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大理决心扎根农村铁匠长了根大尾巴

大理婚后接连有了五个小孩，尽管高桂兰能干，但靠在生产队挣的那点工分远远不能糊口，于是便拼命地喂猪，放羊，放牛，养鸡。大理又在龙尾乡场口那颗大黄桷下搭了个茅草棚棚，糊了个炉子，摆了个蹲蹬，开了个铁匠铺，打起铁来。不久便以服务热情，技术过硬，收费合理，闻名乡里。农民都愿意到他的铺子上去修理农具，生意十分火红，收入自然十分可观。

由于大理两口子勤巴苦做，收入丰厚，日子过得比当地农民好之几倍，成了龙尾乡小有名气的富裕人家。但那个时候政策过左，视这种现象为资本主义尾巴。

一天逢场，县里割资本主义尾巴工作组到龙尾场捡查工作，吉甫车刚进场口，车上的人见那颗像擎天大伞般的黄桷树下，人头攒动，打铁声声.走近一查，原来是个既无工商执照，又无公社手续的私人摆的摊摊。工作人员问摊主为何私自在此摆摊设点，大理回答道：我们要吃饭。

为首当官的一听，认为此人太扯，生气地问道：你知不知道你这是资本主义尾巴？

大理回答得很妙，他回答道：没有资本主义那有社会主义。

胡说。那当官的声嘶力竭地吼道

大理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有资本主义尾巴我们才吃得饱饭，吃饱了才好干社会主义。

那当官的顿时火冒三丈，怒不可息地吼道：你这家伙不仅大搞资本主义，甚至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是个不折不扣的反社会主义份子。立即命手下的工作人员把个铁匠铺砸得来稀粑舞滥，还要公社革委会对汪大理以‘反社会主义份子’论处，

公社革委会有几个干部，与汪大理是读小学时的同学，知道他的来历，认为他是个人材，只是生不逢时。要不是大跃进那场灾难，早已在城里混了个一官半职，吃起了‘皇粮’。而今虽说是个农民，但在机电方面还有一套本事，不仅能打铁，还会修理农机和电器，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材，因而对他在那颗黄桷树下搭棚子，开铁匠铺视而不见。虽然上面天天喊，年年讲要坚决割掉资本主义尾巴，但农民需要，对农业生产有好处，便一直妥眼皮，不管。

为了应付县里工作组，公社当天把逮来的那些做小生意的人，给他们每个人胸前挂了个‘我是资本主义尾巴’的牌子，押到街上游街示众.大理走在最前面，不仅胸前挂的牌子上写有‘我是资本主义尾巴’，还写有‘反社会主义分子’几个大字。他手里提了一面锣，边走，边敲，边唱：我是资本主义尾巴，我是反社会主义份子，我罪该死。。。。那些挂着牌子游街的人好像无所谓的样子，有的还在笑，看闹热的农民就像看扭秧歌一样，指指点点，说说笑笑。

游完街后，公社干部把那些做小生意的人都放了，留下被工作组定为‘反社会主义份子’的汪大理，桂着黑牌子，站在公社大门口示众，听候公社处理。

公社革委会王主任为处理汪大理之事十分为难，他也是农民出身，深知社员的难处，仅这样就要把汪大理打成‘反社会主义份子’，不仅要遭到社员的臭骂，而且自己的良心也很愧疚。正当他举只难定的时候，忽然有个农民急冲冲地跑来报告，说县里工作组的车子在九倒拐开不动了，请王主任找个师傅去修理一下。王主任立即把站在大门口示众的汪大理叫到办公室，对他说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快去九倒拐把县里工作组的车子修好。

大理出了公社大门，搭了部赶场的手扶式拖拉机，很快来到九倒拐。他打开发动机看了看，试了试，原来是气阀磨损，以至蹩气不足.他拿起汽车上的专用扳手，三下五除二地调试了一阵，发动机便转起来了，机器的运转声音也正常了。他这才跟小车司机说，开回城没有问题，但回去后一定要进厂修理。

当司机试了试车，认为一切正常之后，叫工作组的人上车的时候，那个当官的拍了拍大理的肩膀表示感谢，同时意味深长地对大理说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以后你注意影响就行了。

后来大理在场背后找了个地方，又糊了个打铁炉子，打起铁来，生意照样兴隆，再没有人来找他的麻烦了。

改革开放之后，大理又在场口那颗黄桷树下，盖了一间砖瓦房，开起了修理机电的铺子，还招了两个徒弟，不仅打铁，还修理摩托，汽车和拖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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