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理瀚拿出纸笔，给童童写，突然灵机一动，说：“不要写了，干脆你陪他上北京。我就不去了。”

童童没回答，心想：“我哪来那么多路费钱哪？”

夏理瀚说：“我有张两个人到北京的免票，你陪大哥去不是更好吗？”

原来，夏理瀚在铁二局干得挺不错的。当然，政治条件好是决定性的因素。两、三年就当上了工段党支部书记。这张到北京出差的免票，他和工段长已经去过了。他把票上“1967年10月25日——1968年元月1日”的有效期加了一个“3”字，变成“1967年10月25日——1968年元月31日”，就完全够两个人再跑一趟北京了。这票本来就是他自己填写的，无论墨水、笔迹都毫无破绽。再配上盖有铁二局大红印章的出差证明，夏理诚和童无逸冒名顶替，持免票坐火车上北京是轻易不会被人识破的。

童童忙慌慌地买了菜回来，给妈妈和哥姐说他要陪夏理诚上北京看眼病。哥姐们都不好说什么。妈妈说：“二哥、四姐两家人，好不容易一齐回来。你就不帮我做饭，陪他们多耍几天？刚拢屋，板凳都没坐热，又要跑，还带人去给幺妹添麻烦！”

童童把小妹惨死，夏理诚眼睛的情况讲了一遍，带着掩饰不住的伤感和同情。

妈妈叹息道：“还说她条件好，这么小就工作！那么没福气。造孽啊，造孽啊！”

二哥说：“元月份北京冷得很，多穿点衣服，不要冻病了。”

四姐拿出姐夫的毛衣毛裤给他，又拿出口罩和绒线帽说：“都带上，鼻子、耳朵就不怕了。”

童童戴上绒帽，在镜子里做了个怪象说：“像马戏小丑！”

简单地收拾了个挎包，出门说：“一点过的火车，我走了。”

几个侄儿女围上来，一一亲过，走到院子里。惠书记戴着顶厚绒军帽从办公室出来。童童急中生智，说：“惠书记，我要上北京，跟你换顶帽子！”

惠书记还没反应过来，童童就取下惠书记的军帽，把绒线帽给他戴上。惠书记客气地说：“要得！”

等童童说着“谢谢”跑远了，惠书记才取下头上的绒线帽说：“哪里来的老头帽呀？”

当时街上流行抢军帽，叫“飞帽儿”。谁见谁都抢。

陈艳洁在办公室里看到刚才那一幕，笑着喊：“童童！你飞起惠书记的帽儿来了！”

童童笑着挥挥手，跑了。

惠书记笑着问童妈妈：“卢老师，你们哪个还在戴这种帽子？”

四姐指着姐夫说：“他嘛！下乡，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人家是三同，他是四同，穿得同农民一模一样。有回戴着这顶帽子，穿着光板羊皮袄，赶着马车回来，医学院门卫都认不得他了，坚决不放他进来，还是我去把他领进门的！”

大家笑了一场。

惠书记说：“你们这么远回来，还只有住病房。请多多原谅。条件太差，条件太差！”

妈妈陪笑道：“够好了。谢谢领导关心。”

客套了一阵，惠书记才想起要上厕所，急急告辞去了。

大哥、大嫂和一对千金快中午了才赶到，直埋怨交通车太挤。他们是走路回来的。

两个千金累得进屋就找凳子坐。大千金童骅6岁，脸相像妈，眉宇间有童家人的大气象。二姑娘童骊4岁，像她大舅。

看着从8岁的童一铖、6岁的童宁春、童骅、5岁的曾璞、4岁的童骊，到3岁的曾瑾，童妈妈爱得心尖尖都在抖。听着他们一递一声“婆婆”、“外婆”的叫唤，看着他们一张张稚嫩、天真的笑脸，童妈妈高兴地说：“等吃了饭，我们去逛街，让那些狗x的看看，老子们还是一大家人！”

大哥说：“要得！妈走头，我走二，从大到小，排起队，喊口号：打倒那些狗x的！我们还是一大家人！”

大人们都笑起来。娃娃们高兴得跟着大喊大叫。

妈妈说：“笑啥子笑？是要让那些狗x的看看嘛！我们童家没遭整绝，又是一大家人了！”

儿女们不笑了，娃娃们也安静下来。

四姐说：“好，抓紧时间做饭吃。我来炒菜，吃了饭上街！”

二哥认真地说：“妈，口号就不要喊了吧。”

大家又笑起来。

大哥说：“还是无忧实在！”笑着说：“哪里需要喊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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