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我可不知道，但我可以给你他家的住址，你们可以上他家找他。”

“唔，太好了！”黑子转过头，“你说的可是真的？”

“他叫卢平，我把他的电话和地址写给你，你可以去问好了。”她说，看起来很难受，那说话的口气和模样儿挺逗人喜爱。

我问她都去过什么地方，她说，她只到过县城，但想去九江。

“九江没什么好玩的。”

“不见得吧。”她说，抿着嘴唇。她年纪太小了，看上去也只有十五、六岁的样子。

我们的汽车一路沿着九景公路行驶，南方温暖的气候使我们的心情格外舒畅。望着窗外一闪而过的河流、山谷、稻田、村舍和站在路边，手牵着牛肩扛犁耙直望着我们的农民，我真想自己有两只翅膀能够飞越这千山万水。

我说，我小时候每次坐车看见车窗外的风景，总想伸出手去摸一摸，有时候又幻想自己飞出了车外坐在白云上，静静地俯瞰大地。“这感觉真是太好了！”黑子嚷道，“我也这么想过，可我不想用手去摸什么－伙计，我是用刀。我用的刀应该非常长，能够一下子把远处的大山都拦腰砍断，削平山峰，一直伸展过去，把更远的山也夷为平地，同时把沿途的每一块语录牌统统削断。说到这事，我就想起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些事儿。那时我还不到七岁。有一次，村里来了一帮红卫兵，他们个个拿着砍刀往我家果树园子里冲来。那是一个两三亩大的梨树林，是我爷爷解放前留下来的。当时，我正爬在树上摘梨子吃，这些红卫兵就冲进了果园。他们手舞着砍刀，不到半天时间，一大片果园就在我眼前消失了。我哭着，喊着，但没有用，没有谁理睬我。那时候，我真想冲上去咬他们几口。我记得还有一次，也就是1971年的冬天，一辆绿色的解放牌汽车开进了我们村，车上一群红卫兵押着三个‘地富反坏右’份子。他们头戴尖顶的白纸高帽，脖子上挂着一块写有‘打倒地富反坏右份子xxx’字样的大牌子，个个兢兢惊惊，低着头；而红卫兵们则昂首胸、斗志昂扬。村子里锣鼓喧天，歌声嘹亮。批斗完这些‘地富反坏右’份子后，解放牌汽车就要往下一个村子开去，就在这时，我忽然看见我父亲也被他们戴上高帽子押上了车。那辆解放牌汽车开得很慢很慢，所以我现在最讨厌开慢车了，我跟着它跑啊跑啊，我想把父亲从车上拉下来，我父亲眼睛一直死死地盯着我，不说一句话。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我父亲。我后来经常问我母亲，他们为什么要抓他走？母亲告诉我，要我相信父亲没做过任何坏事，他是个好人，一生勤劳俭仆，不善言语，性格内向。”

我们就聊着这些事儿，越来越兴奋、激动。很快就要进入都昌境界，我们高兴极了。黑子握着方向盘轻轻拍着掌。“到家了！”他大声叫起来，面对窗外，“我到家了！”。他开着车从一辆拖拉机旁驰过。在我们眼前，在落日的余晖下，汽车开上一条长长的显得荒凉的大街。小孩们正在离街道不远的小河里玩水；姑娘们穿着毛线衣，在河边走过。黑子对街道上的一切都很有兴趣，四处张望，指指点点；此刻他容光焕发，正沉浸在回到家乡的喜悦之中。刘国全坐在后排，大概他已经睡醒了，他向窗外东张西望。我们让那位姑娘下车，告诉她前面一公里就是蔡岭，赶紧找你姑妈要钱去。她问我们等不等她，我说不等。她就问我们有没有纸？我说干吗？她说她要把她叔叔家里的地址写给我们，到了都昌我们可以找她叔叔要钱。看来这姑娘真是傻得可爱。

走出街道，在河岸上的丛林中便可看见持着鱼竿钓鱼的男人的身影，从远处望去，是那么微小；河岸附近像一条蛇似的主流绕张岭街蜿蜓而下，沿着广阔的树林哗啦啦奔流。

我们在靠近水库附近一条通向湿地的道路旁找到黑子的家。房屋破旧，门廊的青石板已裂开了一条细缝，上面长满了青苔；小院里有一个古老的石碾，有几颗杂草从碾石缝里爬了出来；猪圈的栅栏歪歪倒倒。我们没见到任何人。黑子领着我们往房子的后院走去，他说，“我就是在这间房子里生下的，小时侯总感觉房间里非常暗，总是想睡。现在这幢房子已给了我一个远房堂兄住，当然，我退伍回来房子还归我；在村里按政策我还有两亩地，我也不知道它是长了树还是长了草，反正没有人种它。”就在这时，我们看见有一个人站在后院门槛上，合着手心，遮住眼睛望着太阳。“堂嫂，”黑子大声喊，“是我，我回来了。”

她显然并不惊奇，“噢，我知道了。你堂哥现在不在家。你瞧，那边好像发了大火。”我们都朝着落日方向望去。

“你说是太阳？”

“我没说是太阳―我看见那个方向有一道青烟，你们难道没有看见？”

的确，朝南华山口那个方向望去，一团烟雾正在冉冉升起，但我敢肯定并没有发生火灾。

“你都有五年没有回家了，你妈妈去世的时候，你干吗不回来？”她狠狠地望了一眼黑子。黑子好像是被雷电击中似的，整个人都鄢了下来，一股热泪夺眶而出，“我都在前线打仗啊，怎么能回得来？”

黑子的堂哥这时也回到了家，“黑子，黑子，真的是你啊！你回来了呵？”。

黑子的堂哥是一个热情随和、精力旺盛而性格豪放的人；他身材粗壮，一开口讲话，就笑容满面。他吩咐堂嫂去厨房做饭，自己跑去另外一个房间拿出了一瓶红高梁酒。“这瓶酒我存了五年，也就是你当兵的那年开始存起，我说一定要等你回家再喝。”他大声说着，依旧是红光满面，笑声朗朗。

不一会儿，绛紫色的霞就把这片四月的绿色乡野笼罩了。黑子要去拜访几户村里的邻居，他们在那里聊开了，我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刘国全说，他刚刚去喝了一口井水，发现那水很甘甜。

后来，他和我们一起坐着喝酒，吃菜，聊天，我们吃了青椒炒腊肉、红烧胖头鱼和香菇炖鸡，非常可口。“嘿，黑子，”堂哥说，“你参军五年，都成老兵了，要好好干。”

“是的，是的，这当然。”

“在部队一定要跟领导搞好关系，可不能由着性子来。该拉的关系要拉，该送的礼也要送。我们都指望你有出息，混出个人样来。”黑子耷拉着脑袋，点了点头。他不停地问了许多问题，都同部队有关，黑子都一一回答。后来他们就谈到小时候的一些往事，黑子似乎又来劲了，他兴奋起来。我们喝完那瓶红高梁酒后，堂哥又跑去拿来一壶足足五斤装的自酿米酒。他可醉得一塌糊涂，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黑子回来了！黑子回来了！……”，声音惭惭微弱，他太困倦了。这一天太漫长。

黑子家里一共有六间房，房屋里都没有遮帘或玻璃类的东西，窗子因年久失修也破破烂烂，雨水都可以直接流进房间。“黑子的母亲就是在你隔壁的那间房去世的。”堂嫂说，“那一年黑子没有上完大学就参军了，他母亲也是那一年生的病。黑子把每个月的八块钱津贴费全都寄回来了，可是那够用，我们都垫着钱；你要知道，我们家那时经济也不宽裕，生了两个孩子，都在上学念书。”堂嫂一边说着，一边从衣柜里翻出被子，一切安排停当。可我睡的那间房子的天花板上却栖息着一只毛茸茸的蜘蛛，真令人毛骨悚然。

我只好走出房间，来到屋门外。在深沉的夜色中，我站在渺无人影的乡野田垅上，静静地凝望着夜空的色彩、山峦的姿态和草木的气息。我听着远处有狗的叫声，在寂静和荒凉中，显得突别清脆、刺耳；我用手触摸那些屋宇，那些渗入几代人体温的墙壁，心中分明感受到它表面的冷峻，以及内里传出的几许温馨。

我踏着松软的泥土路徘徊，心想：这是现实吗？我他妈的祖国，你是如此贫穷、阴暗、忧郁而美丽！还有远方，北京，你不再神圣了！你又一次向大地排放出滚滚烟雾和棕色的气流。

我回到房间，管他妈的蜘蛛想干什么，我不在乎！我要睡了！黑子半夜回家，他也醉了。此刻，星光之下是沉睡的田野，是沐浴着星光的屋顶和在夜空中静静展示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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