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律师作完全部的调查后，再去看整个案情笔录，发现其中有一个很大的疑惑：兰香既然已经巧妙地将胡官员拉回到自己预定的复仇计划轨道中，她怎么可能突然又产生杀死胡官员的念头呢？既然杀死胡官员不是她现在就想达到的目的，也明知自己很难实现这样的报复计划，她有什么必要对胡官员提前动手呢？而且，如果是她蓄意要杀死胡官员，她有什么必要非得将胡官员骗到自己的住处，而不选择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呢？况且，她明知在她的住处，要顺利地杀死胡官员那么一个大男人，显然是错误的决定呢？即使胡官员没有办法还手，胡官员只要叫喊一声，酒店这种敏感复杂的地方不是很快就有人来抢救吗？更为重要的是，她一个酒店服务员，到哪里去弄来那种高弹力的弹簧刀呢？种种迹象表明，杀死胡官员不是兰香的动机，也缺乏种种行动上的准备。然而，却是兰香已经承认的事实。黄律师凭直觉判断：有可能是身败名裂的兰香一时自暴自弃，或者是想有意让别人知道这件假定事实，从而满足她终于达到了最终目的的愿望，因此故意自愿承认，反正她不承认这一点，她也不可能有继续活下去的可能性了。

他要求再次询问犯罪人兰香。

兰香再一次从那间黑暗的牢房里出来，因为许久没有见到充足的阳光，她整个人像是从地窖里出来的一样，皮色白嘎嘎的。经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的磨难，她似乎变得异常冷静起来，一种深深的痛苦、失望、沮丧乃至懊悔之情非常鲜明地刻在她那张白嘎嘎的脸上。但当她那双几乎不想抬起的眼睛突然看见了黄律师时，那眼睛里立刻就发出一种看见了生还希望的光彩，只是那种光彩很短暂，很快又变成了一种更深的绝望。黄律师不难从兰香的眼光里感觉到，从上次提审到这次询问，这中间兰香一定接受过什么沉重的精神打击。黄律师不想探知这其中的复杂内容，他只想证实一下自己的某种判断。于是，他装做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很有活动希望地看了兰香一眼，让这个即将面临判决的犯人有一线哪怕是很微弱的生还希望。

黄律师的目光果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兰香平静地坐在那张椅子上，被动地等待着黄律师的提问，目光不再像上次提问时那样散淡无神。

“关于杀死胡大成的事，你还有什么想对我补充的吗？”黄律师单刀直入地问，一双眼睛却紧紧地注视着面前的这个特殊犯人。

“没有。”兰香虽然这样说，可她脸上的表情却在告知对方另一层意思：补充又有什么用呢？难道可以让我不死吗？

“你为什么要杀死胡大成？”律师直言不讳地问。

“我恨他！”兰香脱口而出，想也不想。

“你就没想过，如果你一下子杀不死他，你将会有什么结果吗？”黄律师旁扃敲侧击地问。

“大不了一个死。”兰香底气不足地说。

“这不是你的真心话。”黄律师一针见血地说，“以你当时的胆量和心理准备，这种事绝对不是你做的，起码不是你当时想要做的。”

黄律师有意识地说到这里，看对方有什么反应，见兰香并没有立即反驳，就接着将他所分析到的种种理由一五一十地说出来。

兰香异样地看了他一眼，似乎这才承认一个有名的律师所表现出来的与众不同的判断力。

“你还是实话实说吧。”黄律师很真诚很信任地看着像是被他刺软了的兰香，鼓动地说，“不管我能不能帮你什么，实话实说对你总是有好处的。”

一种强烈的生还欲望猛烈地撞击着兰香的心，撞击着兰香的某种不真实的心态。许久，兰香终于按捺不住那种处在极度矛盾中的生存希望。她终于走出某种强大的精神压力，孤注一掷地供出了当时的真实事实过程。真实的事实过程有两点是案卷中没有记录的事实：一是死者胡大成杀人灭口的动机和事实行为，二是那把杀人的三角刀子不是兰香自己的，而是胡大成带进来的。

“刀子这个情况你怎么不早说呢？”黄律师大惑不解地看着兰香，似乎是在认定，兰香是不是不想活了，才这样迟迟不说出实情呢？

兰香却很平静地回答：“他们没问这事，我就没说这事；我是想到既然人我已经错杀了，说不说也不起作用。再说，他们当时审我时，再三强调他们问什么，我就答什么，不准我多说，我也就没说。”

黄律师为终于找到这么一个重要的突破点而亢奋，这是他当律师以来从来没有过的。黄律师觉得当务之急是向法庭再次提出申请，立即查清这把刀的来龙去脉，因为这涉及到案件定性的转变。来不及写好报告，他就给李审判长打了个电话，算是提前通知一声。李审判长接到这样的电话，大为惊讶，他当即表示重视，但这事他还得跟陶庭长作个汇报，取得陶庭长的认可和重视。尽管他是本案的审判长，庭长只是个陪审员，但庭长毕竟是庭长，他可不想为这件案子与庭长有什么过节。他只是想不明白，这样重大的案子，当初的庭长为什么不自己审理，而要把这个审理权交给他？况且，庭长的审案能力在他之上呢？

案情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不只是刀具这一细节，还有胡大成的杀人动机一事，如何认定，法庭出现了内部分析：陶庭长主张将案卷退回公安局，让他们重新侦察。而审判长却不同意，他觉得就这些问题，可以再开一次庭，如果开庭不能解决，再退回公安局也不迟。但他也不敢过份坚持自己的意见，因为那样就会得罪庭长。律师听任随便，吴检察官却说：“我看现在还没有退回公安重新侦察的必要，其一，这些情况虽然重要，但并不直接关系到杀人事实的成立与否；其二，所有这些情况都是听犯罪人说的，是不是这么回事，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如果真是这么个情况，再说。”

话音刚落，陶庭长就抓住了话柄，开始发泄他的情绪：“这婊子也真是的，老是搞些节外生枝的事！该她说的时候不说，不该说的时候又说出来了，像是故意跟我们这些人过不去，玩我们大家！我看，她这回的话未必属实，弄不好是她不想死，故意找出来的歪理。反正人已经死了，死无对证，谁说得清那刀子是不是她的呢？”

一时没有人接腔，不是没有话说，而是陶庭长的这番话说得有失他一个庭长的身份，甚至欠水平。首先，“婊子”一词不是他该用的，起码不该用在这种场合。其次，他说犯人玩大家，说死无对证那些丧气话，都不是他一个庭长应该讲的话。

陶庭长却以为这几句开场白讲得好，他接着转换态度，很严肃地说：“我倒是有一事要在这里通报给大家，犯罪人兰香在这次作案之前，就有过前科，他曾经用过酒店的水果刀杀过人，虽然只是个轻微伤，却说明了她早期就具有杀人的本性和阴暗心理及想杀人的动机。”

语出惊人。这件事黄律师虽然早就听说过，但他一直没放在心里，没想到这反让陶庭长作为某种依据，真是荒唐！因此，他不得不站出来先说几句：“兰香是有过用水果刀杀过人的事实，但那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的行为呢？那时的兰香，是刚刚被逼到三陪小姐的位置上，她还不想出卖自己，因此，当第一个嫖客上门的时候，她开始了本能地反抗。面对对方的强暴行为，她没有办法可以解除这种人格的侵犯，顺手操起了水果刀，只是想击退强暴者，强暴者却仍然不放过她。就在那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用刀刺伤了那位想要强暴她的嫖客的手，而且并不严重。她的这种行为，只能说明她对强暴的性行为的强烈反抗，是一种捍卫人格尊严的反抗！”

“这么说她用水果刀杀人，是杀得有理？”陶庭长一针见血，并且是用质问的口气，想让黄律师无话可说。

“有不有理大家心里自有定论。”黄律师说，“我只想提醒大家一句：如果你们的妻子、妹妹或女儿遭遇这种被人强暴而又无法解脱的特定情况，你们会怎样界定这种事情的性质？我再举一个例子，如果对方的这种强暴行为不是性强暴行为，而是抢劫财物，被害人所付出的这种行动是应该受到一种奖赏，还是应该受到惩罚呢？”

全场默然，几乎所有的人都被黄律师这种合情合理的申辩所折服。唯有陶庭长，虽然无话可辩，还不想认输，他将话题转回到原地，有的放矢地问：“依你的认定，那刀子就一定是胡大成的，而不可能是兰香自己的？”

“是不是她的这很简单，”黄律师说，“查看一下刀子上的指纹，如果有胡大成的，或者他的指纹多，就可以断定。”

“扯谈！”陶庭长说，“如果是因为两人在揪打抢刀中留下的指纹，也能作为刀子就是胡大成的事实认定吗？”

“当然不能仅此认定，但起码可以作为参考认定，如果再结合其它的深入调查，事情总会水落石出。”

“那你就去叫公安的侦察吧。”

“你这话什么意思？”黄律师说，“调查取证也是法官的责任和义务之一嘛！”

“法庭可不是听犯人摆布的！”陶庭长显得有点理屈词穷地说，“谁叫她先前该说的时候不说！”

“话怎么能这么说呢？”黄律师很不高兴地反驳，“兰香先前没有提供这些情况，自然是有原因的，也许，责任并不在她，而在于询问人。”

“你的意思是刑侦的没把工作做好，还是说我们法庭的调查不到位，疏忽了呢？”陶庭长眯着眼睛问。

“不只是刑侦，也不只是法庭。”黄律师弦外有音地说。

“那就请你讲明白一点。”陶庭长几乎是以指责的口气提示。

黄律师并没有被陶庭长这种不无挑衅的敌对口气所退缩，他拿出了舌战群儒的勇气，将早已憋在肚子里的话一古脑儿倒了出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疏忽不疏忽的问题，而是一个对案件重视不重视的问题。说得更严重一点，是对一个还没被正式判决，因而也还没有被剥夺人权的被告的人格和生存权利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调查的不全面，细节的疏忽，一切都是由此而来。你们只觉得是疏忽，怎么就不主观检查一下自己的思想偏见呢？如果她是一个正常人而不是你们所看不起的三陪小姐，你们会不会忽略这些细节，并把思路拓得宽一些呢？此外，你们为什么不想想兰香怎么会在这样的场合下作案呢？不想想她是从哪里弄来的刀呢？为什么对与案情有重大关系的事情不反复思索，而只轻信被告关于作案认定的交代？而那些不该思索的，你们却反而要反复思索呢？这一切都因为什么？因为兰香在你们的眼中，不是一个普通人，更不是一个在未弄清事实真相之前，应该得到同样尊重、理解、重视的人，而是一个婊子！普通人这样对待一个三陪小姐，可以理解，而一个律师、法官、检查官这样对待一个处在特定环境中的人，就似乎有点不负责任，也不利于案件的侦破。

在兰香这样一个人面前，她会不会有害于别人，你们是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而在别人会不会加害于她这个问题上，你们总是宁愿信其无，而不愿信其有！这又是个什么问题呢？因为你们根本就没有把一个三陪小姐当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更需要社会共同关注、理解的人来看。上次的钻戒一事，说明了这一点，这次的刀具细节，更说明了这一点！你们只想到她会杀人，却不想想她为什么要杀人，会不会杀人。因此，她用水果刀来反抗嫖客的行为，就被你们毫无怀疑地认可那是一种恶意杀人行为。而对于真正想要杀人的人，你们根本就没有去想。你们就只想到她会用刀杀人，就不去想想她即使杀人，会用什么方式，什么方式才是合理的，什么方式完全违背了起码的常识。因此，从一开始，你们对她会用什么样的刀具一事完全没有思考，而只深信那份现场勘察报告。而且，可以说，即使那份现场勘察报告上提到的是一件一般人根本弄不到的杀人凶器，你们也会深信无疑，因为你们相信她这样的人会弄到任何一种东西。在你们的眼里，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这就是理论根据！你们根本不可能相信一个三陪小姐会是一个善良的人，而是一个可恶的人。因此，你们不可能也不愿意设身处地地为她想一想任何事情。从一开始，你们就对一个三陪小姐持有一种非常顽固的偏见，这种偏见，根深蒂固地留在你们的脑子里，成了你们判断分析的起码依据。这种偏见，从家庭到社会，到处都非常深刻地存在着，无法排除。当然，我这样说，不是为了替一个类似这样的三陪小姐有意辩护，她们这个群体，确实是危害整个社会的隐患，但这是另一个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课题。我的话完了。”

黄律师的话，一下子戳到了许多人的意识深处，就连根本不想接受他这种说法的陶庭长，也不得不默认他的这番讲话有着深刻的道理。

就在这时，张副院长走了进来，其实，他早就在门外听着。他本来没时间参加这次讨论，因为要办的事没有约着人，临时决定参加这次讨论。因为不想影响黄律师刚才的那番申辩，他没有立刻进来，而是站在门外旁听。现在，他也算是对黄律师所说的认定了，进门后他只是点点头，示意黄律师继续往下讲。

黄律师接着说：“现在要弄清的，更重要的还不是刀具属于谁的事，这只是个对案子起一定决定作用的头绪，更重要的是要从此找到胡大成有不有杀死兰香动机这一点！如果查实胡大成确实有想杀死兰香的动机，不仅刀具细节的认定可以迎刃而解，有关案子的法定情节也就有了一定的依据！反之，刀具细节虽然不能肯定胡大成有杀死兰香的动机，但起码可以作为打开这条思路的缺口，甚至，我们可以顺着这条线索，由表及里，由此及彼，顺滕摸瓜，探到事实的真相。”

这话更说到了点子上，几乎所有人都点头认可。黄律师接着说：“我建议，法庭在调查刀具一案的同时，还要把重要精力放在胡大成有不有杀死兰香的动机上，两条线索同时调查，不仅可以互补，而且还能提高调查的效率！你们大家看呢？”

也许是因为有张副院长在场，没有人提出异议，黄律师经过长时间酝酿的理性分析，一下子占据了所有人的心理位置。最后，张副院长站起来，吩咐按照黄律师的意见，抓紧调查刀具及胡大成作案动机两件重要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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