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说，“效果不错，点击率疯狂增长。新闻是做出来的嘛……你就要学会搭民众的脉搏，大家想看什么，我们投其所好。好啦好啦，我会给你申请多一点的稿费。”

我万万没有料到一篇文有这么大的杀伤力，据说，三日后，审计局入驻华诚，而我的记者生涯也到了尽头。

那天正好是老李将两千块钱的稿费打到我卡上的日子，钟主编把我叫去，如炬的目光投在我身上：“晓苏，是你主笔的吧。”

我不能辩解。虽然上稿时，老李用了化名，但主编一定看得出，只有我才能把孟昀的历史理得那么完整。

主编点开网页，说：“其实你写得未尝没有道理。”他指向屏幕

“他们往往是旧体制的冲决者，对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复兴有着十分纯朴的信念和责任感。可是，在具体的经营活动中，他们又往往是经济秩序的破坏者，是一个完全忘却了哪怕是最起码道德的功利主义者。他们可以在宣传自己产品的功效时顺便诋毁别人，可以在各大城市拉拢各级卫生部门、工商部门、质量监督部门人员；可以在对方内部安插线人，分级瓦解代理商等等……他们的智慧让人惊叹。

“如果你是个身无分文的创业者，你不妨到那些充满了暴利和游戏规则不健全的产业中去捞取你的‘第一桶金’；可是如果你又是一位胸怀大志的企业家，那么，你就必须马上把双手洗干净，然后尽快而永远地离开那里。这就是孟昀的逻辑。”（注：以上两段评价摘自吴晓波《大败局》）

主编说：“晓苏，你的文章个人情绪色彩很浓，但不妨碍你的见解，也不失为一种风格。你有做一个优秀记者的潜质。但是，做我们这一行，有些基本的操守与原则是不能破坏的。你的确有发表个人观点的自由，但你不能不经授权利用社里或者客户提供的内部资料。晓苏，很遗憾，你破坏了社里的规章，我不得不解雇你。”

就这样，为了两千块钱，我失去了一份工作。

收拾了下个人物品，我垂头丧气回家。拿出钥匙正要开门时，隐约听到屋内有动静。端木似乎来了客人。

我踌躇了下，不知道是进还是不进。这时，里边的对话便断续地传进我耳内：

还是上次那个女的？不会吧，还没上手？你也太衰了。我年后就换了好几茬儿了。女人跟女人真是不同啊，我现在明白托马斯为什么喜欢在女人身上寻寻觅觅了。

得，别无聊了。

你真的以为自己在做好事，给市民提供廉租房啊……要不，是有了感情？哈哈，你小子也会有人类的感情。

别胡说八道，我对她不感兴趣，只是找不到让她走的理由。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我刚刚被羞，现在又遭辱。正要冲进去破口大骂的时候，门哐啷开了，端木和他的朋友出来了。看到我，他们怔了下，也很意外。

“回这么早？”端木打招呼。我没理他们，逃入自己房间。

一阵后，门锁响起。端木去而复回。大概自知理亏，来向我道歉。

我任门响了阵，才拉开。他不防备，一个趔趄，冲进室内。

“听我解释，晓苏”我学着他，“是不是要来这一套？”

他站直，“你倒是皮糙肉厚的紧啊。”

“你不是觉得愧疚？”

“愧疚？”

“那你敲什么门，在乎我什么感受？”

端木哈哈笑，“我只是来提醒你早上别忘扔垃圾，厨房味道好难闻。”

我钻心一股寒气，难受得要落下泪来。我好想挺起胸膛，用无比轻蔑的语气跟他说：端木舍，我不住了。

可我不能。以前不能，现在更不能。所以我只能低头含胸，把那股屈辱吞下去。

“没事吧。开玩笑呢。”他看我。

我平整了心绪，说：“你什么时候要我走提前跟我通知，我好找房子。”

我把门关上。睡得昏天黑地。醒来后，已经到第二天，感觉心情好一点了。

我给渺渺打电话，问她在哪，想找她玩，她说在郑州，找了家电视台实习。

“不打算留京了？”我很吃惊。

她说，“想是想，可是想想北京房价那么高，也不一定找得到好工作，就退缩了。我这种学历，在北京抓抓一大把，在郑州还比较吃香。”

“也是的。北京是少数人的北京，跟我们其实没什么相干的。”我转瞬失了业，朝不保夕，想不感慨也不行。

挂完电话，我打开窗子，伸出脑袋。

此刻正是上班高峰期，街上车水马龙。以前混杂其间的时候，总是想有朝一日不用上班该多么多么好，可等我真的不用上班了，才发现原来能上班也是种幸福。

一股寒气向我涌来，我结结实实打了个喷嚏。暖气已停，气温尚未回暖，总还有几天凛冽日子要过的。

我看看天，又看看地，觉得天很远，地也不近。十层是个尴尬的楼层，还没凑近云端，也不接市井。这正如我，文科小硕，普通女生，没有房子，没有男友，没有传奇，甚至没有梦。总之，一切都浮在中游，面目模糊地生活。

我看了一上午的肥皂剧，终于待不住了，决定去逛逛。

上班时间，地铁与商场，人还是多。我混迹人群，东看看，西荡荡。鲜亮的衣物与香喷喷的食品有效地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我开始觉得似乎也没什么了不得。

逛到很晚才回家，在门楼前，我左摸右掏，还是确认自己忘带门禁钥匙了。因为夜已深，一时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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