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搭话，想听她接下来说什么。

她接下来聊起了另外几个女孩减肥的故事，然后问我对减肥怎么看。我谈了一些看法，玲姐也谈了一些看法。那些看法基本上不值得在此重述，仿佛当时重要的只是聊天。减肥，顺手捞着的一个话题而已。

我们在餐桌上继续聊着。

玲姐给我夹了一块肥鱼，问我觉得公司里几个女孩子怎么样，接着；问我觉得许可佳怎么样。

虽然我做了一些心理准备，但许可佳的名字再次灌进耳朵里的时候，心里有个地方还是晃动了一下。我慢慢嚼着嘴里的东西，尽量显得镇定一些，可能是太镇定了，突然给一根鱼刺卡着了。

我忍着痛，轻轻地说：“才见一面，哪知道人家怎么样和不怎么样。”

玲姐笑了，说：“你们俩看上去还挺般配的呢。”

窗外的树影晃动得更厉害了，天光更加浑黄。昨天晚上坐在街边长椅上感觉到的那一丝不安，现在飘荡在室内空气里了。我已经明白；为我找女朋友的事并没有过去。那件事依然隔在玲姐和我之间。现在，又要浮出水面了。

玲姐问我：“你怎么啦？”

我说：“我没怎么呀。”

“声音好像不对劲。”

我没说话，想听她继续说许可佳，想听她用最直接的方式说出她的真实想法。

玲姐又问：“你没事吧？”

我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了，喉咙里实在太难受了。我说：“我好像卡着了。”

玲姐跳起来，奔到厨房里去拿醋。我咳嗽了几下，没有喝醋。玲姐更着急了，说你快点喝下去呀，慢点往下吞呀。

我摇了摇头，告诉她喝醋没有用。我走到卫生间里呕吐了几下，吐出了一些不该吐的东西。我走到沙发那儿打开电视，电视里在用动画演示沙尘暴的移动路线。

玲姐拎着醋瓶子追过来，说你没试过，怎么知道没用啊。

玲姐倒了一些醋在碗里。我接过碗，立刻回到餐桌边；又往碗里加了一些醋，扔了一根鱼剌进去，什么也没说就走开了。

在等待醋碗里的鱼刺变软或不变软的那几分钟里，我意识到自己在生气。我走到阳台上去站了站，空气微微有点呛人，也许真的要刮沙尘暴了。我觉得，我生的气和天气正在互相影响。

十分钟后，玲姐到阳台上来了。她说：“还是到医院里去吧。”

我问：“你为什么总是不相信我啊？”

玲姐说：“怎么突然就扯到相信不相信上去啦？好吧好吧，怪我怪我，是我没搞清楚，以前只是听人家说，给鱼刺卡着了要喝醋的。”

道理本来很简单，在这种普通的食用醋里，能软化鱼刺的那种化学物质，含量根本不够。可我一说话，喉咙里就很痛。不能把这个道理清楚地说出来，这个道理本身就像一根鱼剌一样卡在我喉咙里，卡得我直想冒火。

我转身走进屋，在沙发上坐着，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视。眼泪一直在流。透过泪水，我看见沙尘暴被动画设计师画成了一大团黄褐色，像一头庞大的变形怪兽，从西北某个荒凉的地方一跃而起，直扑北京。

玲姐在一旁给什么人打电话，问鱼刺卡着了怎么办。喝醋，可能有人把这个经不起检验的“常识”告诉了她。玲姐说不行不行，接着引用了我半个小时前的实验结果，有点激动地反驳着对方。

又是半小时后，玲姐要我跟她到医院里去，我不肯去，她说：“你就让我省省心吧。”

我说：“我死不了的，你不用担心。”

她声音大起来了，“怎么这样说话啊？”

我回答她，怎么说我也不去，我说一根鱼剌没什么了不起的。其实，我能感觉到一根小小的鱼剌，正变得越来越重大。它卡在我的身体里，固执地占据着一个很关键的位置。带给我疼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奇特的感觉，类似快乐与恨意混合在一起。我带着喉咙里的一根鱼剌走来走去，从这间屋子到那间屋子。

玲姐一直跟在我身后，坚持要我去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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