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会不一定非要归联合国领导。

可是，赤色代表对和解或谈判不感兴趣。他们是想在宣传上捞到好处。而我们也许并未

估计到，那些在我们看来明显是捏造的、欺骗性的东西，在亚洲人眼里却可能完全成为另一

回事情。我认为：赤色分子还相信，通过使我们失去耐心，通过煽动，尤其是在战俘中进行

煽动，他们可以为谈判桌上的宣传提供炮弹，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他们的目的。

如前所述，早在谈判之初，我就提醒过在耐性上已经受到过严峻考验的海军上将乔伊，

赤色分子把使用客气礼貌的语言看作是让步的表现，看作是对其恐吓手法屈服的表现。我要

求乔伊在与赤色分子打交道时也要象他们一样采取强硬的措辞。从那以后，他在谈判桌上压

倒了说话态度强硬的共产党人，并且未让对方抓住一点可供宣传的把柄。

谈判之初，如同当时人们可能预料到的那样，令人棘手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来划分停火

线。共产党代表坚持以三八线为界，而我们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则坚持停火线更应符合当前

的实际军事控制线。我们准备放弃临津江以北、礼成江以西地区。该地区无法防守，位于三

八线以南。但是在其他地区，我们希望基本上就按照目前战线的位置建立缓冲区。如果把我

们的部队撤至三八线，并且沿着这条根本无法防守的线来部署兵力，那将无异于投降。看

来，唯有根据当前的战线划分停火线才比较现实。我们还认为，应在一定程度上加强我海、

空军方面的优势，这种优势，只有在实现停火和撤军的情况下才可予以放弃。

当谈判还在没完没了地拖延时，赤色军队采取了一些行动，企图把我们推向三八线，从

而使他们提出的停火线较实际军事控制线稍微接近一些。可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防御

体系已经十分坚固，敌人已无法突破。后来，在谈判双方仍在举行会晤期间虽发生过几次这

场战争中极其惨酷的战斗，但我在东京任职的最后这段时间，战线位置并未发生重大改变。

当然，当时仍然有人强烈要求我们再次向鸭绿江挺进，将侵略者全部从朝鲜赶出去，不

过，范弗里特不在此列。对当时军事上的实际情况有着清醒认识的人，没有谁会相信凭我们

手中的这点有限的兵力能够赢得什么全面胜利。后来接替我担任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的马

克·克拉克将军，在停战协定签字一年多之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从未得到

过足够的兵力；而敌人却拥有足够的兵力，不仅能阻止我们的进攻，而且能成功地实施小规

模出击，并保持由此所赢得的胜利。要彻底战胜敌人，就要有更多受过训练的作战师和能够

提供支援的海、空军力量，就要承受重大的伤亡，就要打破我们自己规定的不得进攻鸭绿江

以北敌人庇护所的禁令”。也许还可以这样说：一旦打破这道禁令，就会置日本于敌人攻击

的威胁之下；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立即使战争的规模明显扩大。没有哪个肩负重任的美

国领导人在当时能够使美国公众赞同这种做法。

我在远东司令部任职的最后一个时期，大部分时间所关心的主要是与共产党方面的谈

判。这些谈判单调乏味，罗嗦重复，气氛沉闷，令人生厌和恼火。所以，我很快便对早日结

束这场互相残杀的战争丧失了信心。设在汉山（临津江畔距板门店仅十四英里的一个小村庄）

郊外一个苹果园内的基地兵营改建成了一座永久性的设施。那里有一个—排球场，一个棒球

场，几个掷蹄铁游戏场，甚至还有一个飞靶射击常有一顶演电影的帐篷，一所社交惧乐部，

还有几所分别供士兵、初级军官和高级军官用膳的食堂。新添了一个直升机简易机场和一顶

供会议使用的帐篷。新闻记者安置在一列停在一英里之外铁路侧线上的“新闻列车”上。有

时，人们觉得，这些设施大概会长年累月地使用下去。

战俘骚乱（后来成为整个战争中除作战问题外最使人头痛的问题之一）与停战谈判有着紧

密的联系。这个问题有一度险些毁掉了整个谈判。现在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是共产党蓄意

策划的一个长远阴谋的组成部分，旨在向亚洲人民表明美国是残暴的压迫者，而只有中国的

力量能与之抗衡。因为发生这些骚乱时正值我在东京的任职行将期满，所以，我深感需要尽

快解决这些问题，以免将问题全部推给我的继任者克拉克将军。但是，这些问题难以很快得

到解决。战俘骚乱事件既不是自发产生的，也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中国与北朝鲜的最高统

帅部制定的一项阴险毒辣的计划中可憎的组成部分。这项计划旨在利用战俘问题对我方谈判

代表施加压力并达到重要的宣传目的。

第八章最后几个月——战俘骚乱事件——克拉克接替我——停战协定签字

早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六日，我在给麦克阿瑟将军的信中就曾谈及如何处置我们所收容的

战俘的问题。当时，我十分关心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所面临的，也是我本人所担忧的问题

是，在作战地区附近，大约有十四万战俘。我们不得不为他们的饮食、监守以及治疗等问题

操心。单是看守战俘营这项任务，就占用了我们相当一部分兵力（这些兵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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