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男人把我当成了疯子，一拳打到我的鼻孔上，打得我眼冒金花，鲜血直流。

观众纷纷围了上来。

我固执地说，“让我见见蕾仙，让我跟她说一句话！”

又一重拳落在我的背上。男人继续动武时，被观众制止了。

这时，有人喊了一声：“蕾仙过来了。”

真的是她！

只见她满脸的不高兴，走上来，对打我的男人说，“你真不中用，让这么一个撒野的小子来门口捣乱！”

说完，蕾仙看都没看我一眼，就被一群男人簇拥着，神气十足地走了。

丧魂落魄地回到学校，我被大雨淋得透湿，扎扎实实地病了半个多月。

我的心被无言的忧伤划破了。

我看见流出来的血变得苍白。

第二章狐狸的尖叫美风美雨：“赢得男人心的最佳办法就是当胸一枪”

阿东大学还没毕业就能够去美国留学，完全凭的是他的成绩。

蕾仙给他的心灵造成的重创，使他如梦初醒，将青春过剩的精力全部放在了学习上。

大四那年，国家教委给了他们学校三个公费留学指标，在全校报名参加挑选考试的五百二十八名竞争者中，阿东居然考了个第一名。

远渡重洋，而且是人人向往的美洲大陆，对九十年代初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玫瑰色的梦。

阿东与学校电子系一个叫周山岭的同学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有幸成为美丽的圆梦人。

阿东的人生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然而，眼花缭乱的美风美雨却让“洋装虽然穿在身”的阿东一时难以适应过来。入学不久，阿东班上有一个年轻貌美的欧裔小姐，在一次小姐聚会上，她直言不讳地说，她就喜欢性生活。

因为这是了解一个男人的最好的办法。

“性生活”三个字由她说出来，就像嚼一支口香糖一样轻松随意。

她说，男女之间聊天、看电影或一起出去游玩，都是极为肤浅的，并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只有“性交”（这两个字她说得很重）能够帮助互相了解。

这样的言论无疑让从中国山沟里走出来的阿东目瞪口呆。

古老土地上板结已久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一再受到挑战。

芝加哥大学有一个中国学生联谊会，芝加哥地区还有一个中国学者联谊会。阿东有时也参加他们一些聚会，从联谊会那里可以结交一些朋友，了解一些信息。

比方，有一次聚会，一名在读博士说，中国女人在选择男友的时，有着严格的实用标准，比如家庭、职业、财产和地位等等，而这些对美国人来说，她们并不看重。

他举一个例子说，他读研究生时，班上有一个十分漂亮的女学生，许多男生对她动心。这女孩拿了硕士学位后，在一所中学教了几年书。她拒绝了许多求婚者，最后竟嫁给了一个连中学都没毕业的售货员。

在另一次有当地女学者参加的聚会上，有人从中心话题“一夫一妻”生活模式之利弊中引发出来，说男人应该实行“一夫多妻”，并以“中国古董”辜鸿铭主张用纳妾来补偿男人的性生活作例证，但话未说完，立即遭到两个美国女人的反驳：“男人可以多妾，女人为什么不可以多夫？”

那人沿用辜鸿铭的话回敬她们：“你们见过一个茶壶配四只茶杯，但世上哪有一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

没想到，那两个美国女人也不是“省油的灯”，她们当即反问道：“你们见过一只碗配四根汤匙，但世上哪有一根汤匙配四只碗的？”

此言一出，将所有在场的人都镇住了。散会后，一个中国学者对阿东笑笑说，听了那两个美国女人的话，他原想引用马尔克斯在小说中的话——“男人需要两个妻子，一个用来爱，另一个用来钉扣子”——都不敢说了，因为美国女人说不定会反驳他：“女人需要两个男人，一个用来爱，另一个用来担柴挑水”，甚至更难听的话。

最后，这个学者对阿东说：“在美国，女人的胆像佩玉一样，是挂在胸口上的。”

仿佛是为了验证这个学者的话似的，不久后的一天，一群女权分子在芝加哥大学校园内竟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憎恨男人大会”。

她们出售胸章和t恤衫，上面的文字特别杀眼——

“男人太多，弹药不足”（somanymen，solittleammunition）；

“死掉的男人就不会享用春宫”（deadmendon‘tuseporn）；

更酷的则是：“赢得男人心的最佳办法就是当胸一枪”（thebest‘sheartisthroughthechest），上面画着一个女人正端着枪，在对准你射击的图案。

至于“保护妇女”（feminineprotection）、“我憎恨男人”（ihatemen）等字样的文化衫就显得“过于友好和温和”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这个大会破坏了“烟花巷”的生意，一大群妓女竟然大大咧咧地聚在会场外示威，她们的口号很实际，说什么“替男人口交总比没工作好”（ablonojob）、“我的身体乃我的生意”（mybody‘smybusiness）（此话当然也有“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事”或“我的身体管你鸟事”之意）。

换句话说，女权分子不能干涉她们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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