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老张本来还安排了书画院的几位画家发言的，他们都是书画院从全国各地新引进的，极其需要在本地艺术圈里露露脸。这些人不知为什么，一致胆怯。会前，老张一直在鼓励他们。书画院成立的时间不长，需要人才、需要作品和理论来支撑，他基本了解这些画家的情况，都是优秀人才，但是在内地生活的时间太久了，没有见过太大世面，有些木讷，都不善言辞，刚到异乡，更是不敢说话。老张是希望他们有一番新的面貌，向社会展示，为书画院壮大声势，为自己邀功，谁知道他刚想点名发言，他们却一个个溜走了。

他正恼怒，这时，某个邀请了但大家都知道一贯不来的领导，竟然来了。

领导因为上了年纪，因为长期乘坐小轿车，因为长年营养过剩，样貌和体型都发生了改变，头顶秃而亮了，唇厚了，双颊坠了下来。肩和臂出现退化，变成溜肩、扇臂，手一抬，手臂的扇肉就摆动起来……下半身倒是十分肥硕，肚大如孕妇，臀肥似箩兜。双腿也退化了，小腿细，站不稳，走路得迈碎步。所以，咋一看，领导像企鹅了。

企鹅大摇大摆而来，老张赶紧起身，让领导坐到自己的位置上，请领导作指示。

领导开始讲话：“同志们好！今天，啊，这个，啊……”

这样的会议，与会者最最尴尬的，就是听领导同志讲话。领导同志比谁都喜欢那将自己的声音放大的麦，麦一到脸前，他就进入教育人民群众的言说的惯性当中。在人民群众中，对知识分子的教育，更是领导同志最最不能够放松的。

有些领导比较严谨，每逢讲话，一定要一字一句地读事先由秘书拟定的稿件。但做领导的时间太久了，多数领导是忍不住要自我发挥的。这是因为，领导的自我被长期放大了。同时，领导也习惯了自己的一贯正确。此外，领导都有教育人民的癖好。

结果就是，我们在一个又一个的会议中，听领导说话，百分之九十都是正确的废话。

在所有行业会议中，文化行业会议是最适宜说“正确的废话”的地方，领导同志有太多这样的话要对知识分子说。领导说话的时候，媒体的记者们就严肃紧张起来，竖起耳朵，认真准备记录。而那些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则不出声地一哄而散了。

他们从侧门一个个离开会场，有人还扭头最后看一眼，正好看见麦头对准了领导同志圆润、略老、油光可鉴的脸孔的中部，他那正确的废话就像自来水一样汨汨流淌。他就像家长，知识分子都像无知而天生有原罪、或者是容易犯错的小孩，他对他们的教诲是没完没了的，他是苦口婆心的，肩负重任的。

学术的研讨往往在这种时候随会议时间的结束而流产。

老张手下的另外一些喜欢发言的艺术理论家，只好将自己的论文、发言稿卷起来，将满腹的话咽下去。

之后，这些在艺术上有许多体会和觉悟想与同类分享的人，会沮丧地随大家匆匆进餐，然后离去。

老张也沮丧，不过他得满脸笑容，陪好领导。

罗滋在讲话的时候，发现海城大学的一个男孩子，严肃而专注的望着自己。当罗滋的目光和他相接的时候，他就紧张地红了脸，低下头去。

这孩子面熟，应该是来自四川藏区的孩子。

在海城大学，有几个学生是罗滋资助的，他们都是重庆和西藏的贫困家庭的孩子。只是，他并不知道他们都是谁。

会后去餐厅，罗滋看见海城大学的学生坐满了一张大桌，而那个肤色黑红的藏族孩子找不到座位，窘迫地站在一边，犹豫着要不要离开。罗滋走过去，有意要叫这个的孩子和自己坐在一起，但是他红着脸说：“不，我要回学校去了！”

“为什么？你现在回到学校已经没有饭吃了，就在这里吃了回去吧！”

这个男学生不说话，径直往外走。罗滋想说服他，就跟了出去。他看他的同学们都注意不到自己了，才突然对罗滋说：“罗老师，谢谢您，您就是那个帮助我的人！”

“你叫什么？”

“我叫罗小其，雾都孤儿。我差点上不成大学。要不是您，我可能就出去打工了，谢谢您！”

罗小其给罗滋鞠了一躬，跨上他放在餐厅外面的山地车，一阵风走了。

罗滋愣了半晌，直到苏光明拉走。

罗滋被苏光明拉到他的学生之间。十多个学生将罗滋围了起来，轮流向他敬酒，他当然招架不住。他说不会喝酒，学生们谁都不信。他们因为在学校没有喝酒的机会，这会儿就放肆起来，苏光明也由着他们。

喝了一阵，罗滋就感到身体轻了起来，浑身发热。

很快，学生们簇拥着他朝海城大学而去。他并不知道他们要带自己去什么地方，依然接着刚才的一个笑话，继续编排下去。学生们哄笑着，几个人从两边更加挽紧了他的臂，几乎是把他架了起来。他醉了。讲完了自己的笑话，他就要求别人也要讲一个，人人都要讲，而且要能够逗人笑，没有人笑的，就不算。谁不遵守这个游戏规则，集体就要付出代价——他罗滋就拒绝跟他们走。

学生们都知道他醉了。他们集体作弊，轮流说话，不管是谁，哪怕只说了一句话，大家也齐声哈哈大笑。而晕乎乎的罗滋，根本不知道谁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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