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真的去了一家生殖健康医疗中心，第一天我陪着他一起去。

走进那幢楼的感觉不太好，空气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压抑人的身体，走廊、招贴画、医生的脸都干净得过分。看病的医生戴着大眼镜，目无表情，他一边询问着天天有关问题，一边在病历卡上重重地写着什么。

“第一次遗精什么时候？早上会有自然勃起吗？平时看那种书或看那种电影会有反应吗？成功的性交一次都没有吗？——我指的是能顺利插入并持续三分钟以上时间，平时身体还有什么异常反应？”

天天的脸色越来越苍白，他的额头满是细细的汗珠，说话都很难说完整，我想此刻只要我伸手拉起他他就会飞快地跑出这个房间。我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看到天天被领进旁边的治疗室，他看上去很糟糕，随时会昏倒似的。在他走进门的时候他突然用一种充满惊惧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我用手捂住半边脸，这对他来说太残酷了。

漫长的等待，治疗室的门开了，医生先走了出来，接着是天天，他低着头，没看我一眼。医生在诊断书上刷刷地写着，他对天天说，“你的生殖系统很正常，调整心理才是关键。”他建议天天参加一个医院的精神治疗小组，外加一些药物辅助治疗。

天天的日常生活突然地多了一项内容，每周去一趟生殖健康医疗中心，每次在那儿呆上几小时。也许使他迷恋的并不是治疗本身，而是那儿有一群与他类似的难言之隐的受害者。大家坐成一圈轮流发言，在一种默契中交换各自的痛苦，生活的压力，按照我的朋友心理医师吴大维的说法，集体受难的气氛有助于排遣个体的内心焦虑。

但很快地，天天对医疗中心和那个小组感到厌倦了。他与小组其中的成员一个叫李乐的年轻人产生了友谊，不时会邀请他参加我们这个圈子的活动。

秋天适宜于在户外聚会，我们在兴国宾馆搞了一个草地派对。周未下午的太阳懒洋洋地照在身上，风把附近的一个小医院的来苏水味带过来，让鼻子有点痒痒的，四周的景色很美，植物和建筑参差映衬着，暖烘烘的秋色。

格子布摊在草地上，一些看上去诱人的食物摆在上面，朋友们像棋子般散落在四周，或躺或坐，像马奈的名画《草地上的午餐》，那些洋溢中世纪中产阶级情调的生活场景一直是我好奇而向往的。再则过多的室内生活也太闷了，思考、写作、沉默、梦境、想象都可以让人濒临发疯，科学家毫无人性的实验证明了把一个人单独关在封闭的屋子里四天就足以使之像失控的弹子蹦出窗台。人要发疯是容易的。我父亲在最近写给我的明信片上（他正和母亲在杭州旅游）写着一句：“女儿啊，多去户外走走，草地和新鲜空气才是生活对一个人最珍贵的馈赠。”他现在都用一些类似格言警句之类的东西与我做交流与沟通。

李乐也来了，穿脏兮兮的式样新潮的衣服，他是个瘦小的长着一双大眼留着光头的男孩子，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说诸如“我操，shit”之类粗话，并且老爱神经质地捏鼻尖，把鼻尖捏得又红又尖。我不喜欢他。据说他从10岁开始就追逐比他年长的女性，11岁被小学同班同学的妈妈诱好，过早地失了童贞，此后他跟五十多个妈妈阿姨辈或姐姐辈的女性有过床第之欢，一年前他与别人的妻子在床上被双双捉住，被那丈夫痛打一顿并被剪掉了他引以为傲的一头长发，受此惊吓后他就阳痿了。

他是个知青子女，父母都不在上海，没人管也没人关心。现在在南京路上一家adidas专卖店做营业员，平时在一个地下室练习打鼓，有一个自己组建的松散的摇滚乐队，摇滚暂时替代了性抚慰着他年轻的身心。使天天对他产生好感的不仅在于他那种奇怪的生活态度（放纵、柔弱、天真、我行我素），还在于他也爱看书，爱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

朱砂也应我的邀请来参加这个草地派对，还带给我一件礼物，一瓶资生堂爽肤水，她说是刚从香港出差回来带来的，这一瓶东西那儿比上海便宜l00m块。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看到她了，可她身上那种端庄体贴的女人味一点也没变，看上去已从离婚的阴影中恢复了。

“听姑妈说，你又开始写小说了？”她吸着一盒果汁，微笑着看着我。太阳光淡淡地照在她身上，她身上有一种春草般的自然芬芳。“噢，对了，”她掏出一张名片给我，“这是我现在上班的新公司。”

我接过来一看，愣了愣，这不是马克所在的那家投资顾问公司吗？

“对，我又在写小说了，希望是本畅销书，这样我就有钱去欧洲旅行了。”我说。

“你男朋友呢？你们还是每天共处一室吗？我不能想象这种生活，你们当中没有一个想出去工作吗？这样不太好的，使人变得不那么健康。”朱砂用一种温柔的口气说。

“我们经常出去散步，有时去酒吧喝喝酒，跳跳舞。”我说，心里还在想着如果我去欧洲旅行的话，天天肯定也愿意同行的，出门旅行不仅是时空迁移，也会对人的心理生理造成某等程度的影响。我幻想着在法国某个小镇的某个旅店里可以与天天做爱（在那些地方他就可以），然后是德国的汽车旅馆、维也纳废弃的小教堂，罗马15世纪的角斗场、地中海的一只快艇上……故事会一点点延续下去，只要有爱有欲，在森林、湖泊和天空回旋的就是自由和爱的舞蹈。

我走到天天身边，坐下，吻他，他中断了与李乐的谈话，对我报以微笑。“玩飞碟吧。”我说。“好。”他站起来，阳光下的他显得特别年轻，像中学生那样，剃着短短的黑头发，黑色带条纹的棉质衣衫，他的眼睛清澈动人。

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一种新鲜的激情重新刺激着全身，我觉得心在怦怦跳，他又笑起来，飞碟飞来飞去，像一只小小的ufo，它飞到朱砂的脚边。朱砂微笑着递给天天，她正跟阿dick坐在一起聊天，看上去谈得很愉快。

马当娜与宾馆里的朋友谈完事也过来了，和我们一起玩飞碟，卡丁车高手老五和女友西西正在赤着背边晒日光浴边下飞行棋，他们都戴着墨镜，白白的后背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无论怎样都算是般般配配的一对。

一群人正热热闹闹地在草地上自娱自乐，突然一个外国老太太神情威严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和马当娜走过去，其他人照样玩。“对不起，我想请你们离开这里。”她用一口美式英语说，舌头卷得老大的。

“为什么？”我用英语问。

“哦，”她耸耸肩，“我和我的丈夫就住在对面的楼房里，”她用手一指，我看到草地另一边用低矮的围墙隔开的一幢漂亮的法式三层楼房，高耸着美丽而无用的烟囱，还有彩色玻璃窗，两个用雕花栏杆围成的爬着藤蔓的阳台，“我们总是在阳台上看这片草地。”

“那又怎么了？”我的英语很不礼貌。我也不想表现得礼貌，这个美国老太到底想要干什么？

“可是你们破坏了这一片草地的宁静，你们太闹大乱了。”她眉头不皱一下地说，蓝眼珠里有股冷漠而不容违抗的神情，她有一头与我外婆相似的银发，一样的皱纹，可我实在不觉得她慈祥可亲。我用中文低声跟马当娜通报老太的意思。

“什么？”她居然想赶我们？马当娜一听就来劲了，显然这种无理要求使她兴奋，她正是遇强不弱的那种人，喜欢挑战和争斗。

“告诉她，这块草地并不属于她，所以她无权提出这个要求。”我把这意思跟老太说了。

老太笑起来，神情仿佛在说“粗鲁的中国女人”。马当娜点上一支烟，“我们不会走的，您老人家回去歇着吧。”

老太似乎明白她的话，依旧用不温不火的英语说，“我的先生是美菱银行总裁，我们租下了那整座房子就是看中了这块草地，我们年纪都大了，需要好的空气和干净的环境，在上海这个城市找块像样的草地可不容易。”

我点点头，“是不容易，所以我们也来这儿放松一下。”老太微笑着问我，“你也租房了吗？”我点头。“租金多少？”她问，我笑着说，“这是我的私事，与你无关。”

“我们的租金一个月25，000美金，”她一字一句地说，“这个价钱与这片草地有关，你们中国人也懂好环境可以卖大价钱，所以我请你们能尽早离开这儿。”她微笑着，但口气很强硬。的确这个价钱吓了我们一跳，不知她和她那总裁老头来头到底有多大，与这家宾馆的老板又有没有什么私谊，马当娜不愧是江湖老手，她淡淡一笑，“ok，”她说，“我们会离开，seeyoulater。”

一路上大家讲起以前法租界上的一块牌子的故事，那块牌于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而现在各大跨国公司金融巨头大财阀又卷土重来，无疑那股强劲的经济冲力又会带来心理上的优越和文化霸权，于是这些新新人类第一次切肤体会到民族自尊心，在这个下午认真地思考起生活中的另外一些东西。

晚上，马克给我打电话时，天天正在浴室。我低声说，“以后不要再打电话来，这不好。”

他表示同意，“但怎么与你联系？”

“我也不知道，也许我给你打电话。”

“你可以装电子信箱。”他认真地建议我。

“好的。”我说，然后又忍不住把下午发生的事讲给他听，“如果你住在那幢房里，你会不会赶我们走？”我严肃地问，这几乎是个外交考验，有关民族自尊心。

“当然不会，”他说，“那样我就可以一直盯着你看了。”

十三、12月，离开

我看见了他闪亮的眼睛，看见了他的双翼，

看见那辆破旧的汽车喷射出熊熊的火焰，

在路上不断燃烧，它穿过田野，横跨城市，

毁灭桥梁，烧干河流，疯狂地向西部奔驰。

——杰克·凯鲁亚克

12月，残忍的季节，没有丁香开在百年深深的庭院里，没有美女裸舞着舞过衡山路takashi的“legarconchimis”花园石阶和描彩游廊，没有鸽子，没有狂喜，没有爵士乐里蓝色的阴影。

冬雨在阴郁地飘着，舌尖上有股微苦的味道，空气里的潮湿会让人发烂，烂到心里去，上海的冬天就像一个女人来的例假又湿又令人厌恶。

天天决定出门旅行，每年这个时候他总是要离开上海一段日子，他受不了这种又冷又湿的天气，连偶尔的太阳光也是灰色的，照在身上会发毛，“我要逃走一段时间，”他说，“去哪儿？”南方，太阳厉害一点的地方，天空蓝一点的地方。比如说海口。“想一个人去吗？”他点点头。

“好吧，要照顾好自己，你有ic卡，可以随时打电话回来。我会留在屋子里继续写小说。”

永远无法完成这部小说的念头让我害怕，而天天走后我能享有更隐秘的空间，身体上的空间感。我不知道天天是否也意识到这一点，他选择出门旅行是否也想暂时脱避一下我们日日相处所带来的某种危险，他具有胜常人百倍的敏感，有时，那种不能解释的感情把两个人纠缠得太紧，到使人不能自由呼吸并失去创造力的时候，也许也是出门旅行的时候。

更何况马克像赘生物一样从我们感情生活最薄弱的一环生长出来，不能轻易摘除，它存在的理由即是我身体某个地方有病毒发作，这种病毒就叫“情欲”。

在很多人眼里，情欲与爱情不能混为一谈，在很多思想解放了的女人眼里，找一个倾心相爱的人和一个能给她性高潮的男人是私人生活最完美的格局。她们会说：爱与欲分开并不与追求纯洁人生的态度抵触，一天一天消耗着你生命的日常生活引导着女人的直觉与意愿，她们寻找任何一种能使她们具有安全感的生活方式。她们把打开生活秘密的钥匙放在枕头底下，她们比50年前的女性多了自由，比30年前的女性多了美貌，比10年前的女性多了不同类别的性高潮。

电话里预约的大众公司出租车就停在楼下，我最后检查了一遍天天的行李箱，一条tedlapidus牌香烟（似乎只有上海某些专柜才能买到），吉列剃须刀、漱口水，七条白色内裤七双黑色袜子，一个dian，狄兰·托马斯诗选，达利日记，《希区柯克故事集》，夹着我们一张合影的相框，另一只包里还装着他坚持要带着的猫咪线团，然后我们撑着雨伞一起坐上车子，因为带着猫他放弃了坐飞机而要睡着火车卧铺去海口了。

雨打在出租车挡风玻璃上，街道上灰蒙蒙的，商店和行人在雨中像涸散的一堆颜料，有种失真的线条。天天一直用手指划着窗玻璃上的水汽，划出奇形怪状的符号。出租车上的收音机放着甜腻腻的流行曲，三十好几的任贤齐还在扮淘气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车子离火车站越来越近，我的心有一股说不出的忐忑，天天抓着我的手放在他的膝盖上，我们要分开近两个月的时间，我们会突然地发现另一个不在枕边，也不会有人敲浴室的门，嚷着要一起洗澡，不用准备两份食物，洗两个人的衣服，也不用担心随时会有猜忌、眼泪，不用听到彼此的梦话了。

火车站广场上依然有不少外地民工在雨中徘徊，我提醒天天，放好身份证、牡丹卡、ic卡、车票。乘电梯上二层楼候车厅，已经开始检票了，天天冲我挥挥手，右肩背着装线团的袋袋，左肩提行李箱随人流涌向一扇门。

外面的雨已经停了，坐巴士到了美美百货那儿的时候，我跳下来。这一段淮海路有种平民化的洋气，可以见到成群时髦的小孩子。华亭路一直是年轻孩子领会时尚走向接收最尖端流行信息的一条街，这条街如此之小，但上海人见缝插针善于利用方寸之地的本性就体现出来，满眼都是迷人而廉价的衣服还有皮包、鞋帽、手工艺品、玩具，这条被写进境外旅客游上海指导手册上的街紧跟着国外时尚，并且价格便宜了一大截。有次我在上海展览中心的“香港博览会”上看到一只标价250元的缀珠丝面手袋，下午在华亭路上看到同样的手袋，讨价150元。每逢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像别的女孩子一样就来这条路逛一圈恶买一气，买上一大堆漂亮得轻飘飘的东西回去，大部分衣服只穿过一两次，因为这些都是在狂暴心情下买来的，式样无一不夸张、色情，只适合独自一人在屋里照着镜子扮玛丽莲·梦露给自己看，自娱自乐。

在华亭路上有不少飞女烂仔打扮的中外青少年，一队日本男孩子穿着溜冰鞋，像蝴蝶标本一样展示他们的溜冰技巧和染得像鸡毛掸子的头发。一个上海女孩嘴唇黑黑地走在嘴唇银灰的同伴旁，她们在吃“珍宝果”牌棒棒糖（大小孩子们人手举一根棒棒糖，一度成为上海的时尚形象的一部分），总担心她们会因为吃下太多廉价的荧光唇膏而中毒死去，当然目前还没有一宗正式的报道说是本市有哪位小女生因为吃口红而吃死自己的。

人群中走来一队衣冠楚楚的办公室男人，其中的一个向我热情地招手，我想他肯定在向我身后的人招手吧，继续不理不睬地走。他还在招手，并且叫我的名字，我惊讶地盯着他看。

“我是蜘蛛呀。”我想今天是不是愚人节，这蜘蛛在我印象中是个有犯罪冲动的智商高得可怕的社会青年，这些日子不见他不是做电脑黑客抢了银行就是继续在白天半死不活地打着小工，到了晚上就守着电脑在网上神魂颠倒。

但眼前这个年轻男人架一副白领男性都喜欢的无框眼镜，牙齿很白，笑得挺健康，“要死了，你居然认不出我。”蜘蛛的口头禅就是“要死了”。

于是我笑起来，“看上去你挺漂亮的。”我说。

“你也挺漂亮的。”他说着，脸上没有一丝戏谑的表情，一举一动都有分寸。

路边的真锅咖啡店。我们对面而坐，咖啡的香香起来可以让人慢性地中毒。所以很多人都上了瘾来咖啡店闲坐一下午，即使一辈子的五分之一的时间丢在了咖啡店，只要有种脱离了工作重负的假象就好。还有不闹的音乐，长着舞男式脸蛋的侍者，我们聊到了绿蒂咖啡馆。“那真是个不错的地方，”蜘蛛说，“可惜当时身在其中并不觉得享受，心里只想着打工赚钱。”

“还有怎么撬保险柜。”我揶揄他说。

“要死了，这事可不能再提，我现在从良了。”他笑起来，他递给我的名片上写着金苹果电脑公司，是一家由他和几个大学同学一起投钱搞起来的小公司，专门从事软件开发、网络安装兼卖电脑，现在刚刚有起色。“估计到年底会有可观的利润，”他赚钱的欲望还是膨胀着，只是多了些沉着。

“对了，那个媚儿怎么样了？还有联系吗？”我想起了他以前的网上女友。

“我们经常在一起喝咖啡、看电影、打网球。”

“谢天谢地，我以前的预感有误，这个媚儿好像和你蛮合得来的。会不会跟她结婚？”

“噢不，媚儿在网上是个女孩，在生活中却是个男人。”他连忙纠正我的说法。看我一脸惊奇的表情，又说，“当然我们只是朋友，没有其他的什么什么！”他笑起来，也不管我信不信。

“他在网上扮女生吸引男生，肯定有精神上的怪僻。”

“对，他一直想做变性手术，当然我跟他交往只是觉得他善良，热情。有想法，他知道我不是gay，但照样可以做朋友，是不是？”

“真想见见这个媚儿，听上去不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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