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篇文章写得没那么严肃，那么想到克里斯塔尔·威登居然被捧到读者面前，作为丛地与帕格镇成功融合的佳证，霍华德简直要觉得滑稽。不用怀疑，菲尔布拉泽肯定亲自教过那女孩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所以她满嘴脏话、课上没休没止地捣蛋、欺负得其他孩子哭红了脸，还有她母亲多少次失去监护权——这些事情肯定会湮没在谎言的背后。
霍华德相信镇上其他居民都是有头脑的，但他担心报纸这么一搅，会惹来一群对真相一无所知的好事改良家。他的反对立场既出于道德原则，也不免有些私心：孙女在他怀里抽抽嗒嗒的情形还历历在目，他还记得她缺了牙齿，剩下血糊糊的牙槽，也还记得自己安慰她，答应要牙齿仙女三倍偿还。
星期二
1
丈夫去世两天了，玛丽·菲尔布拉泽在清晨五点醒来。睡在她和巴里的双人床上，身边却是十二岁的儿子德克兰。德克兰是午夜过后不久抽抽嗒嗒爬上来的。现在他睡得很熟，所以玛丽蹑手蹑脚地走出卧室，来到楼下的厨房，好放任自己哭一会儿。时间每过去一个钟头，她的悲伤就加深一分，因为那意味着她离活生生的爱人又远了一步，而没有他的漫长人生，她才刚刚开始品尝。有好些个瞬间，就心跳那么短的一瞬间，她会忘记他已经永远离开，自己再也无法靠近他，得到任何慰藉。
巴里的哥哥嫂子过来做早饭，玛丽便拿着巴里的手机躲进书房。巴里手机通讯录里有无数个条目，她想从中找出几个人的号码来。才开始几分钟，手中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喂。”她嗫嚅着说。
“喂，你好！我找巴里·菲尔布拉泽。我是《亚维尔公报》的艾莉森·詹金斯。”
年轻女子的声音活泼雀跃，在玛丽听来却响得可怕，好像花腔喇叭在耳朵里一齐奏鸣，巨大的响声让话语的意思消失得无影无踪。
“什么？”
“《亚维尔公报》的艾莉森·詹金斯。我能跟巴里·菲尔布拉泽说话吗？想跟他谈谈关于丛地的那篇稿子。”
“哦？”玛丽说。
“是的，他写的那个女孩的详细信息还没发给我。按计划我们是要采访她的。克里斯塔尔·威登？”
每个字都像重重一拳，落在玛丽身上。她呆坐在巴里的老转椅上，一言不发，任凭打击一拳一拳地砸下。
“能听见吗？”
“能，”玛丽说，她的声音在颤抖，“听得见。”
“我知道我们采访克里斯塔尔的时候菲尔布拉泽先生很希望在场，但是时间来不……”
“他不能在场了，”玛丽回答，声音已经近乎尖声嘶叫，“他再也没法谈什么狗屁丛地或者别的什么了，什么也谈不了了，永远都谈不了了！”
“什么？”电话另一端的女子问。
“我丈夫死了，没错儿。他死了，所以丛地不能再指靠着他了，不能了。”
玛丽的手抖得厉害，手机从指间滑落下来。折腾了好一会儿才挂掉电话，她知道那头的记者一定听到了自己喘着粗气的抽噎声。随后她记起，巴里在世的最后一天，也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忙的正是他心心念念的丛地和克里斯塔尔·威登。愤怒像岩浆一样喷涌而出，她用力把手机摔向房间另一头，正好砸在四个孩子照片的相框上，相框哐当落地。她立刻爆发出一阵哭喊，兄嫂赶紧跑上楼梯，冲进书房。
不管他们怎么问，一开始她只是说，“丛地，狗屁、狗屁丛地……”
“那是我和巴里长大的地方啊。”哥哥咕哝着说，但他不敢多言，怕惹得玛丽更加歇斯底里。
2
社工凯·鲍登和女儿盖亚四个星期以前刚从伦敦搬来，是帕格镇最新的居民。凯并不了解丛地那惹得风波不断的历史，她只知道自己的很多服务对象都住在那个地方。至于巴里·菲尔布拉泽，她更是一无所知，只晓得他的死造就了她厨房里的悲惨一幕，情人加文从她和炒蛋旁边逃开，扑灭了前一晚做爱在她心里点燃的希望。
星期二的午饭时间，凯是在帕格镇跟亚维尔之间的某处路侧停车带度过的。她在车里啃了个三明治，读了厚厚一叠材料。一个同事因为压力太大请了长假，直接后果就是她手上三分之一的案子都落在了凯的身上。快到一点的时候，凯启动车子，向丛地开去。
这片小区她来过好几次，但对这里养兔场一样纵横交错的街道还是不太熟悉。终于找到福利街，大老远就认出了她感觉肯定是威登家的那幢房子。她即将造访这户人家，资料里的描述已经十分清楚。见到房子的第一眼，她就觉得与自己的想象差不离。
房子前面垃圾成堆：一只只鼓囊囊的纸袋子，里面塞满污物，旁边零碎地丢着旧衣服、用过的纸尿布。有些垃圾散落在杂草丛生的草地上，不过大多还是堆在一楼一扇窗户下面。草地正中央躺着一个旧轮胎，肯定是不久前挪了地方，因为一英尺开外就是一圈压扁的枯黄小草。按了门铃之后，凯注意到脚边的草里一个用过的避孕套闪闪发亮，像是某种大个儿幼虫的薄茧。
她心里还是微微有些害怕，这种害怕她从未真正克服过，虽然与刚工作时站在陌生人门前的心情相比，这点害怕真算不了什么。那时候，哪怕训练有素，哪怕总有同事相伴，她偶尔还是会感到真真切切的恐惧。凶巴巴的大狗、持刀挥舞的男人、身上伤痕吓人的小孩——迈进陌生人家中的这些年，她全都见过，比这些更糟糕的，她也见过。
没人来应门铃，但她听见里面有个小孩在呜里哇啦地发脾气，声音是从一楼左边的窗户传来的，窗户没有关严。她不按门铃了，直接拍门。一小片奶油色的油漆脱落下来，飘到她鞋尖上。这图景让她想起了自己的新家。如果加文肯主动开口帮她修葺修葺，那该多好，可是他一个字也没说过。有时候凯会一一细数他没说的话、没做的事，就像一个守财奴翻看一张张借据。这时心里总是涩涩的，还有些愤怒，然后发誓一定要讨回来。
如果放任自己沉浸在思绪里，大概连敲门也要忘记了。她又拍了拍门。这回一个声音从远处传来：“我他妈这就来。”
门开了，一个女人站在眼前。她看上去既像个小孩，又仿佛非常苍老，穿着脏兮兮的浅绿色t恤衫，男式睡裤。身高跟凯差不多，却缩着身子。脸骨和胸骨都透过薄薄的白皮肤嶙峋可见。她的头发是自己染的，红得耀眼，发质枯糙，就像一尊头骨顶着一头假发。她的瞳仁小得可怜，几乎没有胸。
“你好！是特莉吗？我是凯·鲍登，社工组织的。我是替玛蒂·诺克斯来的。”
女人脆弱的灰白色手臂上布满了泛银光的痘痕。一只小臂内侧还鼓起一个红通通的肿块，上头已经裂开，看上去恶狠狠的。右臂和脖子之间的地方亘着好大一片伤痕，让皮肤看起来如同一片塑料，还微微发亮。凯以前认识伦敦的一个瘾君子，不小心点火把房子烧了，等到自己发现时已经太晚。
“是，对。”过了好长一会儿，特莉才回答。她开口时显得更老，牙齿缺了好几颗。她转过身去，背对着凯，往黑乎乎的门厅走了几步，步履蹒跚。凯跟在她身后。过期食物的气味混杂着汗味，以及还有没来得及清理出屋的垃圾臭，充斥着整个房子。特莉引着凯穿过左边第一扇门，来到小得可怜的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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