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画家史国良讲那孤独的亡魂求他送行
1989年。仲夏的一天下午。我如约来到南城的一位女画家家里，替私人博物馆的宋馆长商谈收藏其国画的具体问题。不曾想，我刚进门坐下不久，就进来了一位大个子爷们儿。说他龙眉大眼高鼻梁一点都不夸张。乍一看还以为是申军谊呢，可比老申高多了。他上身穿一件白色短袖体恤衫，下面是条不过膝的深色大裤衩。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项链。四肢发达的肌肉和大脑袋上的短发，让他给人一种运动员的印象。多少还带着点匪气。女画家亲切地称他为“国良”或“国梁”吧。她介绍了我们相识，说他是“军艺的老师”，也说了我来的目的。初次见面的寒暄，可真是让他的大脑袋受累了。他向我点点头，笑得很不自然，双手合十作揖，彼此握了握手。我才发现他有点爱眯缝眼，额头宽而高，好像里面潜伏着寿星老的福包。他好像一点也不为有机会被人收藏作品动心，既不打听我们要什么画，也不问出价多少。如果他知道不论画心大小，只要我们看上了，一万块钱一张，他会不舍得卖吗？那可是万元户还算户的时代呀！
开始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其表现藏族宗教生活的作品《刻经》，刚刚获得了第23届蒙特卡罗艺术大奖赛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奖”，有点傲气。脑子里浮现出新闻联播里女播音员喜悦自豪的新闻播报的画面。想想国殇之后那沉闷压抑的社会气氛，这消息似乎就不仅仅是获奖者一个人的荣耀和成就了。在我们国家人祸灾难发生后，在被国际负面舆论包围的悲惨氛围里，这种荣誉更多的倒像是国家的喜事，甚至是某种我们国家和社会，对青年人教育有方的明示和象征。
但等他背南面北地冲着房门，沉重地落坐到我和女主人之间的双人沙发上的时候，我才发现他心事重重的神态，好像有点心不在焉。
女主人自豪而慷慨地介绍着他的获奖传奇。又担心说不全，就让他自己说。可他语气低缓平淡的述说就像在说着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很久以前的旧事。他的作品是最后两件参展的作品。晚上就要起飞外运展品的飞机，静静地等待着获奖作品的到来。西藏唐卡式的绘画――《刻经》和一张撒切尔夫人的漫画式肖像。他就送了这两件作品。劝其参展的取画者，走在去他家的楼梯上时问他：你们家是不是有信佛的人。他点点头：“我母亲。”
获奖在他嘴里只不过是一段家人信佛的果报感悟，丝毫没有渲染自己努力奋斗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更无喜形于色的庆幸，仿佛那全是家母信佛的酬报和机缘巧合的幸运。
来的路上遇到的戒严部队查身份证的事，不禁勾起了他一段令我感到诧异的倾诉。他聚精会神地再现着让人不乏身临其境之感的紧张情境。
“那天晚上，当枪声离广场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从长安街往东走，准备回家。我熟悉军人，对枪也不陌生。我知道这是要真枪实弹的强行戒严了。当走到建国门桥上的时候，坦克和装甲车从东往西冲了过来。一些学生纠察队员和市民，一边躲闪着一边想办法找机会爬上去。这时候，我一低头，吓了我一跳，只见一个从头到脚被压得只剩下半张脸和一半身子的人，仰面朝天地躺在桥上。我看了一眼，赶紧离开了。从建国门的桥上跑回了家。
“可等我气喘吁吁地跑回家，坐到床上，气还没喘匀呢，就见门厅那里站着一个人。”他抬起双手，比划着自己坐的椅子和屋门之间大约两三米的距离，得出的结论是比这要远些。“那张一半清晰一半模糊的脸还在我脑子里躺着呢，怎么这么快就变完整了？他有一米七左右的身高，象个实实在在的人形。他竟然有点不好意思地看着我，真真切切地说：‘我在北京没有亲人，我就看见您了。能送送我吗？’我被吓得说不出话，一个劲地冲他点头。他笑了笑，一下子就没了！”
国良看看东面的女主人，又看看西面的我。垂下了头，摇了摇，做着深呼吸。
女主人咬牙咧嘴倒吸着凉气笑着，夸张地打着哆嗦，使劲让自己放松，还用双手交互揉搓着两只手臂。她不住地叩着牙齿，发出人的声音，她用颤抖的声音劝着国良：“别去呀！求求你了――他拉你来了！”
为给她壮胆，我平静地笑笑。看着带着兴奋不已的紧张陷入沉思的国良侧脸，他高耸的鼻子，不禁让我想起了三叔，还有小兵。尤其是他追忆时比划自己与亡灵之间距离的样子，让我猛然忆想起儿时小兵遇到的那两个巴掌高的白胡子小老头，和他用手掌认真比划着逼近真实高度的动作和神态，以及挨鸡咬的小弟弟。这些都让我觉得国良的话是可信的。我冲女主人点点头说：“我信。真的。我信。”
国良冲着门口发了一会儿呆，意犹未尽而又无可奈何地说：
“你说我能不送他吗？如果不送，我已经答应他了。可我怎么送呀？上哪儿送去呀？我想了半天，还是哪儿来的哪儿了！那就哪儿撞上的上哪儿去送吧！我把白色的被单[让我宽容一下自己的记忆吧――也许是窗帘？但从隐私的保护和安全防御的角度讲，决不该撕掉窗帘，不管什么颜色，还是用床单、被罩好些吧]撕成一尺多宽的布条，把它铺在桌子上，用毛笔蘸着红色的颜料，竖着在上面写下了一句话：我们都是你的亲人！我来送你了！”
他一边比划着一边无奈地摇着头。
“我害怕。可我又不得不去。因为我真怕他从今往后缠着我不放。我写完了，在家挣扎了半天。家里人不愿我再跑出去。可是我没遇见过这种事，想想那些还在广场上的人，我就不信自己连这点胆子都没有了。答应了人家就得干！我就把布条缠在胳膊上，抱在怀里，走过他刚刚站过的门厅，走出了家门。我悄悄的哈着腰，跑到了建国门的立交桥底下。我趴在绿化带里的草坪上，看着上面的士兵支锅烧饭。我想趁其不备，找一根树枝，把条幅挂在桥栏间的空档里，赶紧走人回家，可又怕被当兵的发现。所以我没辙，只能趴在地上等着。我也想过，干脆把它缠在桥墩子上算了，可又觉得这样对不起人家。你想啊，他既然能追着我说话，也能认识我，那别的[死]人不也一样会看见吗？一块儿全给送了完了。这些当兵的不知从哪儿来的，连压缩饼干都没有吗？我心里想着，如果被当兵的发现，我就说自己也当过兵，我送我们家人来了。等他们开吃的时候，我悄悄的爬到土坡上的桥根儿底下，把条幅偷偷地系在了栏杆上。……”他说不下去了，挺起胸膛，用力直了直腰，甩甩双臂，长长地吸吐了口气后，他说：“但愿他能早日升天，别再来找我了。”
他怀着对背后冷枪和流弹的极大的不安、恐惧，和如愿以偿的惊喜，如释重负地跑回了家。
他脖子上挂着一条不细的金项链。从我的视角上看上去，好像链中挂着一个十字架，多半掩盖在白色短袖体恤衫的v型衣领的尖口内，让人相信他应该是信耶稣基督的人。初看上去，虽然心里难免不了有点觉得他精俗，甚至还有些微自我标榜的张扬。但对于有文化的艺术家而言，这种感觉就变淡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对其有自主选择信仰的尊重；尤其是对他信奉这种主张被打了左脸，还能把右脸伸给人家的忍者教义，我更加钦佩之至。他不仅有爱的信仰，更有爱的行动。
佛亦有言：一切法，得、成于忍。耶稣是具体的形象明示，世尊是广义的抽象升华。
获奖会让他从善恶因果业报的法理喜悦中亲近佛教吗？还是那位孤魂灵影的求助，让他从事件因缘的真实震撼里靠拢了佛法？
他向身后仰仰头，摸了一把胸脯，拍了一下膝盖自言自语道：“我觉得自己呵，没准儿以后也会信佛了。”
听一个高大魁梧的运动员般的小伙，讲恐惧和神秘的真实亲历之事。我怎么都觉得有点不协调，甚至是滑稽。望着他微微抖颤的腿肚子，那直勾勾地望着屋门的沉郁迷离的目光，还有他眼里渐渐泛起的泪泽，和那对亲历事件的真切惶恐与震惊，乃至到那时那刻仍在大惑不解的懵懂发呆，都让我觉得他遭受了不期而遇事件所带来的莫大刺激。不知道要过多久，这刺激才能被世事的纷扰所淡化，让自我心里平衡的奖赏――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所治愈。
尸骨犹热，魂却已离身独立。这多少能让人感到些许安慰。因为躺在桥上还剩下半张脸的人，他那惨烈变形的刺目肉身，你只要想象一张半瘪半鼓的脸和一只死不瞑目的眼睛望着阴沉的夜空，都不用再想下面的胳膊和腿了，谁看见都会不寒而栗的。可他自由自在的活泼魂灵，却已追随着可能是弥留之际最后看到的活人，来到其家求助了，这不能不说是对死者本身及其家人的最大安慰吧？
这也或多或少地减轻了一些我们听者的想象负荷，以及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所带来的隐痛――对肉体遭碾压时的剧烈疼痛的代尝，对自己的骨头和胸腔、腹腔被碾碎时闯进自己耳膜的声音代听，还有那被撕裂的皮肉，从剧痛到丧失知觉的时间短长的无奈猜想；乃至他呼出最后一口气，生龟脱壳般的灵魂被压迫出窍时，拼命想抓到什么救命稻草却一无所有、一无所获时的绝望，他要闯入和重获活生生肉体的惯性、冲动、留恋、思念、向往、渴望……终于。他看到了那个正在看自己的人――国良。于是，他来了！
我的身心沉浸在他追忆的境遇苦水里，默默体验着他和亡者的知觉和感触……
在骑车返回的途中，快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时候，在其大门外偏东的绿化带外的马路上，我的车轱辘颠簸了一下，我赶紧捏闸减速，停了下来。低头一看，只见地上有四五个圆圈状的沟槽，深度大约比平放的火柴盒的高度多些，宽度也就比一个火柴盒的宽度宽点；它们内圈的直径，能容下我骑的二六男车，外圈的直径能多出一个轱辘去。看着它们外侧两条相交印痕，我猜想着，这会不会是坏掉了履带的坦克轮子原地旋转的结果呢？因为履带不坏的话，它所旋转的痕迹应该像手表链似的，有深有浅有空隙。如果是装甲车瘪了轮胎的话，它的沟槽里应当留下黑色橡胶的残渣。借着夕阳的余晖，我仔细观察了一会，没有发现橡胶的焦黑色，也没有看到变黑的血污或头发。我不愿在这里回想国良的目击亲历，也怕耽搁久了招来便道上站岗士兵的猜疑。于是，我赶紧蹬车走人，离开了那个我自以为已经破译了的历史的印痕和无声的怪圈。
“第二次握手磕终身！”
路边一位女路人金属鞋跟的敲地脆响，让我的脑海里顿时回荡起前妻的爽朗笑声和诙谐话语。我不禁侧目而望。她那一身黑色的衣裤和黑色的半高跟皮鞋，竟然唤醒了自己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让眼前金水桥外的宽阔便道，瞬间变成了往日我们爱的小路。
那是未婚妻出狱的第二天晚上，是个星期六，我如约赶到了王府井东边的一个饭馆，我们俩吃了一顿她称为“第二次握手磕终身”的饭。
为了考验我能否为她放弃法律专业的诚意，她拿喝啤酒加白酒当试金水。我只喝了半桶[那时候是用白色或绿色的塑料桶装散啤酒，可能比现在玻璃杯的一扎啤酒要多出近一半]啤酒，两小玻璃杯的二锅头，就把不胜酒力的自己给灌醉了。我想吐，可又吐不出来，也不愿按她的经验去抠嗓子眼，浪费粮食和蔬菜。只想趴在桌子上睡觉。连账是什么时候结的我都不知道。可为了让她赶紧回家，省得她家里人着急，我强忍着剧烈的心跳，低下头掩藏起火烧火燎的脸，努力让自己的屁股从椅子上挪开，让她搀扶着走出了饭馆。可没走几步，我就坐在了马路牙子上，再也不愿意动换了。她美滋滋地看着自己的爱情试验的奖品，捂着嘴笑出了声。我抬起头望着身穿一身黑色西服，脖子上系着白色毛围脖的她，烫出小波浪花的盖耳短发，就像黑色的花朵，簇拥着她微微泛红的脸蛋。高耸的鼻梁在黑色的手套映衬下，显得格外俊俏白净。我望着她眨动的睫毛掩映的真诚媚眼，忍不住地苦笑着说：
“我的姑奶奶，这回，您信这孙子不能喝了吧？看见猴屁股着火了吗？”
她捂着嘴笑得前仰后合，连眼泪都笑出来了。她跺了跺双脚的鞋跟，拍了两下巴掌，蹲下身子把我从地上拉了起来，一边叫着“中山装”一边靠近了站在我面前，将我的双臂跨在了她的双肩上。我嘴里喘着难以控制的粗气。吸气时，拼命用她脸上散发出的雪花膏味，镇压着口鼻里的酒气，有气无力地叨唠着什么中山装和西服在一起不协调啊，穿着高跟鞋的，看上去都快比我高了，背背驮驮，鞋跟折折……的清醒醉话。她用有力的双掌，上下倒换着拍打了几下我的腰和屁股。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紧紧地拥抱了我一下，抿着嘴冲我幸福而又得意地甜甜一笑，一转身，一下蹲，我就柔软顺从的被她背了起来。我以为，她这不过是想把吃奶的劲使出来，回报一下自己舍命陪美人的义气，奖赏一下大学生不怕丢面子的勇敢。让见面时只是轻轻握了一下手还是她主动的客套和拘谨，统统玩蛋去。可谁想得到，自己58公斤的体重，对她根本就不是什么扛不了多久的负荷。
清脆的鞋跟跺地的声响，伴着她身体传导的震动，传进我的耳鼓，仿佛是我俩沉重的爱的誓言，在向大地和路人有力地宣告。我能感觉到胸膛里的心跳，似乎在为她脊背传来的心跳鼓掌。我闻着她头发里透过来的雪花膏味，求她把我放下来，让她扶着我走。她却说：“好孩子。听话。”我说，自己不是好孩子。她说，那就更不能放松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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