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学者说，最近读到高尔基的一篇回忆文章，说有一回，高尔基跟几个文坛朋友在一起谈女人，托尔斯泰突然说，“等我一只脚踏进坟墓时，再说出关于女人的真话，说完立即跳到棺材里，砰的一声盖上。来捉我吧。”紧接着，这位学者又举了另一个例子：一个德国人想编一本名家谈婚姻的书，向肖伯纳约稿，肖伯纳回信说，“凡人在其太太未死时，没有能老实说出他对婚姻的意见的。”

这个学者在分析这两个事例时指出：一个要在自己临终前说，一个要在太太去世后说，可见说出的都不是什么好话了。

不过，其间又有区别。

自己临终前说，说出的多半是得罪一切女性的冒天下大不韪的话。

太太去世后，说出的必定是不利于太太的非礼的话。

有趣的是，托尔斯泰年轻时极为放荡，一个放荡的男人不能让天下女子知道他对女人的真实想法；肖伯纳一生恪守规矩，一个规矩的丈夫不能让太太知道他对婚姻的真实看法。

最后，这个中国学者向听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男人要对女性保持有美好的感想，他的生活是否应该在放荡与规矩之间——既不能太放荡，也不该太规矩呢？

更为重要的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将这两者调节起来的吗？听到这里，阿东脑海里突然一亮：“性派对”就是这种“中庸之道”的最好办法啊。他觉得自己不但理解了北伊州大学的“性派对”活动，而且感到自己已经参与了这类活动。他认为维也纳的艳遇就是一次变相的“性派对”，只不过“派对的人”只有他和那个“妓女实习生”——两个人都既不放荡，也不太规矩，并且彼此都保持了美好的回忆。

“生活，抖落了身上的一层鳞甲，你会感觉特别轻松。”有一次，阿东到加州大学去看望老朋友周山岭时，感慨万千地说：“我们原来也可以这样子生活！”

第二章狐狸的尖叫屈乡楠文件夹

一种全新的生活在我面前展开。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胜任这项挑战，但我愿意尽力一试。

这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自称为“遮阳部落”，倒是很符合他们的性格特征。

这些天，我们白天四处玩。晚上就到钟国军家中搞“性派对”，日子过得特别丰富多彩。

由于我没有女人，每次都有一个人“放空档”。奇怪的是，这几天，我倒是没放过一回“空档”，跟谢双依、桂妞、温尼都有着激动人心的收获。

我敢说，我跟妻子做爱时，从来没有如此感觉，如此的兴奋！

是否，跟妻子在一起时，义务的东西将人性的东西压抑住了呢？而“性派对”活动，根本不用考虑这一切。

真是轻松极了。

说真的，最初我也是内疚万分，但现在慢慢好像也习惯了。

我与他们很快混得厮熟。

他们对我也无话不谈。

今天上午，阿东给我看一份当地华人报纸，上面有一则消息，讲的是深圳爱滋病的情况。我将它抄在这里，也许日后用得着——本报讯深圳自一九九二年发现首宗爱滋病病毒感染者以来，迄今已发现爱滋病人数十宗，其中多人已经死亡。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深圳累计发现的hiv病毒感染者有二百多人，但该市的医疗卫生界人士认为，目前检出的感染者仅是冰山一角，估计没有被发现的爱滋病患者多达数千人，他们混杂在各类人群之中，成为爱滋病主要传播源。

阿东给我看这则消息时，脸上露出自信的笑容。在他看来，“性派对”至少可以杜绝这种可怕的病患。

我对阿东略带传奇色彩的经历很感兴趣。他告诉我的这一切对我了解他们这个群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也许将来的某天，我可以将他们隐秘的生活写出来？

阿东不是给了我鼓励的暗示吗？

第三章爱情杀手租赁家庭：机场上的红玫瑰

温尼去上海虹桥机场去接阿东的时候，是带着已经读初二的儿子贝贝去的。

那一天是寒假中的第一个星期天，阳光很好。

这也是温尼离婚后第一次去上海。

上海有她的记忆，有她的痛。

温尼真的不愿意去上海，她害怕陷入那些旧岁时光的忧伤回忆。

可表妹桂妞说，“你无论如何得帮我这个忙。”

因为“这个忙”一般的人还真帮不了——这个三十多岁的怪怪的男人在美国读了博士，现在又在香港某证券所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居然没有结婚，而回国探亲还要来“租赁一个妻子和一个孩子！”

换言之就是“租赁一个家！”

娃妞没有对这个男人的情况说得更多，只是说他头上有一块光疤，个子高高的，叫什么“阿东”来着。

桂妞请温尼去机场接他时，只要在胸前别一支小小的红玫瑰就行了。

“阿东会主动向你走来的！”这是桂妞反复交待过的。

这种神秘的接头方式真像白色恐怖时期的“地下工作者”。温尼觉得有些刺激，就勉强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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