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儿媳变成自己妃子的还有唐玄宗李隆基，他的爱妃杨玉环原是儿子寿王李瑁的妻子。

梁太祖朱温，也将儿媳妇尽力纳入自己的色欲对象中。

金朝海陵王大部分情妇竟是亲属，一部分则为大臣的妻室。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荒淫的君主，毫无伦理道德约束。先后被他占有的有叔母阿懒、从侄女重节、从嫂阿里虎、从姐妹什古、蒲刺、习拈、师姑儿、再从姐妹莎里古真、余都等，还有外戚妻室奈刺忽、蒲鲁胡只等，臣妻定哥、择特懒、察八等，共计二十余人。

海陵王把淫乐看成是人生的第一要务，他和莎里古真约会时，亲到殿外等候，累了则坐在侍婢高师姑的膝上，侍婢关切地问他：“天子何必如此而已劳苦？”他答道：“我以为天子易得，此等期会难得。”

他每次与女人交欢，不是在帐闱中进行，而是公开亮相，令乐队在一旁奏乐，嫔妃环坐观看。

只有到了宋代以降，由于程朱理学的盛行，贞节看得越来越重，不仅没有君主娶再醮者，“乱伦”之事也不敢公开进行，但皇帝中却有狎妓的“瘾君子”。

例如，宋徽宗听说京师名妓色艺双绝，第一次便化名赵乙，带了重礼，去烟花聚集地镇安坊。老鸨李姥见来客阔绰，立即安排李师师来见。

但李师师却摆谱，等了许久才出来，而且出来后，她也淡妆不施脂粉，对客人不屑一顾。过了好一会儿才拿出古琴，弹起一曲《平沙落雁》。

徵宗为之倾倒，但李师师始终冷面相向。

第二次造访，皇帝亮出了身份，这一回李师师一笑百媚，弹了《梅花三弄》。

徽宗自此不时派人送去厚赐，为了幽会方便，他还命人从皇宫挖了一地道通达镇安坊。

皇帝的荒淫无度，由此可见一斑。大宋帝国的日薄西山，国将不国，也在情理之中了。

真正将“贞节”推到前所未有高度是明太祖朱元璋。他一即位，马上昭扬贞节观，昭书郑重其事地说：“民间寡妇在三十岁以前夫亡守节，并坚持到五十岁以后者，可在门前立旌表彰，免除全家差役。”

为了配合贞节的教化，儒臣解缙等人编篡了上古三代至元代的《列女传》，以作为全体女性的必读之书，明成祖亲自为之作序，以阐明“贞节”的重要性。

从此，“贞节”之血在汉文化的“文明之路”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化探源：“生殖崇拜”的话外之音中国的儒家文化并不回避“性”，甚至有学者指出，儒家的核心部分“仁孝”学说表现的是一种生殖哲学，它脱胎于先祖的“生殖崇拜”。

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只是过儒家所推尊的“生殖崇拜”主要是男性生殖崇拜，女性是辅助工具。

老祖宗在造字时就显露了这一点，例如：“祖”即“且”的崇拜，甲骨文的“且”字仿造于男性生殖器。民间用的祖宗牌位，是一块长方形的木片，也就是“且”字，表明了先祖对它的崇拜。

在母系社会时，祖是“日”字，写法是一个圆圈当中一点，是象形的女阴，也是太阳。

中国不少地区到现在还用“日”来表示性行为。

而老子学说则脱胎于女性生殖崇拜，是母系氏族文化的理论升华。

所谓“道”，最初建立在对女性生殖力的认知上，然后扩大到观察宇宙的创生。

《老子》常用女性性器官和母体形容“道”的性质作用，如“谷神不死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在地根”，“玄牝”即女性生殖器，“谷神”即生殖女神。女性生儿育女是从无到有，始于结胎，胚胎由混沌渐次分化，终成人形而出生。

推之宇宙化生，即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是恍兮惚兮，窈兮冥兮，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其中有精。老子“小国寡民”的哲学贵柔守雌，也是这种生殖崇拜的反映。

不过，中国儒家相信“道之大原出于天”，这是价值的源头。它将性意识淡化，突出了宇宙的宏大与深邃。在这种思想的观照下，“道”足以照明“人伦日用”，赋予后者以意义。禅宗也是这样说的。未悟“道”前是砍柴担水，既悟“道”后仍然是砍柴担水，所不同者，悟后的砍柴担水才有意义，才显价值。

也就是说，“道”要靠自己去悟，悟了就有意义，就不是表面的事物，而是接近宇宙的核心。

儒家教人“深造自得”、“归而求之有余师”，道家要人“得意忘言”，禅师对求道者则不肯“说破”。重点显然都放在每一个的内心自觉，所以个人的修养或修持成为关键所在。

这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具体表现，它将性意识打磨得十分斯文尔雅。它明确告诉人们，

追求价值之源的努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向上的，不是等待上帝来“启示”的。每个人都有尊严，都有欲望和要求，但个人的欲望要含蓄，否则便是“没修养”的表现。

实际上，儒家文化是很重视人的尊严的，这一点自孔夫子以来便巩固了。

孟子说，“人皆可以成为尧舜”，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禹”，佛教徒竺道生也说“一阐提可以成佛”，都肯定人有价值自觉的能力。

在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中，人的尊严是遍及于一切人的。

陶渊明送一个仆人给他的儿子，却写信告诉他：“此亦人子也，当善遇之。”

唐代道州刺史阳城抗疏免道州贡“矮奴”，当时和后世传为佳话。

因此白居易有诗：“道州水土所水者，只有矮民无矮奴。”大学说，“知止而后是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当今社会的危机恰恰是“动”而不能“静”，“进”而不能“止”，“富”能不能“安”，“乱”而不能“定”。

为了使纲常序列排列清楚，孟子还特地提出五伦：“父子在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把人当作目的而非手段，它的个人主义精神凸显了每个个人的道德价值；它又发展了从“人皆可以为尧舜”到“满街皆是圣人”的平等意识以及从“为仁由己”到讲学议政的自由传统。

中国人的内倾文化在自我存在的表现上，一方面是外在客观世界存在的保证，另一方面外在客观世界的存在也保证了自我存在的真实性。

庄子“因己之乐”即可推出鱼之“乐”，邵雍由“以我观物”即可推出“以物观物”，程明道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中国人相信价值之源内在于一己之心而外通于他人及天地万物，所以翻来覆去地强调“自省”、“自反”、“反求诸己”以及“反身而诚”等“自我修养”功夫。

中国人不大重视灵魂的有无，但是积极肯定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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