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脸靠近镜子，看到自己面色蜡黄、粗大的毛孔，想起抽屉里还有点珍珠粉，忙找出杯子，倒上，从抽屉里找出一个鸡蛋，磕了，把蛋清滤进杯里。

珍珠粉在筷子的搅拌下扬起白白细雾，很快消失了，蛋清慢慢把珍珠粉裹住，变得有点粘度，搅着搅着，突然觉得好玩儿，就像小时候过家家把泥和水在破瓷碗里搅了当饭吃一样。接着，楚江的记忆铺天盖地而来，我的手渐渐慢下来，最后顿住了。呆坐了半天，然后，来到镜子前。我用棉球把珍珠面膜涂抹在脸上，冰凉冰凉的感觉。

珍珠液不停从额头上淌下来，我只得平躺着，一侧头，从镜子中我看见了床上的自己，就像戴着一个面具。因为蛋清，我感觉我的表情渐渐僵硬，最后完全凝固了。

如果此时有人看到我，既看不到我的忧伤，也看不到我的快乐。

是谁带走了我的快乐和忧伤？

钟新，即使我的肉体从此时开始腐朽，我还是不能欺骗自己，我要的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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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都在犹豫、彷徨，但是，又不甘心就这么回家。

我心里很清楚：这一回去，也许就永远困在楚江，不会再出来了。回去，是我期待的，但我又害怕回去，我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有这样一种异常矛盾的心态。冥冥之中，我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可我却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

bsp;我和母亲的情人第9章（11）

母亲的电话说父亲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从母亲惊慌短促的语气我能猜测到父亲病重的程度，这个消息太突然，完全是我不可能想象得到的。在我眼里，父亲是不可能病倒的，即使死亡，也只能是遭遇突如其来的变故而不可能是疾病。他的体魄不仅能打死一只老虎，而且还能吃下这只老虎。

离开北京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我是悄悄走的。

巨大的广告牌上写着河街即将变成丽水花园，我在上面看到了未来丽水花园的模样：它妖媚而风情万种，就像来自巴黎红灯区的娼妓。

放眼望去，以前的红砖黑瓦已经狼藉一片，呲牙咧嘴的，很多房屋露出断壁残垣，屋前屋后的树无精打采地耷拉着，上面扬满了灰尘。河街就好像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势力突然入侵了曾生养我的土地，我不能接受，也无法接受。我仿佛变成了那些千年古树，有了一种被连根拔起的撕裂感和分离的痛楚。虽然脚下的土地贫瘠得一无所有，但那种缺失营养的土壤却把它紧箍着，拥抱的力度使它无法挣脱。

回到楚江时，我愣住了，我竟然认不出自己的家，现在就站在曾熟悉的家门前。

苕货家只剩下一堆废弃的乱砖瓦。我家的半边墙也撕裂了，门上一把锁。隐隐能看到院子里的竹仍青翠地蔓延着，那团绿意，更衬托出萧条。

我回来之前，这里一定发生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经济学家们可以很轻松地高屋建翎地说，这是一场文明与愚昧、改革与保守、进步势力与落后势力之间的斗争，无疑，胜利的一方肯定是前者。因为，历史的车轮是不可阻挡的。

我父亲绝对是后一势力的顽固代表。

父亲已是弥留之际。

病房里站满了人。他的面部套着呼吸机，床左侧挂着药水瓶。他不能讲话，与植物人无异。不等我问起，齐二林说父亲是与城建的因为拆房而发生了冲突，事前也刚喝了几两酒，当时热血往脑门上一涌，就倒在地上。母亲哭嚎着找人将他送到医院抢救，但根据拍的片子看来，情况很不好，脑血管大面积破裂，里面模糊一片。

除了拆迁，还有关于麻木的事情。

楚江西城区政府常委会研究决定：电动三轮车，也就是“麻木”，严重危害并制约了楚江的经济发展，为此，必须下狠心取缔。如果不取缔，楚江的交通、环保等问题都会成为一个死结。父亲闻讯后，与开麻木的同仁们结成同盟，一起在区政府大楼前静坐，后来，十几个代表被邀请到政府大楼会议室，出席会议的仅仅只有区办公室主任一人。

父亲在下面大声问：“把我们的麻木没收了，那我们吃什么喝什么？”主任说区政府决定每辆麻木补助一千元钱。下面炸开了锅。父亲接着问是不是安排工作。主任说现在大学生都没工作，为这补助，政府都要到处化缘。父亲说主任站着说话不腰疼，问他们到底能不能安排工作。

主任说：“这个，我作不了主。”

父亲说：“你作不了主，当不了家，那跑到这里来放什么屁？跟老子滚！”说完，一帮人一哄而散。

就为这事儿，父亲在家里也没少喝闷酒，虽然区政府暂时还没动作，但他的一颗心总是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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