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娃头的提示，天涯常客在写新作品的时候，更加注意大背景和人性两个层面，把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看作是继日本侵略中国和十年###之后当代中国又一重大历史背景，把在这个转型期内中国知识分子价值观的转变当作是在重大历史转变过程中人性必然发生变异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小说就有高度了。

天涯常客这部小说准备给作家出版社，因为在此之前，天涯常客虽然出了10多部长篇，但并没有引起评论界的多大关注，而同时期深圳一位女作家的一部长篇，却引起评论界的一定关注，尽管圈内朋友不服气，说那个女作家有行政职务，所以小说出版后，公家掏钱为她举行了作品研讨会，请了不少评论家来捧场，因此才被关注的，但天涯常客不这么看，天涯常客认为，不管什么原因，被关注就是被关注，只要被关注，就一定有它内在的道理，而不在于是否召开了研讨会。于是，天涯常客就找来那本书，找它被关注的内在道理，或者说，拿它与自己同期出的小说作对比，看人家到底有什么内在的长处。这样一比，还真找出对方的长处，而且是明显的长处，这个长处是：天涯常客的书全部是文艺出版社出的，而那位女作家的那本书是作家出版社出的。这就是差别，这就是人家的长处，不承认不行，所以，现在天涯常客就打算让作家出版社来出版的新小说。

在写新小说的同时，天涯常客没有忘记打算与阿力宝离婚然后与娃娃头结婚的事情，这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目前的婚姻状态，与正在创作的小说中描写的情景一样，也是处在“转型”阶段，具体地说，就是从阿力宝“转型”到娃娃头，这么一想，他就发现了自己的不厚道，但很快就为自己的不厚道找到借口，自己为自己辩解并不是他主动不要阿力宝的，或者说并不是他自己主动“转型”的，而是阿力宝主动翻翘的，或者说是阿力宝主动炒他鱿鱼的，这么一想，心里又自我安慰不少。这种自我安慰甚至影响到了写作，具体表现就是在写新作品的时候，不知不觉把小说中人物张绍康的转型归结为被迫，甚至暗示了这样一种观点――任何转型其实都是被迫的，不是显性的被迫就是隐性的被迫，这样一写，就又与人性扯上了关系，说明人性骨子里是惰性的，如果不是被迫，包括显性的被迫和隐性的被迫，那么，大多数人都不愿意主动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

尽管自己为自己辩解了，但天涯常客毕竟还是意识到了厚道，既然意识到了厚道，就不能不厚道，于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天涯常客甚至进行了自我反省，反省自己在婚姻问题上的“转型”是不是不厚道了，是不是喜新厌旧了，甚至由此想到了阿力宝的种种善举，比如在自己开公司的最后阶段，已经不能按时给员工发工资了，阿力宝主动拿出自己的私房钱来支持他；比如阿力宝辞去国营单位一把手的工作，义无返顾地追随他来深圳，其实并没有享受人生的荣华富贵，最后竟然不得不回武汉自己重新创业等等。这么七想八想，竟然没有勇气“转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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