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一传播出去，许多人都着急了，一伙一伙的跑到合作社来找农会。他们告江世荣的状，他们也要求找江世荣算帐去，他们要求没收他的家产，为什么还让他住那么好的房子？
那房子是他当甲长时新修起来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为什么还让他存那么多粮食？他有一夹墙的粮食，他们知道他房子后面有一条窄巷，那是他藏粮食的地方；为什么让他柜子里收藏着那么多衣服？如今多少人正没有衣穿呢。他们吵着吵着，有些人就涌到江世荣家里去了；江世荣正在四处活动，找干部，想给他多留些地呢。大家看见人不在，又怕干部被他说糊涂了，听了他的话，于是更多的人便又去找杨亮、文采，要求把那些东西全搬出来。死怕自己闹左了的，机械的抱住几条“政策”的文采，觉得这已经不是土地的问题，不愿意管这些事，反而劝大家罢手。可是这些人不散，有些人便要自己去搬。民兵也走了过来。大家说：“你们跑来干什么，来看守咱们么？”杨亮和文采商量了半天，才算得到了他的同意，所有江世荣的浮财，让农会没收了再说。文采看情势，不去管也不成，便把这责任交给农会。程仁便带上民兵去贴封条，把柜子，缸，不住人的房子，通通封了起来，只留下一间住房，一间厨房给他们暂住。可是一群群的人还跟着去看，还不相信，还要嚷着：“咱们不动手，只看看，有你们农会来办着就对啦！只要不是给江世荣留下来的就成！”他们在旁边指点着，监视着，结果把江世荣日用的油盐罐都封上了。江世荣已经回到家，向大家作揖打躬，要求少贴几张。那个破鞋红着一双眼，气狠狠的坐在他们院子里的碾盘上；还有人说：“这碾盘也要贴上一张条子。”又有人说：“怕他搬到哪儿去？不要贴了！……”
到下午，白银儿也跑到合作社来找农会，说江世荣怎么强迫她，她死了男人，没法过活，她要嫁人，江世荣不准，只准她请神。他常邀些人来赌钱，抽头钱给她，有时他把头钱也拿了。如今江世荣还欠她七八万块钱呢。农会的人忙得要死，大家懒得理她，看热闹的人也说：“回去吧，你们的账可多着呢，还是在炕头去算吧。”白银儿又说，江世荣要她造谣，说白先生显神，真龙天子在北京，好让村子上的土改闹不起来。大家才又笑了，骂道：“刘桂生的小保儿，就是你们害死的！都是你说人心不好，天爷爷罚的，刘桂生老婆哭得死去活来，小保儿的病便耽误了，要不到新保安，涿鹿城里去找大夫看看，总也有点巴望嘛！‘人心不好’，就你们的心不好！”
白银儿看见不理她，又怕那七八万块钱甩了，更怕有什么连累，便远远坐在门外边，看见一有干部来，便迎上去叨叨咕咕，后来人们只好说：“等开大会的时候你去说吧，只要老百姓都相信你的，也许给分上二亩胜利果实呢。好今别在这街头上说吧。”
这些情形，虽然还不足说明群众已经起来了，但却是部分的有了觉悟的萌芽，已经开始回想，自己的苦痛怎么样了，已经自动的来清算了，这是在这村子上从来没有过的情形。文采同志从他的极少的经验中，觉得群众发动得太好了，甚至想也许有了过火的地方。他非常欣赏着这些小小的胜利，欣赏着这些成功，他觉得这都是因为有他在这里领导。像张裕民他们，也觉得出乎意料，过去虽然有过斗争大会，但那总不像今天这样的无秩序，那是在一呼百应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今天却是乱嚷嚷，干部常常是在群众调动之下办事，连文采也只得依从大家，要不立即去贴封条，说不定不等命令就动手了。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这虽然只是一点点火，却可以预见到前途的光明。工作组在兴奋的情绪中，便要求加速工作，于是本来暂时搁置下来的分歧，也就立刻要求一致，于是矛盾便更尖锐了。杨亮根据他同群众的接近，——这大半都是贫农，他们都曾对钱文贵提过意见，——认为钱文贵是一个最阴险的、地主阶层里面的头子，为着使老百姓翻身，主要应该打击他。对张裕民的看法也很尖锐的提到眼面前了，张裕民是雇工出身，今天仍是没有隔夜粮食，也并没有脱离最苦的群众，他在他们里面有威信，怎么能把他和群众对立来看呢？不能机械的看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同不能机械的看什么所谓抗属一样。可是文采同志却认为他是投降了干部，毫无理由的对张裕民更不信任起来。然而他自己又并不深入群众，求得客观事实，只一味把个别人的诽语，如张正典的话，强调起来。更把他过去偶然去白银儿那里赌钱的事，夸张为流氓，或江世荣的狐群狗党，……这样的来看事实，如何能有是非皂白呢？杨亮虽然也缺乏工作经验，但他比较能冷静看事，比较的接近了一些贫农，得到了些从群众那里来的呼吸，所以他是比较了解这里的问题些。可是由于他年轻，由于他还没有从工作中积累成相当的魄力，和能说服人的分析能力，尤其因为文采在这里是负责的，他不能决定什么问题，便使他对文采常常感到头疼，甚至后悔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本想来多面向群众，学习些东西，谁知自己伙里，却是这样的麻烦，比发动老百姓更复杂困难。
但文采正在沾沾自满于对江世荣的胜利的时候，他并不懂得，这只是激动了群众的情绪，这还不能说，群众已完全觉悟，形成了一个运动。他却把这个估计得过高了，他已经在担心，当一个运动来的时候，必然会走到左的方面去。因此他觉得在这种时候，领导者就更要善于掌握，更要审慎的听从群众那里来的，各式各样的声音，这时最怕是自己也跳到浪潮里去，让水沫模糊了自己的眼睛，认不出方向。因此他就更坚决的不接受意见，而只从事布置类似的斗争。他正在极力搜求替顾涌做过短工的人，因为他没有佃户，只有短工。但替他做过工的太多了，一时又不能找出一些骨干来。好些村干部也都替他打过短，可是连他们也不积极。文采认为，他们不特被些有钱人的小恩小惠，和某些奉承所麻痹，而且他们居然把他的儿子顾顺，吸收到青联会去当了副主任。仅从这一点，他便又判定了干部的阶级路线差，这是要注意研究的。张裕民说得好听，他们几人都从没有分到胜利果实，那么，他现在一天到晚不下地，他吃的什么呢？赵得禄不就借了江世荣的粮食么！他恨不得立刻召集群众大会，把这些自私自利的干部，这些幼稚的工作者，都好好地教训过来。他认为时机已到，再不能迟缓了！
胡立功当然是站在杨亮一面，却也不能解决问题。他们一直辩论到晚上，晚上却来了出人意外的消息。清算江世荣的火虽然被煽起，但热闹的果子园却烟消云散，很多人都回到家去了。曾经使人多么兴奋和欣悦的对果子的统制和发卖，现在却陡的失去了兴致。据说只为了个人的小小口角，刘满和张正典吵起来了，后来还动了手；当时谁也没有劝解或左袒，他们只静静的观察着治安员的态度，等待着事情的结果。这仿佛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但看得出几天来的努力，几乎完全被摧毁，假如不能及时挽回这种颓势，还将迅速的影响开去。这便立刻警告了浅薄的自得。光明还只是远景，途程是艰难的呵！
40讹地
事情是这样的，原来张正典有二亩水地在河滩边，刘满也有一亩半地在那里，正在他的渠下边。张正典曾经想把自己的三亩山水地来换这一亩半地，这样可以使自己的地联成一片。他和刘满去商量，刘满盘算了一下，两块地收成差不多，甚至那三亩地比自己这一亩半地要多打二三斗粮食，可是费工，负担也要多些，他不情愿。从此刘满轮到浇水的时候，水总常给张正典劫去了；张正典自己不按时浇地，过了时候才来，便同刘满挤在一道争水，于是两人就常常闹架。张正典又透过话去，还是想要这块地。有人也劝刘满放手的好，换了也不吃亏，何苦同个治安员赌气呢。刘满想了想也是，只好同意换地。但不知为什么这时张正典忽然反倒不肯换了，并且说刘满想占他的便宜，拿一亩半地换他的三亩，他不干这种傻事。刘满听到了气的不行，便说了一两句闲话。张正典更堵塞他的渠路使他难堪，意思是让刘满受不住了，就不得不把这块地更便宜的换去，他可以只拿一亩半或两亩地就换了回来。刘满受气不过，就去找干部交涉，说自己宁愿换地。村干部不明内情，只说人家不愿换，就不能强迫别人，不肯管这件事。刘满急了就吵了起来，顶撞了他们几句。当时有几个人就说他调皮捣蛋，还要捆他。那时有些人是听了张正典的一面之辞，还以为刘满硬要换地。刘满斗不过张正典，心里委屈得很，有天在地里又因为浇水他就骂开了。后来张正典也走过来，两个人扭在一块打了一架。张正典反告他打人，村干部又把他骂了一顿，连党籍也停止了。这次刘满却不再闹了，只好在心里怀恨。后来又有人告诉他说张正典原来是想拿三亩地换他一亩半地的，并没安什么坏心，后来是听了他丈人的话，才想贪便宜，借他是个治安员来欺负他的。刘满就更灰心，地也因为不能及时浇水，庄稼也长不好。别人高粱长的一丈多高，谷穗穗又大又密，他的高粱就像他那个常常害病的女人，又瘦又软弱，连阵风也经不起似的。他为着一去地里就生气，好像看见自己抚养的孩子给人糟践了似的难受，有时便看也不去看。从此他便同张正典结上了仇，他总希望有一天能把道理给评出来。
张正典原也没有把刘满放在心上，但自从这次区上下来人闹土地改革以后，他便觉得刘满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他会常常看见刘满跟在他后边，常常觉得从刘满那里射过来的眼光有一股复仇的锋芒，并且还会听到刘满流露出刀一样的话语，这更刺着他的隐痛。在开始的时候，他只害怕把自己拉进斗争的漩涡，他明白由于自己的婚姻，和很多意见的分歧已经得不到一部分干部的支持，也明白庄稼主对自己是有所不满的。所以还只不过因为老婆和姻亲关系，不自觉的对钱文贵有一点同情，实际也的确是因为他年轻，没经验，没有阶级觉悟受了他丈人的欺骗。但现在他却为了自己的安全，有意识的明白自己需要凭借一种力量来把刘满压住，不准他起来。只是，凭借什么力量呢？于是他不得不更为关心，和极力活动来保持他丈人在村子中的势力。他便不得不背叛了张裕民，而且小心的应付着这一群干部，把一些听到的，意会到的情况都拿去告诉钱文贵，同他商量，听他的话。
张正典并不是一个富有的人，只有几亩地刚够过日子，吃的不好，穿的不好，一样的受财主，狗腿，汉奸，甲长的气。他念过两年书，也有一把力气，能受苦，脾气暴躁不能受气，敢和有钱人抬杠，自从村上有了党以后不久，张裕民就把他发展进来了。他一进来就表现得很积极，他比张裕民会说话，一到出头露面的时候，他总是走在张裕民头里，接着他便当了治安员。去年暖水屯一解放，这群人就更得势了。钱文贵看见换了朝代，自己便收敛了许多，但他恨这群人，总想慢慢设法降伏他们。一方面把儿子送去当兵，在了八路，有了依靠，村干部就不好把他怎样。钱义走时还留下了话，要是谁敢得罪了他爹，他回家时便给谁“黑枣”吃。张裕民他们后悔叫他儿子走了，却也没办法，村上人的确又多了一层顾忌。钱文贵又想借女儿挤入村政权，张正典被他的甜言蜜语，被他给女儿的赔送所诱惑，同时黑妮姐姐也很能如她父亲的意思，帮助父亲一下就把这个治安员俘虏过去了。自然这也有它的作用，干部们有时便碍住情面，不好说什么了，庄稼主更是不敢吭气。可是这倒并没有完全达到钱文贵的理想，治安员在干部中陡的失去了信任，他渐渐被疏远了。虽然这次土地改革，他又积极了起来，而且极力卫护他的岳丈，钱文贵却看得出他还是很孤立，于是他就不得不又去打程仁的主意。只要程仁有点动摇，他至少也可以利用治安员去鼓动群众，反转来把农会主任打倒，这样便给阵容扰乱了，甚至治安员可以从中取得群众和干部。但他不料碰到了一个顽固的侄女，软硬都调不动她。他的确恐慌了几天，但果子的统制，却使他松懈了，十一家里面并没有他的名字，这不就很明显的表示了村干部对他的态度么？可是他没料到张正典和刘满会打了起来，他们冲突的原因，恰恰正为了他的没被统制的果园。刘满在果园里大声的讽刺着说干部钻到了女人裤裆里，变成狗尾巴了，又说治安员给治到汉奸窝里去了。谁也不敢附和他，却有些人暗暗鼓励他，他就更说开了，指着钱文贵的果子园骂，一句一句都特意的骂给张正典听。张正典本来也不是个好惹的人，为的怕把自己牵扯到斗争里，已经在装聋装哑，如今怎么能受这种羞辱，几乎当着全村的人？他也仗着这次地主名字中没有钱文贵，胆壮了好些，所以也就回骂了。刘满似乎在精神上已经有了准备，他相信有很多人都会撑他的腰，便划开了，巴不得他回骂，于是更嚷得不行，张正典只好动手来止住他。刘满还想趁势闹起来，任天华他们却把张正典劝走了。张正典也怕吃亏，就离开了园子，想找干部帮忙，再来制服刘满。这件事不只引起庄户主儿的注意，同时也把钱文贵紧张起来了。尤其是果园里骤然的安静，使他预感到有一种于他不利的暗影。他焦急的等着张正典的来到，他盘算着另开局面的棋局，而且不得不要使用他的老婆，这已是他最后的一步棋了。
这时张正典却正在合作社大骂，他找着了张裕民，程仁一群干部也都在那里，他声言要把刘满捆起来，他说这是他治安员的职责，他说刘满破坏了土改，他声势壮大，好像连干部们也都有了过错似的。但大家回报他的冷淡和严峻，却把他声音慢慢的压低了。没有人同情他，也没有人反对他，但他看得出这里面却充满了异议。最后张裕民只这样说：“你回去吧，用不着捆人，咱们谁也不捆，农会要调查这事，一切归农会处理。”
张正典还想声辩，还想说自己是治安员，可是大伙儿都劝他回家去，他不得不走出来，怀着满心恨恼，又无处可走，不觉得便又朝着钱文贵家走去。当他完全感觉在群众中孤立的时候，他就会越靠近他，到他那里去拿点主张来。
41打桑干河涉水过来的人
这次口角，人们虽然不做声，却都明白它的性质，不愿在吵架的本身上来评论曲直。刘满找人生事有什么不对呢，他天天饭也不吃，活也不做，像热锅上蚂蚁，谁也清楚是为桩什么事。村干部也不会不明白。大家心里都有数，那就不需要多说，只看村干部对这事怎么办了。他们退回到家里，互相以全部理解的眼光来谈话，他们再不愿交换关于果子的事，只用嘲笑的声音把他们的不愉快，不平之感送走。从村子上的表面看来似乎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但却不真是这样平静。在许多家庭里已经引起了小声的争论。无言的争执，在许多人的内心里，两种不同的情绪斗争着。他们的希望，已经燃烧起来了，却又不得不抑制住，甚至要拿冷水去浇。更有一些人再也不能站在冷静的地位，也不愿更考虑自己的前途，他们焦急的去找张裕民，去找李昌。民兵们便和他们的队长说，他们自动的严密的放哨，怕再有什么人逃走，李子俊的事已经使他们觉得很难受了。
李之祥在他的老婆鼓动之下，邀了他兄弟李之寿去找李昌，把过去听到的关于里应外合的话全讲了，而且他责备道：“他们不圈他的果子是不公平的呵！你们怎么能把他划成中农，你们就不怕庄户主说你们做了他的狗腿子么？你们会真的听了治安员的话去捆刘满么？
你们知不知道如今谁的心眼都赞成着刘满呢！……“
李昌这个快乐的年轻党员，跳起来了！他跺着脚，急躁的说：“为什么你不早些讲，这样的大事你们听见了也不说，啊呀！这还了得，让我去找张三哥，唉！……”
侯清槐被他父亲关在屋子里，他威吓他父亲道：“你要不放咱出去，咱放火烧了你这屋，看你怎么样。”侯忠全弯着腰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叹着气。他的女儿在他身后跟着转，向他要开门的钥匙。他老婆噘着嘴，坐在门外的一个草蒲团上，她已经弄糊涂了，不知同情哪一个好。
“咱又不出去杀人，你怕什么嘛！咱的好顽固的爹！咱们刚刚翻过身来，总还得使把劲，咱们不能又躺下，让人踩在脚板心啦。你是一个死顽固，你的心再也不能精密了，你要再不开门，咱真的烧房子啦！”
老头子怎么也不理他，自己以为看事情要比儿子清楚得多。他是一个宿命论者，九九归原，不管眼面前怎么热闹，他总以为过不了几天，区上来的人一走，村子上事又全照旧了。
再过一晌，大同拿不下来。“中央”军向怀来这边一开，不行，连张裕民都得逼着走呢。他只有清槐这一个儿子，他一生又没有做过恶，他得顾着他，不准他胡来，他拼命也得把他管住。可是儿子这次不像以前了，他决不妥协，他是一个青年人，他容易接受新的东西，当他做运输队长时，他在群众的力量底下，感觉不同了。他扬着鞭，他下号令，他把地主的财宝，那些平日看也不敢多看的果子运走了，谁也不敢拦住他。
沿路碰着的穷人都问他们往哪儿去，他大声的告诉他们，说这是胜利果实，于是那些人就张着嘴笑，用羡慕的眼光送着他和他所引导着的这个行列。他便像个凯旋的战士似的笑了。他觉得他有权力，只要大伙一心就有权做一切事，什么也不必怕。他也很担心干部们对刘满的处置，可是他不愿意等着，他要去，他要去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把大伙儿的不痛快，大伙儿的顾忌说出来。他要去找杨亮他们，他心里着急：唉，他们才来了十来天，他们怎么能把村上的事全弄明白呢。但他父亲却乘他不备把他反锁在房子里了。他父亲的确也去园子里看过，父亲还笑呢，但他经不起吓唬，一场口角又把他拉回原来的地位了。侯清槐恨死了他父亲，他就真的到灶里找了些废柴在屋子当中烧了起来，威胁着父亲。母女两个一见火就急得乱嚷，便把老头扭住了，从老头口袋里抢了钥匙。门开了，年轻人高兴的跳着跑走了，老头便疯也似的追出去，又被绊倒在地下，便气呼呼哼个不住。
那个小学教员任国忠也跑出来四处打探，他走到街口上站站，看见有人说话便走拢去，可是人们立刻不说了。在这个时候他又不敢去找钱文贵，或江世荣，只好去找白银儿。白银儿极力要脱出同江世荣的关系，看见他嚷道：“任先生！你没事就不要来吧，咱是个妇道人家，又没个男人，可受不起拖累。别人说咱是懒婆，要改造咱，咱以后连白先生也要送走，不敢请神了。你们多少也是个是非人，还是请你少到咱家门上来才好呵！”任国忠想对她发一顿脾气，“好，你这个臭婊子也神气了，就看你以后别过日子！”可是他又忍住了，再走到街头上来，他并不打算回去。他觉得老吴常常要说一些刺心的话给他听，他写的稿子刘教员不用，却叫老吴编些顺口溜，他恨死了他们，只想有报复的一天。后来他又遇见青救会副主任顾顺了。顾顺过去为写些标语常到学校来，他们认识。
他好一向没有看见他了，知道他们的果子全让大伙下了，便向顾顺挑拨说道：“刘满是替你们打抱不平咧，可惜他会吃亏，干部总是向着干部的。至于你呢，那就不同了，你这个主任帽子要不给摘掉，换上个白高帽游街！我输你一抬酒，你信不信？”顾顺近来同父亲闹别扭，一满肚子气恼，可受不住别人瞎说，他一点也不像平日的温和，他凶狠狠的向着他：“咱家的事，有咱自己管，用不着你操心，你要再说，咱敢保揍你！”顾顺说完了还拿眼瞪住他，他只赶快溜了，心里诅咒着道：“看吧，非斗争你不可，看你还凶！”
任国忠四处碰钉子，找不到一个可以亲近的人，只想有些活动，又活动不开，他明白老吴已经同村干部说了他许多坏话，好多人都在拿异样的眼睛望着他，又好像他是瘟疫一样，都在逃避他，这就使他不得不胆怯一些。钱文贵总企图用侄女来鼓励他，但那些不肯定的言语也常常会使他感到希望辽远，有时就提不起更多的劲来。这时他的确有说不出的埋怨，他恨这全村的人，他觉得无处可以排遣，他便向村外踱出来。路两边全是短短的土墙，但园子里静悄悄的，只有一阵阵的聒耳的蝉鸣，太阳照在身上，虽然已经不太灼热，但任国忠却感到很烦躁，他走过了这带地方，便踱步到靠河滩的那一片大高粱地了。这足有四十亩地的高粱都长得极其肥壮，秆子高，叶子大，穗子又肥又粗，站在高处望去好像一片海也似的。在太阳光下，更其耀眼，那密密挤着的鲜红的穗子随风微微颤动，就像波荡的海面。他知道这是白槐庄地主李功德的地，如今已经划归给暖水屯，这是多么使人羡慕和热爱的事呵！但任国忠看到这种丰美的景致，却不能有些喜悦，只投过去憎恨和卑视。这个做地主朋友的穷教员，是常常要提高着自己的自尊心的，哪怕他后面只有空虚的感觉。“任国忠！”忽然有谁在叫他了，他惊惶的四顾，他看见从对面的田塍上走过来一个穿白衬衫的人，光着个头，肩膀上搭着一件蓝布上衣，裤脚管卷得很高，是刚刚打桑干河那边涉水过来的。任国忠认识出来后，呆了一会，但却不得不叫一声，“啊！章同志！才来，打哪儿来？”
这个章同志已经走拢了，在他年轻的面孔上总是泛着朝气的笑容，他那长眯眯的细眼，一点不使人感觉其小，只觉其聪颖，尖利。他亲热的拍着任国忠的背膀，问道：“近来学校里忙么？把你们村子上的事讲讲，土地改革闹成个啥样儿了？”一口纯熟的察南话，只有本地人才能辨别出这还不是真的涿鹿口音。
任国忠只得跟着往回走，无精打采的说道：“咱不大精密，唉……”可是他一转念，又觉得高兴了，他看看那张年轻无垢的面孔，觉得是可以欺骗的，于是接着说道：“事情搞得可糟呢，他们把地主头儿放了，庄户主儿全说村干部都拿了他的钱，庄户主都编了歌子说：”只开会，不分地，……‘如今听说要斗抗属啦！这抗属究竟能斗不啦？“
年轻人并没有一定的表情，只是一副鼓励他说话的样子。这个不知深浅的家伙便一下把适才的抑郁都抹走了，他觉得他的瞎话是可以生效果的，他便像捡着了一个宝贝似的那么高兴起来，又拍他的马屁，又吹起牛来。但恰好他们已走进了街口，年轻人要去找张裕民，到分手时只对这教员说道：“老任！你以后可别再乱说了，老老实实的教点书，有知识的人应该有头脑嘛！呵！今晚你在学校等等咱，咱们有点事商量商量啦！”
任国忠头一缩，心又凉了下去，这个年轻人是县上的宣传部长章品同志。
42县宣传部长章品
章品本来在六区搞土改工作。六区在桑干河北岸和洋河南岸的一块狭长三角地带，那里有十来个村子，又有较大的地主，又有天主教堂的势力，问题比较复杂。这次土改工作因为战争环境不得不求快，县上决定阳历八月底九月初一定要完成，九月上旬召开全县农民大会。因此他就很忙，每天从这个村子又转到那个村，逐村检查督促。县委书记曾经再三叮咛过他：“看怀来做得多快，他们已经完成三分之二，已经在准备开农民大会了，我们一定要克服过去的缩手缩脚的作风，大刀阔斧放手发动群众，上面也有指示，要尽早完成，平绥路不会是永久太平的，……”章品过去曾经是一个青年工作者，到察南来开辟工作也有了三年，长的比刚来时高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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