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个月，法院判下来，铁定给麦子，自己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就搓搓手，耸耸肩，一摔门，灰头灰脑溜达去了。

妻子这边不好摆弄，母亲那边无法交待，潘佑安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儿子满周岁，麦子再也不能请假了，要上班，只得把小家伙交给婆婆带。后者爱孙心切，对麦子却拿腔作调。婆媳之间，纠葛从生。三日一小吵，五日一大吵，家常便饭。

久而久之，大家闹得一团糟。

麦子在家不顺心，在单位却很舒畅。

由于她做事认真，待人接物诚恳得体，车间主任仍留她在办公室搞统计兼内勤工作。麦子感激之余，看车间主任的眼光，渐渐又多了一层难以言传的东西，觉得他的一举一动都洋溢着无穷的魅力，便有点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

有一天临下班，车间主任突然说：“朋友给了我两张舞票。

一家新开张的豪华夜总会。想去玩玩吗，麦子？“

她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两人跳了舞，喝了酒，也谈了心。

车间主任问：“麦子，知道我为什么帮助你吗？”

麦子摇摇头。

“因为你当初拒绝了我。”

“就为这个？”

车间主任点点头：“请原谅我的坦率。你长得确实不大好看，我原以为随便追一追你，满可以到手。不料你把我蹬了，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当你那天来找我，我就觉得弥补自尊心的机会到了，所以给了你一份一线女工们梦寐以求的工作。”

麦子有点难堪：“谢谢。但既然是这样，我明天就回到锅炉房去。”

说罢，起身离去。

不料，第二天，车间内外谣言四起，盛传麦子跟车间主任有染。连细节都说得有声有色有板有眼，不由你不信。

狂暴的潘佑安不由分说，把麦子打了个皮开肉绽。

麦子受此大辱，到处向人申诉。尽管她清清白白，可她越苦苦申诉，人家就越认为她不清不白。世界上什么都可以哀求得到，唯有信任常常是越哀求，它就跑得越远。

有一次，我回到老家惠州，在街上散步，偶然碰到麦子。

她连忙紧握我的双手，神经质地摇了又摇，且没完没了地笑，说：“好久好久没见到你了，小闲地看电视或织毛衣。

她多次半真半假地对我说：“只要你受得住考验，我会为你付出一切。”然而，每次相见都极不愉快。也许她有点过意不去，又为自己的任性辩护：“你不在眼前，我很想你；可一旦你出现在我面前，我又感到没劲。这是为什么？”

我暗示她可能需要某种心理治疗，试图用自己掌握的心理学知识给予诱导。她觉察出来后，当即表示抗议，说这是对她人格的侮辱，怀疑我压根儿就不爱她，只想利用她，并且义正同严地指出她是我的妻子，而非性伙伴。我简直哭笑不得。

1994年，女儿出世了。我替她取名鹿敏。江薇不同意，说姓鹿很难听，要改成她的姓，叫江敏。什么都能让她，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让步，因为这并非是女儿跟谁姓的问题，而是事关一个男人的尊严。我的态度很坚决，她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1995年，我拿到博士文凭后，南下深圳，一方面挣钱养家，一方面寻找发展的机遇。

1996年，通过艰苦的努力，我又替妻子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一份临时性的工作，终于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我想这是彼此加深感情的机会到了，谁知厮守在一起，非但没有拉近我们心灵的距离，反而使情感的裂痕越来越大。

一次在整理书籍时，我在箱子夹层偶然发现了一个蓝皮日记本，出于好奇，翻了一下。

上面记载着薇大学毕业后的一段情史：她曾跟南京的一个男人爱得昏天黑地，那人许诺带她出国，骗取了她的贞操，但他走后泥牛入海无消息，让她悔恨不已。出于无奈，她想起我曾经给她写过一封长达10页的求爱信，为了找一个情感上的依托，她通过我的同学，打听到我在北京读博士，跟我联系上了。她一度努力说服自己爱我，往爱情小小的口袋里一天天一点点装进自己的梦想，就像往银行活期存款一样，然而，当她回过头来清点的时候，才发现“利息”是那样少，不过是一些零碎的好感罢了。最后，在日记中，她不得不承认，那个男人比我可爱得多。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她为什么一直对我这么冷淡，她为什么神经质地要对我来一番所谓“爱的考验”。

尽管我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人，我也受不了她的日记，就把那个蓝皮本儿摔在她面前，质问她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欺骗我！

她先是一声不吭，冷不丁嚷道：“我是在欺骗自己。你知道吗！”

“你卑鄙。”我的声音很低，但很有张力。

“你更卑鄙。”她回敬道，“你为什么偷看我的日记，像一个贼？”

我本想给她一耳光，可又怕相互打起来不好收场，只好独自到外面喝酒消愁去了。

我们开始了冷战，一连几天不发一言，每当有事就写小纸条儿摆在桌上。

偏偏在这个时候，那位曾追求过我的虹到深圳来找工作，联系好几个地方都没有着落。为难之际，她不找我找谁呢？我把她推荐给了一个在三资企业做副总的朋友，经过考核，公司很满意，同意聘用她。于是，由我作东，请朋友吃顿饭，虹当然在场作陪。不料，江薇幽灵似的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一改往日的淑女形象，指着虹的鼻子破口大骂。我忍无可忍，冲上去给了她一巴掌。

这是我第一次打她，也是最后一次。

往我的左脸，她狠狠地啐了一口。要不是保安及时来制止的话，我敢说我会把她揍成一个肥胖的女人。

说句笑话。我哪能那样没修养呢是不是？事实上，我还让她往右脸啐一口。她也毕竟不是一个疯子，扭头走了。

自此，我们的关系完全僵了，下班回家，胳膊碰胳膊的，也懒得看对方。我提出离婚，她又不肯。我知道，在她拿到深圳户口之前，她是不会同我谈这个问题的，还有，她之所以能进那家名气响亮的律师事务所，完全是靠我的面子，如果离了婚，她极有可能被人家解聘。我体谅一个女人的难处，就没有向法院起诉。

当然啦，我跟薇达成了分居协议，迄今已有半年。

你说什么，希望我总结性地谈谈对自己婚姻的看法？不错，我是一个伦理学博士，如果你让我就别的婚姻个案分析一下，发表点意见，我可能会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供别人参考。但是，眼下我正是“当局者迷”呀，我能说的不过是两个字：“疲惫。”

家庭内“离婚”

陆雅妮是我的好朋友，n市晚报的名记，责任感强，笔头犀利，常无情揭露剖析社会丑恶现象，在n市拥有一大批读者，知名度甚至远在其丈夫贾奎龙——n市常务副市长——之上。

尽管她事业有成，在外面风风光光，但一回到家里就闷闷个乐。最近，她跟贾副市长签订了一份家庭内“离婚”协议。

事出有因，还得从头说起。

3年前，“中大”新闻系才女陆雅妮来到报社，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采访刚荣升常务副市长的贾奎龙。初出茅庐的雅妮一点也不怯场，提出了许多相当尖锐的问题，让年富力强的副市长稍稍恼火的同时，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贾副巾长的自信、从容和敏锐，还有那略显心不在焉的领导风度，也让陆雅妮心仪。

雅妮后来告诉我：一个男人的神态太专注于某件事，绝对没有魅力；而一个成熟的、有点心不在焉的男人，无论他在街上走，还是在办公室里坐着，都是非常性感的。

不久，贾副市长到报社检查工作，特别表扬了雅妮，中午在食堂吃饭时，两人单独交谈了一会，他还笑她有一张“铁嘴”，让她有什么困难就去找他。也许贾副巾长是说者无心，可雅妮却是听者有意，后来在采访中遇到几次阻力，她就径直去找贾副市长。后者一怔，想这女记者也真是的，倒也执着，还是不错的。一个两个电话打过去。一般能立竿见影，让雅妮如鱼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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