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q和陈小希盛大的婚礼初步定在7月7日。老q本来对婚礼丝毫提不起精神，陈小希对他来说早已不再新鲜，用他自己的话说：“老夫老妻的，玩什么罗曼蒂克？”

直至婚前一礼拜，老q开始大肆张罗。我和猛子认为真正让老q兴奋的是老q爸的一句话：婚礼你尽管办，费用我全包，份儿钱你们拿着吧。”老q一听老爸说份儿钱归自己便兴奋地夜不能寐，连夜制定出宾客名单，一大早就手持名单找到我和猛子，让我们帮着看看有无纰漏。我和猛子一致肯定我们在地球上认识的所有生物（包括陈小希家养的狗）都一个不落的罗列在其中。于是，老q心满意足地坐在桌前起草请帖，打算以此呼朋唤友，招蜂引蝶。我们注意到他做这些事的时候脸上始终带着诡谲的笑。

老q爸本是京郊一代老农民中最不起眼的一位，近几年靠养鳖（俗称王八）致富，成为当之无愧的全村首富。不知有多少村民日思夜想着把女儿嫁给老q爸在城里念书的儿子，没有女儿的村民恨不能给不学无术的儿子先变性，再嫁给老q爸的儿子。老q爸致富给家里带来翻天覆地的物质生活变化，比如老q大一的时候穿假耐克，大二的时候穿真耐克。再比如老q妈原先每天步行三里地去县城卖菜，现今老q家的菜地已完全废弃，地里满布烂菜叶，罐头盒，脏袜子，臭鞋等等，而老q妈每天开着老q爸买给她的奇瑞qq从村西头出发到村东头打麻将，尽管村西头到村东头只有一里地。村民们经常可以见到一位鼻梁上架着墨镜，身体微微发福的中年女子在朝阳初升之时迎着晨光自信满满地驱车出发，然后在夕阳将尽之时迎着晚霞垂头丧气地把车开进自家后院，约三十秒钟左右老q家传出老q爸惊天动地的咆哮：“又他妈的输光了？！操！”

关于婚礼，老q爸的意思是包下村里的地，封锁村里的路（一年跑不了几辆车）给老q庆祝。老q的意愿相对简单：打死我他妈的也不在村里办。

7月7日，婚礼如期而至。那一天，老q身着白色礼服，额头油光锃亮，头发整齐地贴在脑后。婚庆公司的国产加长版卡迪拉克穿过长安街，稳稳停在xx酒店门口。老q手捧鲜花站在陈小希所在的房间前，陈小希的一干姐们堵住门口，伸着手管老q要钱，老q说，我没带钱。陈小希姐们说，不给钱就不给人。老q哭笑不得。最终陈小希从人群里挤出身来，说，别闹，快让他进来，瞧给他热的。

婚宴上，司仪想出各种怪游戏折腾老q和陈小希，而他们俩始终充当弱智角色参与到游戏之中。我和猛子的角色也好不到哪里去，始终充当半个服务人员忙前忙后。如果说老q和陈小希是台上的戏子，我们俩就是台下端茶的小二。幸亏老q这小子良心未泯，没收我们俩的份钱。吃饭过程中，各类陌生人纷纷向我递来名片，其中包括影视公司想跟我约稿的老板。当时我的嘴里正塞满松鼠桂鱼，糊里糊涂地答应下来。

日子在浑浑噩噩中过去。在此期间，我只知道我提钱的时候老q在数钱，我花钱的时候老q依然在数钱。

最近我意识到人世间原本没有善恶，所谓善恶只是两拨人各自的信念在不断地碰撞。持有相同信念的人，人多的一方，我们称之为善，人少的一方，我们称之为恶。比如灭绝人类，对其他物种及其生存环境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抱有这种想法的人比较少，当有一天真有人跳出来要灭绝人类的时候，大家会毫不犹豫地称其为恶。

我耐着性子等老焦看完稿子，老焦掐了烟，说：“改。”

我问：“又改？”

老焦说：“近期有读者反映你小说情色场面太过直白露骨，有以此吸引人眼球之嫌。”

我说：“我写书就是这操性。

老焦说：“一句话，不改不给出。”

老焦希望我的小说沿某种固有的套路发展，而我清楚地知道固有套路是怎样的一种庸俗东西。面对着庸俗的东西，我由衷地感到恐惧并时常沉溺在其中无法自拔。

出版社大门外，那位影视公司老板带着孔君久候我多时，他们俩身后是一辆崭新的奔驰600。我不禁暗自感慨商人的毅力之坚强，若不是他找上门来，我几乎已经忘记约稿一事。老板指着孔君说，来，来，给你们介绍介绍。

我心情烦躁，说，介绍个毛，一个出版社的，能不认识吗？

老板作恍然大悟装，连道，真是的，瞧我这脑子。

在可以趁空介绍一下孔君这位经典人物。这厮是与我同年出道的签约作家，近两年，他逐渐代替我成为出版社主推的青年撰稿人。出版社还特意打出旗号：具有不凡才华的80后作家。孔君自认书稿写的不如我好，在我面前总表现出或者说总装出谦虚的态势。其实孔君完全没有必要装孙子，我俩同是写书的，走的却是不同的路线。他乐意拍读者马屁，拍得下下到位，声声作响。我抱着自己的风格吃喝拉撒睡，心平气和。我俩作为酒肉哥们儿，白天，他卖他的书，我叹我的气；夜晚，一起混在灯红酒绿的城市里，吃香喝辣。

孔君幼时的愿望今天说出来恐怕不会有人相信，他的愿望是做一名伟大的流氓。流氓可以染头发，戴耳环，穿喇叭裤，在放学时带着孔君学校里的校花骑着r9摩托扬长而去。这一切在孔君的眼中，都是那么的新鲜刺激。孔君也曾为理想付诸行动，很努力地想做个流氓，但他失败了，因为当年的他在同学们心中的形象实在与流氓相去甚远。

至于为什么相去甚远，原因很简单，他是每天步行十里地到县城上学的乡村土包子，土得掉渣的那种。比如说，冬天，学校里的学生校服底下是各色毛衣，孔君校服底下是鲜红的补丁棉袄，偏偏他们学校的校服是绿色的，红配绿，不用我多说了吧…夏天，学校里的学生校服底下是各色t恤，孔君的校服底下是白色对门马褂，要多寒碜有多寒碜…再加上此人鼻下常年挂着一串微微透亮的粘稠状液体，还不带纸巾…

至于孔君为什么是乡村少年，要从孔君的爷爷讲起。孔君的爷爷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文革期间的一天，孔爷爷在单位厕所里拉屎没带手纸，本来想捡人擦剩下的用，未料前一位蹲坑的仁兄拉稀，留下的纸实在惨不忍睹，无法再利用。孔爷爷只好用手上还未看完的报纸解决。正当孔爷爷擦完屁股准备离去之时，红卫兵们破门而入，他吓的一哆嗦，擦完屁股的报纸应声落地。孔爷爷这才看清报纸的背面印有毛主席的头像，而头像上覆盖着一坨黄黑相间的秽物，毛主席就在这坨秽物中冲红卫兵们和蔼地笑…

孔爷爷当场尿了裤子。红卫兵二话不说，扑上来照着孔爷爷一顿毒打，批斗会过后，孔爷爷带着家人连夜逃往边疆，总算保住一条老命，只不过半生的命运就此改变，孔君一家人暗无天日的生活也由此拉开序幕。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孔家的家训由“自强不信，厚德载物”变为“不能用报纸擦屁股”。孔君还清楚地记得小时候自己用报纸擦屁股的时候遭到爷爷的暴打。好在老天有眼，让孔君当上畅销作家回到北京，也算是荣归故里。

基于上述原因，年幼的孔君只得暂时放弃做一名流氓的理想，忍辱负重地生活，以求日后有机会一展抱负。第一次听到这说法，我感觉很好笑：假如一个人连流氓都做不成，他还能做什么？经过多年的不懈奋斗，孔君用行动回答了我的疑问：当不成流氓的人还能当作家。

正式踏入文坛的那天，我再一次加深对此问题的认识：孔君不知不觉中已经达成他的愿望――作家和流氓根本是同一类人。

老板的意思是要我跟孔君合作写剧本，剧本内容只有一项要求，现代剧，其余随意。期限是两个月。孔君说，是不是得给我们找一地儿？老板说，京郊的温泉度假村任你们挑，公司给报。此时，我们俩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随后，该老板又解释说，不过有最高消费上限，超过上限的一律自费。按他的消费上限计算，我跟孔君只能在最次的温泉度假村的最次的房间里待上俩月。

我跟孔君经初步协商，决定把这部剧定性为悲剧。悲剧的前半部分由我完成，后半部分由孔君完成，而我可以趁他写后半部的时间改改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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