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台总是不顾一切地争取邀请更多的嘉宾。由于某种原因，想到我们那里去挣钱的人从来都不多，支票上面填写的数额太小，肉眼几乎难以看见。所以，我们在预约登记方面常常有临时凑合的做法。电子站

男人与男孩（6）

例如，当最初几家日本银行开始倒闭时，我们约来探讨这方面情况的人既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报道金融新闻的记者，而是在电台对面的一家学院中讲授日语的教授。

还好，总算请到了一位教日语的。可是，如同别的语言教师一样，他也热爱自己所教语言的那个国家。要讨论亚洲老虎是如何变成被阉割的小猫这个问题，谁是更好的人选呢？当然，或许大有人在。但是，他是我们当时能够请到最佳人选。但是，他最终却没有来。

似乎是对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表示同情，那位日语教授在预定到场那天早上阑尾破裂。我们临时把他的得意门生吉娜从学校请来作为替身。

身材修长、魅力四射的吉娜。她讲一口流利的日语，看上去颇像一位日本文化方面的专家，那修长的双腿使我想入非非了好几个星期。我把她带进播音室，根本没有勇气和她交谈，甚至不敢正视她的目光。她容貌漂亮，举止迷人，脑袋聪明。但是，最重要的是，她与我根本不是同一类型的人。

后来，播音室的红灯亮了，问题来了。不，或者说，根本没有问题。吉娜由于过分紧张突然呆了。她说不出话来。

刚才见面时，我以为她是无法接近的。然而，当我看着她结结巴巴，汗流浃背，东拉西扯地讲述日本经济衰退的经过时，她突然变得很有人情味了。而且，我意识到自己有了机会。可能是非常渺茫的机会。或许，是一个在火热的地狱中滚雪球的机会。但是，总算是一个机会。

我也确切地知道她的感觉。自己面对那盏红灯时也总是有同样的遭遇。我面对话筒或照相机时从来都不自在，甚至今天想到那样的经历仍然会使我出一身冷汗。

当节目播完，马迪把她从苦难中释放出来时，我向她表示同情也不是什么难事。她心情不错，对刚才的紧张状态付之一笑，并且赌咒说她的播音经历就此结束。

我的心一沉。

我想——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再次见面？

吉娜的特别之处在于她对自己的美貌并不张扬。她知道自己长得漂亮，但是对此却不怎么在意。应该说，她认为，那是她身上最平常一面。然而，如果你在街上见到我，你是不会多看一眼的。像我这样相貌平平的人绝对不会像吉娜那样不把美丽当一回事。

她请我到索戈去吃寿司。索戈是皮卡迪利大街上最大的日本百货商场，那里的员工都认识她。她用日语同他们交谈，他们叫她“吉娜…桑”。

“吉娜…桑是什么意思？”我问她。

“不好确切地翻译，”她笑着说，“含有‘尊敬的吉娜’的意思。”

尊敬的吉娜。她从小就喜欢日本文化，上大学之前就已在日本生活一年，在京都教英语。她称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并且计划重访日本。东京的一家美国银行招她去那里工作。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她。我心里祈祷自己能够让她留下。

我对日本知之甚少，搜索枯肠，总算想起了三岛由纪夫。她却以不屑的口气将他称为右翼读者喜欢的小说家。“你知道，日本文化不仅仅是生鱼片和剖腹自杀。”她告诉我，如果真的想了解日本，就应该读一读川端康成的作品。她说，如果我需要，她可以借几本给我。我看到了自己的机会，并且立刻抓住了。

我们见面喝一杯时，她带来了一本叫《雪国》的书。我一回家就翻开读了起来——写的是腻烦的花花公子在山林休假胜地与在劫难逃的艺妓坠入爱河的故事，实际上相当不错——心里想着吉娜的眼睛，想着她的长腿，想着她微笑时靓丽的脸庞。

她在她的公寓里做晚饭。我在进去之前得先脱掉鞋子。我们在用餐时讨论日本文化——应该说，吉娜给我讲日本文化。在叫出租车回家之前，我一直洗耳恭听，使用筷子的手不听使唤，把日式烤鸡肉碎片弄得满地毯都是。后来，我们在地板——或者按吉娜的说法，在被子——上做爱。

黑屋吊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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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4月8日（星期一）

若皅慎二垂下握蓝铅笔的手，轻轻打个哈欠。

窗帘卷起了，阳光从总务室东窗射进来，在桌上形成小亮斑。笔盒里的圆珠笔、图章、确认文件真伪用的放大镜，以及两脚规等文具上面，细微的光粒子闪闪发亮。

纵目窗外，京都的天空一碧如洗，处处是如画笔淡抹的薄云。

若皅深吸一口早晨的清爽空气，又伏案工作起来。他桌上是堆积如山的死亡保险金申领文件。

四十八岁的木工，因吐血入院，被宣布为胃癌；六十岁的公司干部，打高尔夫球时突然昏倒，被发现是脑肿瘤；今年才参加过成人仪式的大学生，驾车出游速度太快，转弯不及猛撞电线杆……

若皅面对的是未谋面者的死亡。一大早就干这种事，难得有好心情。

他进入公司已五年，原先分配在总社的外国债券投资课。因为那时占据脑袋的尽是美元的长期利率或汇率之类经济上的事，与其说是进入了保险业，毋宁说是模糊地觉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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