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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一:故地和重游,两个时空同…(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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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游,两个时空同现的创造与缺失

――浅谈普光泉长篇实景小说《阿依阿月》

蜃汀

彝人之子,诗人普光泉一向自谦不会写小说,但我们却有幸读到了他的被定义为长篇实景小说的《阿依阿月》。说“有幸”,并不是要对普光泉的这次创作做出一种拔高的评价,这个话语权不在一个普通读者这里,而在“时间”的手里,经世历时之后,这事自会有人做。我说“有幸”的意思是,如果没有普光泉的《阿依阿月》,被公认为移民城的攀枝花的文学就会失去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这条线索是穿透“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穿透南腔北调的“移民普通话”,直达上古“攀枝花人”刀耕火种的“现场”、直达那远去的山风水韵、民俗风情――那个古若水之畔的“故地”。与此同时,作者又以大量实景图片为佐,为我们直观展示出一个“重游”的时空,构建出“故地”和“重游”两个时空同现的图文奇观。

这种创造,加之诗人普光泉对民俗题材的诗化表述,无疑是对攀枝花本土文学的生态环境的拓展。但,世间不存在完美的创造。我得承认,自己在阅读《阿依阿月》时的再创造,往往止步于一些实景图的穿插。

一、“笮人”拉伸了攀枝花人“寻根”的视野。

在“移民文化”和“大工业文化”的背景之下,大多数攀枝花人通常的“寻根”意识停留在三线建军设之初的时间坐标上。虽然也知道攀枝花是一个多民族共居之所,但在现代工业文化的强势冲击之下,对真正的当地民情风俗、文化渊源了解甚少。《阿依阿月》的出现,将攀枝花人“寻根”的视野廷伸至古若水之畔的笮人部落。

“寻根”意识萌动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以追溯自己所属的民族和所生活的土地的渊源的高度热情,开始以民族文化及覆盖在民族心理深层的文化积淀为纵向坐标,以整体性的人类文化为横向坐标,探寻自己民族文化的历史演变、地域特点和现代重建的可能性。上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文化界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寻根”情绪,试图通过对民族文化的挖掘,重新认识自己,认识民族,重建新型的民族文化观。这种“寻根”意识强烈地冲击着文学艺术,使其呈现出一种新的审美特质。而“寻根小说”的先声可以追溯到80年代初出现的风俗画小说。汪曾棋的苏北小镇风情小说,刘绍棠、邓友梅的京味乡土、风俗画小说,古华的潇湘风情小说可视作“寻根小说”的前奏。到1985年韩少功发表《文学的“根”》拉开了“寻根小说”的最后一道帷幕,其“绚丽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的呼唤得到了一批青年作家和理论家的热烈响应,终于形成了一股有意识、有理论、有创作主张和创作实绩的文学“寻根”浪潮。但具体到攀枝花,其寻根小说直到新世纪才初见成果,钟少曦的长篇小说《金花塘》为其中的代表作。

较之《金花塘》,普光泉的《阿依阿月》展示出了更自然、浑朴的攀枝花先人们的生存境况原生态。之中没有权利冲突、没有文野冲突、没有上下层的冲突,也没有个人与集体、保守与创新的对立,甚至没有宗教的纷争,全然一派纯“自然人”琐碎日子,日常的道具也仅限“必须品”:火链、火石、松明子,苦荞粑粑、马锅头酒……那么,故事情节得以铺展的矛盾是什么,恰恰就是现代人思慕的那个“自然环境”。有贤者道:人世间最大的不平等就是出身地的不平等。是的,《阿依阿月》主人公所置身的笮人部落要面对的难能调和的予盾正源于“自然”,虽然藤桥河也有强盗出没,但推动人物命运升沉转化的正是人与野兽的冲突。女主人公阿依阿月一出场就被饿狼夺去了一只耳朵和胳膊;美丽的莽林近在咫尺,却首先沦野兽的领地;笮人下山的路上白骨生生,都是野兽的杰作……《阿依阿月》让我们认识了古老“民间”――攀枝花的“根”,那个大地上自然万物竞争自由的生命世界!

二、“民歌”拓展了“工业文学”的诗化意境。

诗人普光泉以精练晓畅的表述功力,让洋溢着民俗风情的《阿依阿月》天然生成一种民歌旋律,也使看惯了工业题材的攀枝花读者感觉如沐清风。

《阿依阿月》中无大事件,也无大人物,但那些平常、朴素得几乎熟视无睹的微小生命在其悲悯情怀的笔下却成了一份感动,有了“生命的尊严与温情”。无论是一只羊、一条狗、一片绿叶、一朵小花……我们总能读到作者对生命的敬畏与感激之情,正是这种挥之不去的诗化情结使其作品变得明净、悠远。

从一个民间传说开篇,《阿依阿月》没有时代背景却依然真实如史。我以为,这是民俗的功劳。民俗首先营造了一个民俗场,淡化了时间概念。其次,民俗在展开情节冲突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小说就是在民俗的作用下一步步走向高潮的,如阿依阿月十五岁成人礼之后,就得独自去背水,虽然知道户外多狼,但尊重民俗似乎成了排除一切杂念的理由。最后,民俗作为一种普遍力量,在完成人物性格和引起读者共鸣方面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阿依阿月是第一个走出大山去藤桥河下游笮人街的女人,因为其他女人被民俗禁锢了向往,可见肢残的阿依阿月性格中有着他人不及的无畏……但此中种种,若没有作者形象传神的笔力表达,没有实践与生活的基础,没有一颗敏感灵动的心,是很难让小说达至诗般意境,并在“工业文学”见长的攀枝花本土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的。

是的,奇风异俗不只是作家感受和认识地域文化的素材,也不只是表现的最终目的,更不是对其原生态作客观的记录和简单复制,而是全面深入反映文化发展进程、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的有效方式。透过那些古老的在藤桥河上自由飘荡的民歌,我们对本土文化和文学的认知自然地穿越“工业文学”的屏幕,向“古若水”趋近。

三、“原生态”丰富了我们对情感世界的认知。

《阿依阿月》对烹羊宰牛过大年、祭祀、火葬、婚礼等民俗做了“原生态”的白描,却偏偏没有让女主人公阿依阿月拥有一场结婚仪式。但是,我们却从中读出了一首纯朴隽永的爱情颂歌。男女主人公从青梅竹马的情境中自然生成的爱情,自始至终并没有一场如火山岩浆般的喷发,但他们鲜以言宣的彼此牵挂、不把生活的意外迁怒于对方任信的体谅、以成就对方的理想为生活使命的责任感、为不拖累爱人不惜放弃生存机会的决然行动……成了“大爱无声”的注解,无不启迪现代人对浪漫、爱情、婚姻做深层思考,或许这样的“原生态”,才是爱情的最高形式。

《阿依阿月》对亲情的展示,也极尽自然。多年母女成姐妹――女主人公阿依阿月与女儿的间深情,到最后成了两个历尽苦难的生命的静静相依,母女两代人成了平等的知己,共担红尘风雨……读《阿依阿月》中这样的情节,我们会为它承载的纯真情感以及原生态的表白而动容。情感是人类精神领域的自然界,是艺术的本体,是美感的直接基础,但目前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程度远超过人对人自身主观世界的认识,所以,了解情感的原生态景观,无疑是我们探知自身情感世界渊源的必要途径。

四、作者的“重游”干扰了读者的想象。

直言不讳地说,《阿依阿月》的成功和局限均来自两个时空的构造。诗意的表述促人遐思,实景图为故事提供佐证。但同时,实境图总是间或将我们的想象拉回当下,让读者的再创造受到干扰。本来,图像这种可视形象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一旦植入读者脑中,就很难再被想象的形象所覆盖。也就是说,读者如果试图抛开可视形象去另外想象出一个形象而不受可视形象的干扰,难乎其难。

所以,单就对文学作品的图文本而言,重视文与图的互动性固然十分必要,但摆正文与图的主宾位置,为文图关系设置一个“度”,防止图对文的过度诠释甚至以图害文,也是作家不应忽视的问题。

写于200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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