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文向姚碧提及的那封信有必要交待一下。

2003年深秋的一天中午。安地给贴邻的新中央首长写了一封“上小巷串门做客”的邀请信。他像一个每天都从西苑门南侧夹道慢步出入、路过的普通百姓一样，从那里不起眼地走出来。只是他没有像所有邻居们那样，从大门右侧双层岗岛上的哨兵右前方往东面的方向渐行渐远地离去。他手里捧着一个鼓胀得封不了信口的白色信封，微笑着向大门北侧的值班室走去。当他走过身边的哨兵时，抬起头亲切地向那个年轻的士兵问候道：“您好。您辛苦了。我要给中央首长送封信。”

哨兵点了下头，举起右手向左前方示意他站到大门北侧往外――东方西华门的方向――约两米处。这时从北面的值班室里站起一位军人，他推开窗户，高声问道：“您有什么事情吗？”

安地面北而立，用比他小一些的声音说：“麻烦您一下，我要给国家副主席送封信，怎么办手续？我带着邮票呢，但没贴。我想快一点送到他手里。”

“你等一下。我给里面打个电话。”他说完，用左手向西边指了一下，重新坐下。从开启的窗户里传出了拨动电话号盘的声音。

安地静静地站在那里，嘴唇微微动着，他在平静地念着佛号。顺着北边门房往东转移视线，交通中队所在大院门外的高台阶下面偏东侧的便道上，站着几位交通警察。他们在与自己单位贴邻的那个很窄小的院门外指手画脚地讨论着什么。消息灵通的邻居们说，一位新上任的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人就要搬到这里来住了。在那个窄门里，有一条比院门略宽的长长过道，尽头处立着一个高高的红砖烟囱。这个院门再往东，是一个军队大院的院门。里面住着一位安地的中学同学。他的哥哥非常热爱文学。当他第一次听自己的弟弟说安地想写《平民心灵底片》时，他面露不屑之情，急赤白脸地、充满蔑视地说了两个字――“就你？”

他们的大院里还住着一位德语非常好的小伙子；也是军队的干部子弟。他比同学的哥哥要大气多了――学完英语还想学其他外语吗？德语不难。想学的话，我可以教你。爱写东西不错，起码你在思考生活；只要别写假了吧唧的东西耽误别人的时间就好！只要能将心比心，捧出热忱和希望，也能在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生活里活得充实，活得快乐……

“我已经给里面打电话了。他们那里马上就会出来人取信的。”那位军人的声音打断了安地的思绪。

“谢谢。”安地举手向窗户里面摆了两下：“我等着。”

“您再多等一会儿。不会太久的。”

“没事儿的。谢谢您了。我等。”安地感激地向他鞠了一躬。

门口出入了几辆汽车。没有在门口停下的。也没有安地曾经担心的便衣警察或是公安片警之类的人来找他问姓名，要身份证什么的。又过了好一会，一位身材高大、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的男子骑着一辆黑色的二八男式单车从门内北侧出来了。他谦恭地哈着背，微低着头，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那样子，一下子让安地想起了中学同学的父亲――隶书书法家刘炳森。

他文质彬彬地说：“请交给我吧。给我就行了。”

安地双手捧起信，递到他手里，然后深深地向他鞠躬两次：“您受累了。拜托您了。”

他客气地说：“请放心。您请回吧。”

安地直起身时，他已推起车往门里走去。安地向两位军人致谢后，转身往东面的西华门走去，脸上露出了轻松的微笑――他心里那块寄托着许多人希冀的沉重的秤砣终于挂到了百姓心灵秤杆之上，并将被一只巨手提起，去公平地秤量一下拆迁公司的利润与百姓安居乐业之间的分量。那些望着自己摄像机镜头失态哭诉的大妈，那些无奈地骂着脏话搬家的一张张面孔，都不再是他心里散不去的愁云和阴影了。

他向南面望了一眼“养廉胡同”的入口，在七六年清明节后的那天晚上，自己同雷弟钻进它那由院墙和山墙夹成的怀抱时，是多么的幸福和安全呀。从那里往南走到头，再往西拐后走到头，再往南拐就是“百代胡同”。也是他为了三叔第一次开口骂人的地方。百代、养廉，这可能只有在新社会里才会有的胡同的名字，将会随着胡同的消失不复存在了吧？

这里的一切都将消失。就像故宫西北角墙外那个空空如也的亭子旁边的那些低矮民房一样――那里曾经是刘炳森的故居。当然，昔日的他，无论是脸还是身体，都没有后来发福时那么胖和风度翩翩――了无踪影；但是，他希望，也相信这里也会变得同那里一样的美丽；或者是变得更加伟岸庄严……

那封信的重点是呼吁中央用地单位能把其所需占地的补偿款，直接补偿给每一户被拆迁的居民，以减少中间环节的无谓克扣，最大限度地显现原始补偿额度带给百姓的公道和温情；兼带呼吁重新开放中南海――理由很简单：一，这是一条穷街，生意刚刚有所好转的店铺，如果失去了参观中南海的游客，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二，他在开放的时候从没有进去参观过……最后，他郑重邀请：希望新上任的领导者能够到小巷里圆一回海墙外的百姓们梦寐以求了五十多年的――鱼水情深亲民梦！考虑到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没有让很多想联名进言的邻居们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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