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就是在长征途中与倪和平走到一起的。走到一起的直接原因是他们俩都识谱。其实他们俩都是二中的，而且是一个年级的，以前也算是认识，或者说是面熟，但是不是很熟，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圈子的，并且他们这两个圈子的人之间互相还有点看不起对方。当初重庆二中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欧阳健这样学习好的，另一类是倪和平这样家庭有背景的。学习成绩好的看不起那些家庭有背景的，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够进入二中不是凭自己的本事，而是凭父母的本事，凭父母的本事不算本事。家庭有背景的也看不起学习成绩好的，因为这些学习成绩好的身上的小市民味道太重。所以，欧阳健和倪和平实际上分属于两个互相看不起的群体。现在两个互相看不起的群体已经走到一起来了，并且欧阳健和倪和平还分在一个战斗队，而且两个人都识谱，想互相看不起都不行。

倪和平认识简谱，欧阳健不仅认识简谱，而且还认识五线谱，并且欧阳健似乎还更习惯用五线谱，因为倪和平发现欧阳健常常是先拿五线谱写曲子，写好之后再翻译成简谱，翻译简谱的目的是为了让倪和平看懂。于是，倪和平马上就有点感动，同时对欧阳健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是一种让倪和平脸上发热心跳加速的佩服。在“长征”途中，有时候他们俩在煤油灯下讨论曲谱，俩人挨得很近，近到倪和平能够感觉到欧阳健身上的体温，于是这种心跳速度又加快一倍。

那时候他们长征的队伍其实也就是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因为毛主席曾经说过，“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他们这支队伍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做不了播种机，但是做宣传队还是绰绰有余的。其实这样的业余宣传队，有一个真正懂行的就可以了，像他们这样有两个台柱子，实在是人才过剩了。事实上，当年红卫兵唱的许多毛主席语录歌就是欧阳健谱曲的。前几年“文革”歌曲回潮，倪和平还给欧阳健打电话，说你听见了吧，现在歌舞厅流行的那个歌曲还是你当年谱曲的呢。

“那又怎么样？”欧阳健问。

“打官司呀，”倪和平说，“要版税呀。”

说的欧阳健还真动了一回心，但是再往深一想：没有凭据，没有凭据连打官司都不会受理，只好作罢。

其实最让欧阳健激动的不是为毛主席语录谱曲，而是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欧阳健和倪和平他们一共两次接受伟大领袖的接见，但是第一次只是他们看见毛主席，而毛主席并没有看见他们，所以说“接见”似不确切。那一次他们被安排在西长安街上，根本就望不见天安门，当然就更望不见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只是伟大领袖在来的时候，路过西长安街，欧阳健远远地看见伟大领袖站在敞篷车上向两边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据说欧阳健他们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东长安街上的红卫兵，连毛主席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只是通过广播喇叭听见毛主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讲话。第二次是几个月之后的事情，是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好在这一次欧阳健和倪和平他们面对面地见到了伟大领袖，但是他们光顾着喊口号了，忘了跟毛主席讲话，更没有跟毛主席合影留恋。就这也把他们激动的半死，真正地激动半死，不是装的，完全不是装的。根据他们后来回忆，那一天欧阳健曾经两次奋力托起倪和平，他们的身体进行了最紧密地接触，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零距离。当时他们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从来没有实际接触过异性，有时候排练偶然不经意地碰了一下对方，也会沸腾半天，但是奇怪的是，那一天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反应，心事全部放在伟大领袖身上了，实现了真正的忘我。

第一章狐狸精！

3

从北京回来后，重庆的革命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倪和平的父亲作为走资派已经被揪斗，胸前挂一个大牌子，牌子是黑色的，上面用白广告色写着“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倪振威”，头上带着高帽子，高帽子是白色的，上面用红色写着“倪振威”三个字，并且还打了叉叉，像押伏刑场执行枪决的犯人一样。

家肯定是被抄了。红卫兵抄家的时候倪和平不在重庆，倪和平正跟着欧阳健他们一起投入革命的大串联，算是躲过一劫。但是名誉损失没有躲掉，不久，二中的红卫兵组织悄悄地流传一个秘密，说当初抄倪和平的家的时候，倪和平不在，却从她的枕头底下抄出一个塑料东西，至于是什么东西，大家不明说，任你想象，因为这种想象比明说更可怕。

这些变化对欧阳健的影响似乎不大，反正他本来就是平民子弟，但是对倪和平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相当于从高贵的公主一夜之间变成灰姑娘，连自己都讨厌自己。

倪和平已经被排除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之外，也没有人通知她，她自己就“自觉”地不去了。那时候倪和平恨不能把自己退化成甲壳动物，干脆缩在甲壳内，不出来，当然不能再去文艺宣传队这些地方抛头露面。

倪和平离开了文艺宣传队，但是欧阳健没有，欧阳健仍然是宣传队的活跃分子。这时候一下子冒出了许多革命歌曲，有些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歌，稍微改动一下歌词，当作新歌唱，有的是新写的。不管是老的还是新的，反正都是革命歌曲，反正很多，多得连现学都来不及，根本就不用欧阳健自己写曲子了。不但不用欧阳健自己写曲子，而且也不用欧阳健拉小提琴。小提琴资产阶级情调太重，声音太小，不适合伴奏革命歌曲，革命歌曲需要手风琴这样朴实的乐器伴奏。于是，欧阳健就直接唱歌，好在欧阳健嗓子不亚于年轻时候的老欧阳，再加上乐理知识和乐感好的人发音准确，欧阳健竟然没用多长时间就唱出了名气，有时候造反派搞什么活动，竟然也请他们二中的宣传队去捧场。据说他们主要是冲着欧阳健的，特别是欧阳健唱的《赞歌》，两边的造反派都十分喜欢，成了他们这个宣传队的保留节目。《赞歌》前面的那一段“啊……”，九曲十八弯，把听众带到空旷博大而且离太阳很近的地方，没有一副好嗓子和乐理功底是唱不了的。事实上，不仅造反派喜欢听欧阳健的《赞歌》，其他人也喜欢听。比如项茹梅。

项茹梅比欧阳健低几级，年龄小，个子也小，跟欧阳健不在一个“档次”，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她对艺术的欣赏。事实上，项茹梅并不懂音乐，当然也根本就不识谱，但是艺术和科学一样，不懂科学的人也能享受科学带来的便利，同样，不懂艺术的人也可以感受艺术的魅力。项茹梅就属于那种不懂艺术但可以感受艺术美感的女孩。

项茹梅是在坡坡屋长大的。重庆的坡坡屋相当于北方的大杂院，里面居住的大多数是挑夫和纤夫，因此这里离码头不远，这就注定了坡坡屋的孩子虽然接受的教育不怎么样，但是见识并不少。和大多数坡坡屋的孩子一样，项茹梅从小并没有上过什么幼儿园托儿所。小时候的项茹梅最羡慕的就是那些穿着幼儿园制服的小朋友。这些小朋友坡坡屋没有，但是码头上经常有。项茹梅非常喜欢那种上面印着“小朋友”三个字的白兜兜，项茹梅曾经想象过自己穿上那种白兜兜的样子。想过，但是从来都没有穿过。许多年之后，已经成为深圳富婆的项茹梅回重庆探亲，跟父亲谈起小时候的事情，说到这件事，父亲还老泪纵横。父亲说：如果你当时提出来要，爸爸一定会给你买的。父亲这样说并不是马后炮，父亲是放木排的，放木排的人家虽然不富裕，但是家里面也偶然能有一两件好东西，就像他们家经常是咸菜稀饭，但是偶然也能够吃上大鱼大肉一样。听老辈说，放木排的人活一天算一天，所以平常没有什么积蓄，挣了一笔钱马上就花掉，如果当时项茹梅要是跟爸爸妈妈说自己想要一件印上“小朋友”三个字的小兜兜，没准哪一次爸爸放木排回来就真的给买了。

坡坡屋的小孩都在江边小学读书。那时候国家并没有强调什么几年制义务教育，但是那时候项茹梅他们全部都上学，好像没有见到哪个孩子不上学的。那时候学费便宜，学费每学期只有一块五，书本费更少。

上学之后，项茹梅就接触到坡坡屋以外的孩子，就是她以前在码头上看到的那些孩子。那些孩子和他们坡坡屋的孩子不一样。那些孩子不拖鼻涕，那些孩子下雨天有红色绿色的小胶靴穿，而坡坡屋的孩子没有。项茹梅下雨天穿的是元宝口的胶鞋，元宝口的胶鞋鞋帮子容易灌水，元宝口的胶鞋没有红色和绿色的，元宝口的胶鞋只有黑色的，而且项茹梅的元宝口胶鞋是哥哥穿旧的，因此是那种完全没有光泽的“土黑”，仔细一看，表面还有许多细细的小裂纹，一点都不好看。

“文革”前夕，项茹梅升入中学，并且进的是离家不远的重庆二中。项茹梅能够进入重庆二中，还得益于“文革”开始前的一些小的“运动”，这些小的“运动”提出了就近入学的新概念，所以项茹梅他们这些坡坡屋的子女也能够进入二中。不过既然他们都能进二中，那么此二中已经非彼二中了，正像如今既然花钱就能买文凭，那么此文凭已经非彼文凭一样。事实上，项茹梅在二中还没有正儿八经地上到一年，他们就不用上学了。老生们成立了一个一个战斗队，他们这些新生也跟着后面学，并且这些新生由于来自五湖四海，更有战斗精神，事事都不甘落后。特别是破四旧立四新，他们冲在最前面，反正做什么都是对的。

项茹梅是在欧阳健的《赞歌》中冷静下来的。因为她突然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整天瞎闹更美好的东西。比如《赞歌》，比如欧阳健。项茹梅发现欧阳健跟他哥哥不一样，跟他们坡坡屋的所有的男人都不一样，至于到底哪个地方不一样，项茹梅没有细想，也不知道，但是她知道欧阳健身上有一种她所喜欢的东西。

当项茹梅他们冷静下来的时候，毛主席发表新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本来第一批上山下乡是轮不到项茹梅的，但是发现红榜中有“欧阳健”这个名字，于是马上去报名，坚决要求上山下乡。要求上山下乡毕竟不是要求去当兵，只要你态度坚决，最后当然是获得通过的。

项茹梅上山下乡，他哥哥也上山下乡。父母是不敢反对子女上山下乡的，父母只是希望他们兄妹能下放到一起，而且就下放到重庆郊区。但是项茹梅不同意，项茹梅说她是有组织的，组织上说下放到哪里她就下放到哪里。项茹梅的“组织”是二中，跟欧阳健是一个组织。一想到能跟欧阳健一个组织，项茹梅就有一种莫名其妙地激动。带着这种激动，项茹梅在父母的泪水中依然决然地踏上了征途。系上红色飘带的汽车从重庆一直开往大巴山区。

那天项茹梅早早地就上了那辆属于他们的车，她不象别的同学那样跟父母依依不舍，她觉得没有什么依依不舍的，只要能跟欧阳健在一起，别说是到大巴山区，就是到天涯海角，她也不觉得那是一种苦，不但不会觉得那是一种苦，相反，她会觉得很甜，很幸福。再说，重男轻女的思想在父母心中根深蒂固，现在的表现就更加明显：父母跑到哥哥那辆车前面去依依不舍去了。

第一个上车的项茹梅坐到了最后一排。她想象那么高大的欧阳健上车之后一定会坐在最后一排。尽管她知道欧阳健并不认识她，但是只要坐到一起，总有说话的机会。项茹梅想：伟大领袖真好呀，要是没有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她就不可能跟欧阳健坐到一起。为了能确保能跟欧阳健坐在一起，项茹梅占了最后一排的最中间的一个位置，这样，只要欧阳健坐到最后一排，无论他坐哪一边，都跟项茹梅挨得很近，一想到马上就能跟欧阳健挨得很近，项茹梅又体味到了那种莫名其妙的激动。

大部分同学们已经上车了，欧阳健还没露面。难道欧阳健不上这辆车了？或者是欧阳健突然由于什么原因不去了？不会呀，名单上写的清清楚楚，这还能错？万一呢？假如万一欧阳健真的因为什么特殊的原因不去了怎么办？我是不是也不去了？不去行吗？如果欧阳健去，但是不上这辆车，那怎么办？不上这辆车意味着不在一个县，不在一个县就等于相差十万八千里，那么自己怎么办？是不是也跟着下车，换到他那辆车上去？可以随便换车吗？她突然发现原来生活当中有那么多的不确定因素，而且仿佛每一个不确定的因素都不是你自己能左右的。自己以前怎么不知道呢？

不会这么巧吧？项茹梅在安慰自己。

欧阳健终于出现了。看来自我安慰还是起作用的。

欧阳健是名人，谁都认识，所以他一路过来都是在不断地跟人打招呼。

项茹梅这时候把车子上剩余的座位看了一下，也就是她所在的最后一排还有两个空位，并且这最后两个空位正好均匀地分布在她的左右，无论欧阳健选择哪一边，他都必须跟她紧紧挨在一起。项茹梅不禁为自己的选择得意，她甚至从心里感谢那两个同学抢占了窗户边的两个位置，她发现同学们好像都喜欢窗户边的位置，不知道是为了现在方便跟亲人告别还是等会儿方便欣赏窗外面的风景。项茹梅不需要跟亲人告别，亲人都在跟哥哥告别呢，顾不上她。项茹梅等会儿也不需要欣赏窗外的风景，等会儿她欣赏欧阳健还怕来不及呢。

项茹梅已经开始设想等会儿欧阳健来的时候她该怎样打招呼。欧阳健是有教养的人，一定会主动跟她打招呼。怎么打？是点头一笑还是说“你好”？不管欧阳健是点头一笑还是说“你好”，项茹梅都打算回答“你好”。当然，在回答“你好”的同时，项茹梅还要点头微笑，要笑的热情一点，热情得仿佛他们是老熟人，这样，欧阳健就会问你是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如果欧阳健这样问了，我该怎样回答呢？如果按照项茹梅平常的性格，肯定会调皮地故意不说，而是让欧阳健自己猜，但是项茹梅不打算这样，因为如果这样，可能会给欧阳健留下一个做作的印象，这个印象是万万要不得的。项茹梅还是打算尽可能做到不卑不亢地回答，告诉欧阳健自己是初中三班的，叫项茹梅。如果欧阳健的反应热情，项茹梅还打算加上一句：其实我认识你，特别喜欢听你唱的那首《赞歌》。当然，项茹梅不可能说“我就是因为喜欢你才坚决要求下放的”，她甚至不能说“我就是因为喜欢听你唱歌才坚决要求下放”的，没办法，很多事情可以做，包括某种奉献甚至是牺牲，但是不能说。

项茹梅还打算往下想，想着欧阳健听了她的自我介绍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比如会不会和她握握手。这么想着，项茹梅就激动的有点不知所措，差一点就喊出来了。好在这时候欧阳健已经上车。欧阳健上车之后立即就有人跟他打招呼。大家在跟他打招呼的时候并不是喊他“欧阳健”，而是直接喊他的姓，喊欧阳。项茹梅知道欧阳是复姓，就和英雄人物欧阳海一样，但是她不明白为什么同学们不喊欧阳健的名字而是喊他的姓，假如是喊我呢，难道不喊“项茹梅”而只喊“项”？项茹梅现在在想，我是喊他“欧阳健”呢还是像大家一样喊“欧阳”？项茹梅想不清楚，再说现在也来不及想这个问题了。

欧阳健一面跟大家打招呼，一面往后面看，具体地说就是往项茹梅这里看，看得项茹梅顿时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扑通扑通地跳，有点像拿水拔子拔水时候的感觉。

欧阳健已经开始往里面移动了。欧阳健这时候手里面有一个包和一个黑色的匣子，其他行李肯定已经放到车顶上了。项茹梅知道那匣子里面是小提琴。项茹梅不会拉小提琴，甚至没有摸过小提琴，但是她知道那是小提琴。项茹梅知道欧阳健会唱歌，但是并不知道他会拉小提琴。欧阳健就这样一手提着包一手举着小提琴往里面移动，只要在移动几步就到达最后一排了，只要到达最后一排，欧阳健就会跟项茹梅打招呼，并且会在项茹梅傍边坐下，只要一坐下，他们就算是正式认识了。

“欧阳，在这里。”

突然，一个声音划破了整个车厢。在项茹梅听起来，这个声音是那样的刺耳，但是欧阳健还真被这个声音叫住了，并且马上回头，向车厢的前面走去。

项茹梅这时候才发现，坐在第一排的那个披着军大衣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回过头来，拿一张灿烂的笑脸迎着欧阳健。这是一张女人的笑脸，刚才项茹梅根本就没有发现她是个女的，或者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她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并且更没有注意到这个女的旁边居然还有一个空座，这个空座上放着一个箱子一样的东西，箱子一样的东西上还盖着一个大衣，如果不注意看，谁也不知道那是一张空位置。但是项茹梅现在看清楚了，看清楚这个女的现在已经把那个箱子一样的东西搬起来，原来它是一个手风琴。现在她把手风琴抱起来放在自己的腿上，把刚才放手风琴的那个空位置腾给欧阳健。不用问了，她是有意给欧阳健占位置的。

狐狸精！

项茹梅心里面恨恨地骂了一句。

第一章扎根一辈子

4

被项茹梅骂作狐狸精的女生就是倪和平。倪和平在父亲被当作走资派揪斗出来之后，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这时候不知怎么突然冒了出来。项茹梅不认识倪和平，一点印象都没有，但是现在想不认识都不行了。

车队在鞭炮和一阵喧天的锣鼓声中启动了。在他们这个车队驶出广场时，项茹梅听见有人喊她的小名。“小梅子，小梅子！”项茹梅听出那是她父母的声音。但是项茹梅没有回答，甚至没有抬头张望。项茹梅现在没有心情，再说她也不喜欢父母当作这么多同学的面喊她的小名，于是干脆低下头，装做没有听见算了。幸亏这一车子的同学都比她高两届，没人认识她，所以也就没有人知道车子下面那老俩口是喊她的。

在以后的行程中，项茹梅努力使自己不去看欧阳健，并且不断地告戒自己：不去看，不去看。但是欧阳健的后脑勺却总是在她面前晃，想躲都没有地方躲。尤其可恨的是那个狐狸精，跟欧阳健贴得那么近，而且俩个人好像一直在悄悄地说着什么。能说什么好话？

到了一个路边有厕所的地方，车子停下，让大家下车方便。项茹梅在厕所的门口跟“狐狸精”擦肩而过。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狐狸精”不仅比她高，而且比她漂亮，一看就是一副高贵相，肯定不是坡坡屋出来的，小时候一定上了托儿所，并且幼儿园的时候穿过印有“小朋友”字样的小兜兜，小学的时候下雨天穿胶靴，中学的时候冬天披军大衣。完了！项茹梅想，“狐狸精”是白天鹅，自己就是丑小鸭。

重新上车之后，大家的兴致不减，居然唱起了革命歌曲，是那种节奏感非常强的进行曲，一听就能鼓舞革命斗志。这些革命歌曲项茹梅还是能唱的，平常也没有感觉它们是好听还是难听，反正在走路的时候唱它们步伐自动就能走整齐，比体育委员喊“一二一”还管用。今天有“白天鹅”的手风琴伴奏，项茹梅发觉其实还是蛮好听的。尽管如此，项茹梅只是跟着大家后面哼哼，并没有认真地唱，不知道是没有心情还是因为讨厌“白天鹅”的伴奏。但是唱着唱着，项茹梅不知不觉地也放开了声音，一放开了声音，心情居然也好了起来，想着这个“白天鹅”跟欧阳健只不过就是认识，看她手风琴拉的这么好，以前肯定是一个宣传队的，只是认识罢了，可能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自己不能自暴自弃，机会还是有的。于是，再看见“白天鹅”，也不觉得那么讨厌了。

目的地终于到了，大家全部下车，先方便，然后又听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话，前面说的全是废话，最后才说到主题，说这里是前进人民公社，有一部分人就在这里下车，到了，其余的人还要继续向前走。接着，就开始念名单，念到名单的人就下车，没有念到名字的人继续留在车上。虽然大家热情高涨，但还是希望早点下车，仿佛早点下车离重庆多少会近一点，所以，那些听到自己名字的人个个欢天喜地地下车了，但是有一个人除外，这个人就是项茹梅。项茹梅这时候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念：只要念到欧阳健的名字，她马上就装糊涂地跟着下去，只要没有欧阳健的名字，她就装糊涂不下去。名字念完了。有项茹梅的，但是没有欧阳健的。这时候欧阳健就坐在那里跟下车的同学一个一个地打招呼，甚至还跟几个同学握手拍肩膀。尽管这时候项茹梅非常希望欧阳健能跟自己也握手，但是她还是抵御了眼前的诱惑，为了今后长期地在一起，坚持没有下车。

不知是人太多了的缘故还是刚才大家争先恐后欢喜若狂的样子给带队的人一个假象，这个假象使他相信只要点到名的就肯定下车了，所以谁也没有注意到居然有一个人被念到名字却赖在车上不下来。当被点了名的“全部”下了车之后，剩下的人继续前进。汽车在土路上又走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终于彻底停了下来，因为再往前已经无路可走。横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坐大山，一坐被云遮住山顶的大山。

下车后，他们被领进一个像地主家大院的院子，院子门口挂了一副牌子，牌子上写着“延安人民公社”。这里怎么是“延安”呢？延安是革命圣地，大串联的时候项茹梅去过，那里是黄土高坡，有宝塔山，有延河水，与眼前这个景象完全不是一回事。

管它呢，项茹梅想。

吃过饭，又开始念名单。二十来个人被分配在三个生产大队。名单全部念完了，没有项茹梅。

当然没有项茹梅，项茹梅的名字在前面那个公社已经念过了。没有名字往那里“分配”呢？项茹梅当然是往欧阳健那一组挤，但是很快就被清理出来。大队书记当过兵，接过这些“兵”之后，马上就让他们排队，一排队发现多了一个，于是就点名，一共只有六七个人，一点名就发现问题了。

“这位小将，你出列，你不是我们这里的。”

书记的普通话不比他们城里人差，从普通话水平也能看出一个人的工作水平，这在当时边远的乡村尤其如此。

书记不但把项茹梅清理出来，而且还非常负责任地把她带到公社革委会主任面前，亲自交给他，然后再带着他领的那些“兵”走了。

这一次项茹梅没有办法再跟欧阳健在一起了，项茹梅现在所能做的就是要争取留在延安人民公社。项茹梅对带队的表示：自己就是要到最艰苦的地方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里比刚才那个公社离重庆更远，因此也应该更艰苦，所以她不打算回到前进人民公社，坚决要求留下来接受再教育。后来她果然留了下来，并且果然分配到全县最边远的这个公社的最边远的下山弯大队。但是她无怨无悔，只要能跟欧阳健在一个公社她就无怨无悔。

下山弯大队确实就是一个山弯。山弯也就是一个小小的峡谷。这里是大山的边缘，如果不看后面的大山，单看下山弯，倒更像是丘陵，因为大山在她的边缘突然分出两个隆起的土丘脉，两脉之间就是山弯，或者叫小峡谷。山上一条小溪正好顺山弯而下，在山弯的中央形成一个水潭，水潭呈橄榄形，两头窄，中间宽，潭的四周是茂盛的叫不出名字的植物，植物得溪流的滋润，又将水潭庇护于自己的阴影之下。山里的老乡说，村子背后的大山是他们的父亲，山弯中间的小溪以及由小溪汇集的水潭是他们的母亲，有了父亲和母亲，这里就人烟不绝代代兴旺。许多年之后，当年的知青们再返回山弯时候，其中一个已经成为某某学者的老知青说：山民是懂得美的，并且懂得含蓄的美。按照这个学者的解释，山弯两边的土丘脉和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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