丰富多彩的还是港台流行歌曲的介入，从最初的影视金曲到小虎队，再从小虎队到林志颖，然后林志颖移情别恋到范晓萱，最后终结于张信哲。
多少个日子，我和伙伴们唇枪舌战于张信哲和温兆伦到底哪个更帅的问题上，甚至还幼稚地计算过二十年的距离能否阻碍两个人爱情的产生。每天眼巴巴地盼着《当代歌坛》的上架，一页一页大海捞针般寻找“张信哲”三个字，找不到就跟杂志社写信抗议。收集起了他所有的磁带，总觉得歌词本比歌词页更值。从小摊贩手里讨价还价来的两块钱一张的明星彩照塞满了整本相册，歌词手抄本上的字体比作业本上还要工整。
虽然其间也短暂地迷恋过古天乐、谢霆锋等英俊小生，但张信哲始终牢牢占据着头号偶像的位置。1998年为了看张信哲北京演唱会，我被姑妈以糟蹋钱为名在院子里大骂一顿，倔强的泪水始终含在眼眶里，掉不下来。那场演唱会，十一岁的我在嘈杂的人群中一字不差地跟唱了阿哲的每一首歌，不哭不叫不吵不闹，静静地注视着舞台上那个渺小的背影，不管他换得衣服是不是合身，不管他和女艺员热辣的舞蹈是不是协调，不管他的小提琴是不是音准，我都坚定不移忠贞不贰地在心底跟自己说：阿哲，你会是我一辈子的偶像！
后来，我得到独家消息，在昆仑饭店的侧门守到了张信哲，爸爸推我冲过去索要签名，我的脚下却像钉了钉子一样一动不动，目送偶像谈笑风生地进入饭店。
再后来，我看了张信哲在北京的所有演唱会，从最便宜的学生票到媒体工作证的记者专席。
再再后来，我有半只脚踏进了娱乐圈，在光线传媒的录制现场坐在两米远的距离看着偶像，签了专辑和海报，却发现阿哲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庞杂的娱乐圈里，一个四十岁的唱情歌的男人开始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当有记者提问加盟海蝶音乐成为林俊杰、阿杜的师弟以后有什么感想，年轻的经纪人立刻跳出来说这个问题不许问，阿哲无奈地笑了笑，身不由己。
专辑依然会买，新闻依然会看，却发现怎么也记不住新专辑里的曲名和歌词了，原来心里有些执著的感情随着年龄的增长不知不觉地溶解掉了。
曾经，偶像就是你会为他心甘情愿啃一个月馒头的人，就是你为他跟小伙伴们争执得面红耳赤的人，就是你把他的照片藏在枕头下，每天在笔记本上模仿签名的人。可等我们长大了，再也没有人让我们如此魂牵梦绕，所以我们再也没有了偶像。
1998年，我有了第一件白色花边衬衫和浅蓝色的牛仔裤，我以为严丝合缝地包裹起来就是成熟，可放眼望去大街上的姑娘们开始露着大胳膊，光着大后背穿吊带衫了。
1998年，当爸爸有了呼机，叔叔有了手机的时候，别人的爸爸和叔叔有了“商务通”，我才发现自己家总是跟不上科技发展的步伐。
1998年，没心没肺还有点脑残体的还珠格格红透了大江南北，班上有个沉默寡言的小姑娘拍拍胸脯说能帮大家要到赵薇、苏有朋、林心如的签名，于是我们都递上了最漂亮的本子，收获了龙飞凤舞的签名若干。但后来，我们根据杂志上的字迹比对，一致鉴定签名是假的！
1998年最大的事情就是，我家的大杂院墙壁被油漆划出了一个大大的圈，上面斩钉截铁地写了一个字“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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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
我用“多事之秋”来形容一九九九年。
我有幸亲眼见证了共和国五十年大庆的盛大景象，由于是通向天安门的必经之道，所以很多个日夜，我家成了戒严的重点地区。
偶尔会有参加庆典的花车和人群经过家门，但更多的时候，院前那条宽阔的马路空无一人，只有零星几辆特殊牌照的车以极快的速度疾驶而过。空旷的马路顿时成了我一个人的天堂，翻出落满尘土的风筝，我在马路上欢快地驰骋，撒丫子地跑，再没有熙攘的人群，也没有刺耳的车笛，明亮的街灯只为我一个人闪耀，躲开了妈妈喋喋不休的唠叨和爸爸不苟言笑的神情，远离条条框框的成长法则，我第一次尝到了自由的滋味。
十年后，那场盛大庆典的内容已记不大清，可当二十岁的我置身于更多规矩框架的束缚中时，会永远记得那份自由的难得可贵。
1999年某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全院子的男女老少都凑在一张海报前，鼻尖恨不得杵在墙上，仔细琢磨着字里行间的意思。
那是一张拆迁通知，我家赶上了取消福利分房前最后一趟末班车。
没几天，家里那些老死不相往来的亲戚们都聚集在我狭小的家里，表情严肃地商讨着怎么用最小的面积换来最大的房子。这些在春节时才能凑在一起说些不咸不淡话的三姑六婆们第一次齐心协力统一口径做好与拆迁办打持久战的准备。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户口本都撕开铺在这间十二平米的小房子上，哪怕是第一次迈进这间小房子，也要靠它分得一杯残羹冷炙。
辈分最小的爸爸在一旁默默地抽着烟，外姓的妈妈根本没有插嘴的权利，不知所谓的我看着大人们狰狞的嘴脸，高兴的却是可以不用练琴了。
在第一次家庭会议上就基本确定了打持久战的策略，这场与拆迁办的对抗也浩浩荡荡地拉开了序幕。
拆迁办自然也不是好惹的主儿，他们明察暗访、深入敌人内部，把每个家庭成员的住房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从爸爸开始逐一谈话、各个击破。
爸爸抓住户口在、房子在、人也在的有利条件据理力争，论述我家是多么需要一套宽阔明亮的新房子来改善居住环境。
拆迁办则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妈妈已经有一套福利分房，他们打过电话到妈妈单位核实。
爸爸说：“那套房子是合住，每天哆哆嗦嗦与别人同在一片屋檐下生火做饭。”
拆迁办说：“那也只能给一个独居。”
爸爸说：“三口之家，应该给个两居。”
拆迁办说：“你家孩子不够十三岁，按规定不能给两居。”
爸爸说：“那我就耗到孩子十三岁。”
拆迁办说：“你随便。”
第一轮的对抗，爸爸明显处于劣势，我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年龄小也成了阻碍分到大房子的原因，反正那几天爸爸每天面对我都是耷拉个脸，对我妈怎么不早点把我生出来也是怨气连连。
第二轮对抗，我妈和我亲自出马，主攻拆迁办一个姓庞的胖子。去之前我妈就告诉我那个庞胖子不是什么好东西，看她脸色行事，不该说的话别说。果然如此，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满脸横肉满肚流油的猥琐胖子，上来就是一副不招待见的范儿，满嘴跑火车，半点儿不着调。难怪有传闻说拆迁本少给一套房，自己就多赚几万块钱，他先嬉皮笑脸端茶送水，然后威逼利诱软硬皆施，最后揣着明白装糊涂，顾左右而言他，总之就是三个字“二百五”！
有四个字足以概括我那天威猛的表现——“太二百五”！我不但没遵循妈妈不该说的话别瞎说的嘱咐，还在拆迁办扯着脖子跟那个胖子比嗓门大，那阵势给在场的大人都吓得够呛。最后用一连串北京土话作为结尾：“您自个儿照照镜子去，好嘛，这么大个人了，越活越抽抽儿，你瞧你为虎作伥那个德行，样儿大了你！装的人五人六儿的，看着挺像那么回事的，实际上满肚子的花花肠子，你也就看着我们母女俩好欺负，哪天遇上个混不吝的，给你一板儿砖；你就知道什么是肝儿颤了！”
1999年（2）
那庞胖子气得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法盲”！
由于我以不靠谱对抗不靠谱，从而导致了我家的拆迁工作进入了第三轮对抗，与拆迁办顺利达成了添几万块钱换个两居的共识。就当我妈兴高采烈准备掏钱的时候，姓庞的胖子突然反悔，又开始了新的谈判，忍无可忍地老爸大手一挥，在协议上签了字，彻底让几个月的努力打了水漂儿。最后时刻为了姑姑家也能争取到房子，我爸甘心地放弃了自己到手的两居室，把多要房子的机会留给了自己的姐姐，心甘情愿地在一居室的拆迁协议上签了字。
这件事情上，我对爸爸的决定一直心怀埋怨，尤其当现在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子涨价的速度时，我依然无法理解爸爸让到手鸭子飞了的心理，而分得的那套一居室住房，十年来，我从未跨进去一步。
那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就更有人生转折的意义。
虽然现在我对媒体采访一律冠冕堂皇地说几年的学琴生涯对写作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但最初点燃写作热情的导火索却是几本口袋言情小说。
那时候正是口袋书风靡大江南北的时候，五六块钱一本，薄薄的揣在身上轻易不会被人发觉。上课的时候悄悄拿出来用宽大的课本挡住，或者干脆放在二郎腿上，流着口水把自己意淫成书中的俊男美女，沉湎于一个又一个不靠谱的爱情故事。六年级的功课轻松，基本上三节课就可以解决一本，然后迅速和小伙伴们交换阅读。姑娘们一旦入迷，就不再会结伴去厕所热论隔壁班的男生，只会怀揣着坚定的信念一定要看麻雀是否变成了凤凰。
口袋书的封面通常是淡粉色、淡绿色、淡紫色，一个美女娇滴滴地看着远方，用显眼的字体标明“纯情玉女再出力作”、“爱恨缠绵生离死别的最佳诠释”等一系列富有煽动性的标语，虽然题目起得朦朦胧胧，但书里的性描写可谓露骨至极，亲吻通常是这么描写的：“毫无预警地，他情不自禁地执起她的脸，将唇印下，舌尖滑入与之交缠，动作一气呵成，跟吃面一样顺畅。她像只缺氧的鸭子，花容失色地挥动双手，慌张失措地瞪大眼睛。他他他——说吻就吻，把她当便利商店啊！他深入浅尝，封住这张明明很心动还硬要说话的小嘴。丁香小舌无辜的蠕动，搞得他更加情难自禁，吻得高潮迭起。噢……昏了！她昏头转向了，被他的唇一罩上，全身的力气瞬间被抽离，他明知她敌不过技巧高超的一吻，分明是故意的！”
而且最逗的是，书中的性描写通常都是女孩黯然销魂的初夜，对器官的描写更是极为隐晦：“你在做什么？她被那异样的亲匿感迷住，不知所措地看著他。被春潮滋润的花瓣，缓慢地接纳了属于他的巨大部分。”“‘让你成为我的，彻底地成为我的。’黑子骞低声说道，在许诺的瞬间，火烫如铁的欲望，彻底地占有她，‘啊……’撕裂的痛楚在体内炸开，她惊慌地尖叫一声，小手连忙推拒著，害怕他会带来更多疼痛。柔嫩花径被撑到极限，痛得她直吸气，偏偏又推不开他，只能难耐地翻动著。‘呜呜，出去、快出去，我……呜呜……我不要了。’她哭泣著，在心里好气他。他为什么没有事先告诉她，会疼得这么厉害呢？‘别哭，一会儿就不疼了。’他嘶声说道，克制著驰骋的强烈欲望，低头温柔地舔去她粉颊上的泪水。环绕著他灼烫欲望的花径是那么的紧窄温热，让他神魂为之销融……”
我就是通过一本一本毒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口袋书朦朦胧胧地明白了男女之事，小学、初中的生理健康课就是瞎掰。顶多讲讲人体构造，辟谣一下我们不是从胳肢窝生的，但隐晦半天也没让我明白我到底哪生的。还给我们放了个卡通片《小雀雀的大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小雀雀就成了班里个头最矮的男生的别名。
还有一次，护舒宝公司来我们学校，老师特秘密地让班里的女生留下，男生提前放学。然后工作人员开始给我们放了个月经的介绍片，紧接着一人发了个包装特精美的袋子，里面有月经期记录本，护舒宝宣传手册，还有那年刚刚流行的超薄卫生巾。第二天，男生就跑过来告诉我，昨天他们都没走在门口偷听，可是听了半天也没搞明白，我们流的到底是血啊，还是水啊。
1999年（3）
1999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我正式开始了写作的道路，虽然初衷仅仅是因为口袋书的耳濡目染和一部警匪剧《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的启迪，但我在一个暗红色硬皮笔记本上整整齐齐地写了三万字以后，我才发现自己的潜力真是无穷啊！
由于我眼高手低，致使我的处女作是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鬼宅凶影》，讲的是某城郊区的一幢别墅里发生了离奇的凶杀案，香港警察苏永琪（苏有朋和永琪的合体）以及内地警方徐静雯（徐静蕾的翻版）和队长xx（具体忘了叫什么了，就是电视剧里老出现的那种大义灭亲，最后时刻临危不惧的新一代公安形象）三个人一起联手侦破此案，并由此牵涉出了一段更复杂的关系……我开头铺的极为宏大，一副海岩剧的经典套路，可写着写着我就发现自己对社会浅薄的认识已经不足以弥补小说里的漏洞百出了。所以即便是在班报上连载获得了强烈反响，我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这个两万字的开头，转型写了另一部校园小说。
第二部作品有个很奇怪的名字——《希捷心语》，封皮还请了班上写字最好看的女生用五颜六色的荧光笔亲笔题字，因为道德感提升看了诸如《花季雨季》、《十七岁不哭》之类的校园小说。所以创作内容还比较贴近群众，写了一个叫古希文（古天乐、林文龙综合体）的香港男孩，拥有强大的家族背景，却向往自由来到内地的某重点高中就读。在酒店的旋转餐厅里遇到了漂亮勇敢的大提琴手林雯洁并产生好感，结果在开学的当天发现林雯洁是自己的同班同学，随即展开了追求，一顿轰轰烈烈、清纯浪漫的爱情故事就这么地拉开了序幕。必不可少的也加入了狐狸精、老处女班主任这类的反面角色。我不靠谱的特质又在一万字的关口显现出来了，在向笔友求助了高中的课表后，我发现自己依然无法杜撰出高中的生活，随即宣布放弃。
虽然两部作品都无果而终，但还是显露出我在创作上的天赋远远大于音乐，起码在当时我对写作的乐趣要远远大于拉琴。我可以写到天亮可以兴高采烈地与人分享创作成果，但拉琴总是一个人在郁闷的状态下进行的，还被人批评为有锯木头的潜质。而到了现在，当我写作的兴趣远不及淘宝的兴趣时，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又该转行了。
1999年大江南北人手一册的书是《学习的革命》，虽然我不知道广告里那个穿马甲的老头就是我们的电影前辈谢晋导演。但我还是被天花乱坠的“终身学习革命”给忽悠到了，在地坛书市上以顶礼膜拜的心态买了本盗版的《学习的革命》，然后在看不懂那个几轮学习法后，对自己的学习前景大失所望，专心致志地看言情小说去了。事实证明全国百万人民都被这书忽悠了，让那黄色的宝典带给我们的只有满头雾水。
1999年，当庄胜崇光开始买一百返二十的活动时，我觉得他们的老板一定脑残体了，可当买一百返一百的把戏搞了好几年后，我发现他们的老板把顾客都当成脑残体了。
1999年，农夫山泉以“有点甜”的广告诱惑了我们无数的少年儿童，但当我们喝了以后发现还是白开水的味道时，就把瓶盖当球踢了，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开始思索起来，究竟该给孩子喝纯净水呢还是矿泉水呢？
1999年，在央视的黄金时段dvd取代vcd的时候，我还生活在那间十二平米的小房子里，过着原始人的生活。
1999年，被我们亲切称为“面的”的黄面包出租车彻底退出了北京人的生活。我家旁边的老司机张叔那天起了个大早，把车擦了又擦，招呼着全院的男女老少开着车在胡同里兜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公司几番催促才恋恋不舍地交了钥匙。以后再也没有一公里一块钱，宽敞到能运送大彩电的出租车了，“大蝗虫”彻底被“救护车”给歼灭了。
1999年过去的时候，我又倍感忧伤地以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因为我到最后也没搞明白2000年和2001年那个才算是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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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
无论怎样，我还是把2000年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开端，以零开端还是以一开端的问题就像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永远争论不出个结果。
我发誓在二十一世纪开始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少说话多办事。可实际上当我贯彻了一段时间少说话的方针后，就发现大事不妙了，我开始变得自闭了，每天也不怎么说话，就拿个本子写写这写写那，多是些谁辜负我，我的泪流成了海洋之类的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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