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之躯，机体的承载的能力有他的局限性，如果有选择，谁都不愿从事体力劳作，当政令滋彰，要加快社会主义步伐，一厢情愿地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所谓的‘共产风’刮倒之处，人性惰性一面被翻了出来，大家都在食堂吃饭，在田间劳动干多干少一个样，人们的原本每天要无奈地面对的积极性被泯灭了，五八年大饥荒，最后定性为“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刘少奇临危受命，提出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国民经济迅速回暖，这个时候的人相对实际了，因为民以食为天，工人阶级在大饥荒后就变得相对弱势，每个人虽然发到了国家定额粮票，可粮站也得有米卖，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工人工人不值农民一条田岸”说法，很多产业工人都纷纷回家种田，有极端的说：“工人手停下了就没有钱可拿，可农民的庄稼，躺在床上他还在长！”

国民经济刚有点复苏，政治恶斗又浮上台面，‘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当作大毒草批判，调整政策后，广大农村实行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经济，以工分制计酬，这样一来，那些自愿回家务农的工人追悔莫及，因为那样的劳动强度，那点工分一家人连温饱都过不去，而国家对工人的供给却有了保证，并提出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一时间在厂里工作的工人成了‘天子骄子’。

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吃商品粮的门槛很高，一旦划为农民，成为工人的概率就屈手可数了，就连娶农村的老婆，子女就得跟随母亲成了地道的农民，这就是城乡差别，也是国家资源财力支配下无奈的选择。

小县城这样的工作机会很少，就连工人的子女都要上山下乡，到农村找吃饭的机会，何况是农民就业。

计划经济时代国营企业是老大，而后就是县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城乡出现了很多身份不明的工厂，后来统称为乡镇企业。大批的剩余劳力在样的工厂上班，成就了这个地方人制造技术的底蕴。

原‘打办’老张一家赖以生存的打麻线，就是街道麻袋厂没有纺麻技术，用人工操作的一种代用方法，就打麻线而言，很多人家都用它添补家用，当然，它不能当作人谋生的手段，要在社会上立足，必须得学手艺。

张颖的姐姐已经彻底长大了，十八岁的年龄，对中国传统的眼光来省视，绝对已经大到了谈婚论嫁的点上，可她没能像别的女孩那样无忧无虑地等待别人的说媒，而是必须去承担家里缺少父亲养家的责任，她还算幸运，被弄进一家街道办的麻袋厂工作。而张颖，初中毕业后被母亲送去学裁缝。

到了文革末期，生活用品的匮乏，农村的一些能人蠢蠢欲动，他们都在寻找可以依附的公社或村大队办厂，一些曾经在工厂里做过临时工，身上有点技术的人，一时间变成了香馍馍，在这个区域，首先带动的产业应该是服装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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