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涉及的领域包括生物学、修辞学、逻辑学、天文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最重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于生存”，“法律是没有激情的理性”。纵观亚里士多德的一生，你不仅惊奇其过分充沛的过人精力，更惊奇在人类智慧的蒙昧年代，他具有先天的理性分析与超常的抽象能力。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亚里士多德这么一座高山大树，才有了以后西方现代科学枝叶和各类花果。按黑格尔的说法：哲学作为科学是从柏拉图开始而由亚里士多德完成的。他们比起所有的哲学家应该可以叫做人类的导师。

比起他的师祖苏格拉底的智慧雄辩，比起他的师父柏拉图心高气傲的理想主义，“理性”成了亚里士多德的主要武器。亚里士多德的伟大和不浪漫不可爱，皆在于此。

理性，成了理解西方思想文化史的主要线索。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比亚里士多的小十五岁的庄子（前369-前286）与亚里士多德的富贵和丰富的研究资源相比，则真是贫苦出身，最大的官也只是坐到管理漆园的小吏。但就是这个贫国的庄子成了东方智者的一个杰出代表。

当亚里士多德在努力地搜索植物标本，解剖动物并充满激情的著书立说时，我们的庄子不仅悲怆地发出：“绝世弃知，大盗乃止”的呼号。更在努力地“齐物”以致“逍遥”。让我们来看看庄子是怎样齐物的。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这就是有名的“庄周梦蝶”。在这篇小短文里，庄周与胡蝶相互梦之，相互倚之和托之，很有些苏格拉底式的诡辩式的辩证。喜欢齐物的庄子不断地用各种人物和动植物的寓言故事来表达自己的深思：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把生活理性寓言化，诗意化是庄子的一大特点。从“庖丁解牛”读生理物理进而养生之道，从“逍遥游”用鲲鹏之豪迈广大而跳出凡人思维之小格局；从“养生主”谈生命之道不能让人心役于外形及世间琐事；而“人世间”则举凡例述说人生之累烦哭，甚至表现出恶生悦死之意！

飘逸自省的庄周，用尽自己的智慧去感悟人生世道，但还是感到力不从心：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己；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

这与雄心勃勃要穷尽一切真理的亚里士多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庄子和他的高人前辈老子一样，持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俗，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而亚里士多德则刚好相反，他不仅认为真理不会随着老师的死去而消失，在探讨真理的路上，他就是偏好要敢为天下先！

庄子不仅是一位空灵的思想家，其文字之彩色雄奇，独特风流更是举世罕有。其作品多是中国文字史上不可替代的精品。庄周的空灵、诗性、自省成了中国历史文人追逐的旗帜。

逍遥智慧的歧路

现在，我们可以把古希腊的思想智慧和古中华的思想智慧做一下比较了：

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一样，老子和庄子的诡辩思维及口才、文学同居超一流选手，但在思辨的大道上，前者是敢为天下先而后者不敢为天下先。

前者敢为天下先是因为对人类自身智慧的乐观，而后者则是深深的悲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庄可以说是先天的自然神论者。

由于悲观和道法自然，庄子表现为反对一切社会制度，并摒弃一切文化知识。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流则是雄心万丈地耕建理想国，探求真理和最佳的政治制度

亚里士多德的智慧之路是理性的，实证和实践的，而老子、庄子尤其是庄子的智慧之路是诗性的，逍遥而空灵的。

西方文人的理性和东方文人的诗性与古希腊古中华的老祖宗实在是大有关联。

上述几点不同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中国历史上两大谜团的谜底

线索。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虽然有人数众多的文人墨客但却没有产生多少有现代文明意义的思想家；为什么中国虽然有大量的能工巧匠和巧夺天工的发明创造，但现代科学技术却仍未能在中国真正产生并发扬光大。

亚里士多德和庄子，这两个东西方文人的杰出代表，居然对后人有如此大的影响，真可谓：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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