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红兵听后，想了想才说：“那你们意思是说我因为害怕死才去说点什么，准备苟延残喘地多活些日子吗？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那我就实在没有必要去说了，我一点也不惧怕死亡，如果我惧怕死亡，就不会去抢银行。我只是想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去抢劫银行是一种什么滋味，就是想尝尝是什么滋味。你们或许认为我这是一种变态或病态，其实你们睁眼看看我们这个社会，哪儿不存在病态的人们？世界哪个角落不都是如此？去年9月11日，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厦的消失不就印证了这个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病态的人们？美国人把自己作为世界警察到处去‘救火’，你能说小布什不是发病了吗？名人们一发病整个人类就要遭殃，我？发了一点小病，就让这个社会震惊了，你们也太大惊小怪了，早知如此，我应该把事情做得更大一点。”蒋红兵见常富波他们都不说话，又笑了一下，“我是不是扯远了？”

“不，没有扯远，我们今天来这儿已做好充分的准备，你说什么，我们都会洗耳恭听，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常富波转动着手中的钢笔说。

“你们不打算询问我了？”

常富波摇摇头，“不，听了你的陈述后我们会问的。”

“你们知道，我养活了一大批病态的官员，你们听清楚，我没有说大批贪官，而是说一大批病态的官员。他们是不是贪官不能由我说了算，应该由你们去定，在我生活的字典里没有贪官二字，只有病态的人们、病态的官员。我很早就想写一本书，这个书名我都想好了，就一个字，叫《病》，我后悔考大学时报错了志愿，我不应该去学什么土木建筑，而应该学医，但是学医了以后又有什么用？鲁迅是学医的，他改行从文，他想医治更多人的‘病’，但又怎么样？没用。不知你们还记不记得，上半年我们这个城市来了一个叫罗大佑的台湾人，他原来也是学医的，而且他的整个家族几乎都是从事医学行业的，但他发现他医治不了几个人，便想用歌声疗治受伤的人们。可以说，罗大佑用他的歌曲感动并影响了几代人，受他影响最深的要数我们这些上世纪60年代出生、80年代上大学的一代人。我要感谢他的歌曲，读大学时，我心情不是太好，他的歌曲《童年》、《亚细亚的孤儿》、《爱的箴言》等等，深刻地表达了我们青春期的那种情绪，是一种不分地点和时间的永恒的感动。他的歌曲医治了我少年时代一些病态的行为，所以，这次罗大佑来我们这个城市举行演唱会，我去了。听到他的那些熟悉的歌曲，我很激动，坐在我前面一排的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男人听了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后，马上用手机拨通了他过去女友家的电话，让已为人母的她在电话中听了半场演唱会，后来我问那男人，那男人说他们曾经在大学时期是一对恋人，后来因种种原因分手了，各自有了家。他的话让我想起了我的初恋，其实那不叫初恋，仅仅是我的单相思，因为我家很穷，而那个女生的家庭条件非常好，我没有资格去追求她。”说到这里，蒋红兵的眼睛湿润了，他指指梅雨媚说：“那个女生与她很相像，只是没有那么高挑。”说完，蒋红兵叹了一口气：“我从没有向那女生表白过，但我要像感谢罗大佑的歌曲那样感谢她，罗大佑的歌曲和对那女生的幻想，医治了我少年时代不少病态行为。我听了罗大佑演唱会，以为他的那些怀旧的歌曲会重新医治我现在的病态行为，但我发现不行了，他的歌曲不仅没有医治我病态的不法行为，更加深了我病态行为的裂变，让我更加怀念我的大学生活，仇视当今的社会，仇视那些病态的官僚，最后让我走入极端。”

“蒋红兵，我们这个社会中存在的一些病态的东西难道不是你们这些病态的人们惯成的吗？如果我们每个公民都用不同的方式去医治这些病态，遏制这些病态，不是可以净化我们这个社会吗？难道你没有责任？”梅雨媚有点烦躁了，说了半天，蒋红兵都还没有涉及到案情的实质。

“不用急！”常富波用手肘碰了一下梅雨媚后，低声说道。常富波认为蒋红兵很有点思想，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让蒋红兵说个够，像他这样有点思想的人，在看守所呆了一段时间，是需要语言的发泄的，但他又不想让蒋红兵把话题扯得太远。他指指放在蒋红兵面前的茶杯说，“喝吧，凉了就不好喝了，喝完了，我们帮你再冲。”

蒋红兵听了，端起咖啡一饮而尽，梅雨媚见状，起身又给他冲了一杯，蒋红兵朝她点点头，说了一句：“谢谢！不好意思让您动手！”

“蒋红兵，我很想听听你对行贿者持个什么态度？”常富波将话题转到他的思路上来了。

“行贿？”蒋红兵看着冒着热气的咖啡，垂下了眼睑，表情有点古怪，但他很快又恢复了原来的表情，说道：“这是一个很不好回答的问题，我不是法学专家，但作为一个商人，我可以谈点看法，为什么会有行贿者？首先是有受贿者，现在办什么事情，都需要请请客送送礼，这已成为一种风气，也可以说成为当今的一种游戏规则，如果一个人不遵守这一游戏规则，办事情就会遇到很多障碍。其实，行贿者在这一风气或游戏规则中是受害者，这些受害者为什么愿意拿钱向他人行贿？不知你们听说过这么一句话没有：人啊，一是用针刺自己的肉很痛；二是从自己口袋里掏钱给人很心痛。没有一个企业经营者愿意主动将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拿出来行贿给他人的，他要是忍痛这么做了，正是因为对方手中掌握了可以对资源进行配置的大权，通过行贿换取权力的支持后，他便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我这个人可以说是一个受害者，每次我在给别人送钱去时，我就在想还会有下一次吗？”

“那你说说你是怎么行贿的？”

“刚才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你向一些什么人行过贿？”常富波终于问到了实处。

“这和你们审理我的抢劫杀人案有什么关系？”

“那你要我们来干什么？你抢劫杀人案我们在开庭时会让你说一个够的，现在我们来找你的目的是什么你不是很清楚吗？”梅雨媚觉得蒋红兵在戏耍他们，心中不禁有点烦了。

“法官同志，你要沉得住气，什么事都急不得，不是有句俗话，叫什么心急吃不得热豆腐吗？我在这方面就吃过亏，如果我不心急也不会坐在这里，但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后悔，今天我不坐在这里，或许明天，或许后天我还会到这儿来。我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证明一个道理：我的明劫与那些病态的人的暗劫究竟有什么区别。”

“蒋红兵，你别扯远了，你开始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那故事很精彩，但我没弄明白，你的故事将会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我想是不是这样的，你投入很多，但你却没有收获，那些你所讲的病态的官员不懂得怎么回报你，于是，你便开始了报复社会，想证明你想证明的什么明劫与暗劫有什么不同，我想问问，你尝试了一个什么结果？体味出了什么？”常富波抽出一支烟，问蒋红兵抽不抽，蒋红兵摆摆手，说烟的档次太低，常富波听了，笑笑，自己点燃，美滋滋地抽了一口。

“没有体味出什么，但让我更感觉空虚。说句实话，我并不想要别人真正回报什么，我也不乞求别人的回报，但我这个人讲感情。我进监后，除了我的二姐、二姐夫他们来探望过外，其他人没来过，特别是那些得到过很大利益的人似乎忘记了我这个人，他们都希望我早点离开这个世界。我现在想通了，不再乞求他们来探望了。我记得有一位官员在北京开会时病了，我听说后，专程进京去看他，他很感动。我是第一个从德沙赶过去看他的人，我与他的关系可以说是生死之交。他都没有来探望，哪怕找一个什么借口来看看。我的案子与他无关，他却不敢来，而躲得远远的。我恨他，恨那些受过恩惠而又忘恩负义的人，我是罪该千死，但他们？他们比我更狠，他们是罪该万死！”

“你既然那么恨他们，为什么又总是遮遮掩掩的？怕他们？”

“我怕他们？”蒋红兵冷笑了一声，“到了这个时候，不是我怕他们，而是他们怕我。”

“蒋红兵，作为一个男子汉，既然敢为，为什么不敢说？我问你，受你恩惠的人为什么到现在都不来看你？我想了很久，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怕你，为什么不怕你？是因为你手中没有他们的证据，你求我，给我送了钱，是一对一的事，可以说神不知鬼不觉的，你说给我送了多少多少银子，谁相信你？你现在是囚徒，为了保命，你便以你曾为一集团的董事长之便利乱咬人，无非是为了减轻罪责，你说是不是，如果你真有可以立功的东西，你怎么不在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审讯你的时候说呢？你现在害怕了，到了监房，才明白什么是自由的可贵，于是想方设法设计出这些或那些准备立功的事情。”常富波本来还想说下去，但看到蒋红兵气歪了嘴，心里很是痛快，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要狠狠地刺激他，他与陈仁辛、梅雨媚坐在一起认真研究过，认为蒋红兵身上必定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吐露，他既然敢以身试法做出抢劫杀人案，就应该没打算活下去。但看到那些受了他恩惠的人都似乎忘记了他，他的病态的心发生了倾斜，他就是在死之前也要咬几个贪官出来。

常富波的话果然起了作用，蒋红兵将杯中咖啡一饮而尽后，将茶杯狠狠地掷在他面前的小桌子上，咬咬牙说：“你说他们不怕我吗？他们真的不怕我吗？他们一定害怕了，害怕得不敢来见我，害怕得想尽快杀了我，我不仅让他们害怕了，而且有充分扎实的证据足以让他们感到害怕，足以让他们一个个翻船，我不怕他们有任何理由怎么去狡辩，我有置他们于死地的证据。”

“蒋红兵，我暂时不想听你给谁送过钱，我只想问问你，你是在什么地方送钱给这些人的？”常富波转了一个话题。

“你们知道的，我集团下面有很多分公司、餐饮、娱乐、商场，在我的娱乐场所有不少豪华的包房，这些东西都是经过我的手设计出来的，我在设计时就留了一手，这一手足以让人致命。夏天，我从不上那些官员家中，而是将他们请进我的包房里，奉上他们需要的东西，秋冬天到我包房亦可，上他们家或办公室亦可以，但我可以从从容容地弄到掌握他们把柄的证据。”

常富波和梅雨媚听后，身上几乎惊出一身冷汗，太险恶了，蒋红兵在他的包房或其他娱乐场所都安装了摄像机等等，上那些官员家时，他也一定带上了摄像机之类的东西，但他的这些证据会放在什么地方？

“蒋红兵，既然你有这么多置人于死地的证据，为什么还要去抢劫银行？你真的没有想到过后果？”

“我想过后果，我不明白的是我送了他们那么多，他们为什么还将我应得的工程给别人？而且不给我一个交代。”

“蒋红兵，你没有合理解释你为什么在一个工程没有到手的情况下去抢劫银行？”

“这又有什么不合理？比方说，我送给你那么高数额的银子，可否等同是你从我的手中抢劫而去？”

“这，不能等同！”

“为什么不能等同？我说过，用针刺自己的肉痛不痛，很痛是吧，那么从我口袋里掏银子给那些官僚也很心痛，这不就可以等同从我手中抢劫一般吗？我虽然有很多钱，不缺钱花，但我很想知道我抢劫时会是什么味道，我认为很刺激，就如同……”蒋红兵说到这里，停顿下来，他看了梅雨媚一眼笑了一下，“我打一个很粗俗的比喻吧，就如同射精般那么惬意，这种感觉男人女人都可以体验到的。对不起，我刚才本来想打一个吸毒人的比喻，但我没有吸过毒，不知道吸毒时的感觉如何，你们也不知道。”蒋红兵说到这里，又笑了一下，“那种感觉比数钱的感觉要深刻得多，如果有来生，我绝不会再去做什么生意，就干抢劫银行的事，那真是刺激，给人一种飘逸的感觉。”说到这里，蒋红兵一副很陶醉的样子。

常富波看到蒋红兵那样子，心里一阵阵颤动。这个社会让本来大有可为的一个青年的心灵扭曲成如此，是他本人的悲哀，还是这个社会的悲哀？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蒋红兵，你说了那么多，现在可以说点实质性的东西了吧。”梅雨媚说道。

“当然可以，但你们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条件？你现在无权和我们说条件！”梅雨媚根本不想与他讨价还价。

“你有什么条件？”常富波见蒋红兵又垂下眼睑，看了梅雨媚一眼后问道。

“这个条件其实也不难。”

“什么条件，你先说给我们听听。”

“让瞿佳娟到监房来，我要过夫妻生活。”

“妄想！”梅雨媚听蒋红兵提出这么一个条件很是愤怒。

“梅庭长，请息怒，我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嘛，我是一个限制了自由的人，但在你们还没有给我定罪之前，我还有人身权利，有性权利。”

“瞿佳娟是谁？”常富波问梅雨媚，梅雨媚告诉他说是文化局的一名干部，蒋红兵的情妇。

蒋红兵见常富波与梅雨媚交换着意见，不禁笑了，他说：“你们今天安排，我明天就讲，一定倾吐一个痛快。”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要求你的妻子宋芳来，而要求瞿佳娟来？退一步讲，要过夫妻生活，也应该同宋芳啦。”常富波问。

“宋芳？她是一个娼妇，我的至爱是瞿佳娟，你们必须答应这个条件！”

“蒋红兵，你很聪明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向梅庭长吐露了一点小信息，让她隐约知道你的心中还隐藏着很多秘密，然后你一步步诱惑着我们，在我们欲罢不能时，你便提出了条件。”

“不错，你说得很对，其实我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浙江省有一个叫郑雪梨的女青年，新婚丈夫罗锋犯下命案，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了罗锋死刑，郑雪梨认为她有生育权，便向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高院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借助人工授精怀上丈夫的孩子。不知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可以的，对法律我不太懂，但我平时也看过一点，我认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禁止的权利，就不能剥夺。生育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不能随便剥夺，罗锋虽然被判处了死刑，剥夺了政治权利，但剥夺他的生育权却没有法律依据。从人道主义立场上看，一个人即使判处了死刑，也应享有基本的人权，现在科学发达了，让郑雪梨怀孕不是不可以的，另外，他们是夫妻，他们的婚姻关系还存在，只要是夫妻，就应享有生育权。我还是未决犯，更应享受夫妻性生活。”

常富波听后，不得不佩服蒋红兵的博学，他笑了：“蒋红兵，你还真会找依据呀，你知道吗？罗锋被判了死刑，他的生存权都没有了，还谈什么生育权？”

“不对，虽然一审判决下来了，但还没有最终裁定，死刑还没有最终生效之前，罗锋还是一个‘人犯’，而不是‘犯人’，在终审判决还没下来之前，正常人有的权利罗锋应该都有，只是他处于被羁押状态，他的权利受到了限制，但没有被剥夺，另外，就是终审判决下来了，死刑犯在行刑之前还有很多权利，法律也允许他写悔过书、与人通信、留下遗嘱、捐献器官等等，还可以会见一些人等等，我还想到，死刑犯可以捐献器官、遗体，那么他捐献精子给妻子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虽然死刑犯捐献器官是为社会带来福音、造福社会，郑雪梨是传宗接代，但这又有什么不可以？现在不是讲人文关怀？你们对执行死刑不都开始改变了？古代是腰斩、绞刑，后来是枪决，你们现在不是采用什么注射方式？常院长，好好考虑我的要求吧！”

常富波发现蒋红兵的话很有道理，也很有煽动性，他朝蒋红兵点点头，见蒋红兵笑了，忙说：“我点头不是同意了你的要求，这个要求太重大了，我一个人做不了主，我必须汇报后才能答复你。”

“谢谢你的这句话，说句内心话，我对生与死并不看重了，到了这个时候，经过长时间的思索，我决定在死之前当一名清道夫！”

“清道夫？”常富波与梅雨媚几乎同时说出这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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