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龙的母亲马上说：“是啊，是啊，我们可以歇口气了。”

心馨瞥了余龙一眼，想笑，却将脸差点埋进了饭碗里……

吃完饭，余龙将两位老人送上去汉口的公交车，回来就关上房门，将心馨往床上抱，“快，快，开笼的包子满月的屄，前后快两个月了，把人都憋死了！”

心馨也动了情，还夹杂着愧疚和感激。

不想，当余龙从她身上爬起来时，却惊怪地望着她说：“你是不是在产房里学了两手？结婚以来，这是你让我最过瘾的一次！再来——”

心馨媚笑地望着他，张开了双臂……

※※※

白羽投入监狱改造的第二天，十四个新来的犯人，在一个老犯人的带领下，开始了入监教育学习，以熟悉监规纪律和加强认罪服法。

位于武昌民主路的湖北省第一监狱，已历经了几个朝代，监狱内的每一层楼门，都有一道铁栅栏，晚上就锁起来，每一层楼内的监号虽然不上锁，但监号与监号犯人之间的往来，却受到严格的监规纪律的约束。湖北省第一监狱里的劳改犯，从事机械加工，主要产品是电火花机床和镗床，生活比关押时好，在几百个劳改犯中，极少有人戴脚镣手铐。

入监教育的学习材料，是《选集》中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论人民民主专政》、《论联合政府》，监狱墙上，用黑体字写着极大的‘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的语录。

一天上午学习时，一位军代表提着一只竹壳热水瓶来到学习班说：“白羽，你的病很重？”

“每天都是39°——40°的高烧。”

“给，”军代表将热水瓶递给他说：“这是你家里送来的鸡汤，乘热喝！身体好了，安心改造。”

“我母亲呢？”白羽接过热水瓶说：“我能见见她吗？”

“不行啦——”军代表摇摇头说：“今天不是接见的日子，我已让你家里人回去了。”

白羽望望军代表的背影，就打开瓶塞，口对着热水瓶口，喝起鸡汤来，刚喝了两口，就发现围着学习的新劳改犯，不但都在伸长脖子望着，而且喉结在不停地上下滚动。

负责他们入监学习的老囚犯笑笑说：“白羽，这是干部对你特别的照顾，一般不许送吃的……”

“嗯……”白羽正在将卡在热水瓶口上的一只鸡腿弄出来，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鸡汤喝进去不到三分钟，他就感到身子里有许多小虫在蠕动，瘪塌的血管、毛细血管，都似完全张开，在不顾一切地吮吸，和拦截每一滴鸡汤……出汗了，整个身子突然充满了新鲜的快感！白羽暗想：“呵呵，如果不是在号子里关了三年，怎么能品味得出这种喝鸡汤时的独特快感？”

经过入监教育学习后，白羽被送病号室，直到治好了病，才送进二楼的第六组一间监号内，监号进门右边是双层木铺，上层里角的白色帷幔内，堆放着犯人的包裹箱子。下层睡人，铺与铺的间隔约三十公分，铺上的被子叠放得十分整齐，棱角分明。双层木铺对面约一公尺远，摆着长约三公尺，宽约一公尺的桌柜，桌柜下，两边各有十个小柜，每个小柜归一个犯人摆放书本、碗筷和杂物。墙角的木架上，摆放着五颜六色的脸盆。当白羽生夹着行李，走进监号时，里面七歪八倒地靠坐着十四个犯人，冷冰冰的面孔和冷冰冰的目光，比他以前在沙洋农场重管队，遇到的目光和面孔还要阴森。白羽凭着他的人生经历，马上就感受到了这里环境的险恶，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与当今社会按照同一逻辑在运动和发展。

湖北省第一监狱里，关着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和刑事犯，三类囚犯之间，历来有矛盾。管理干部对囚犯的基本观点是不信任，但在某些问题上，信任与否又因其‘犯罪’性质而异。一般来说，对历史反革命的管理较松，除了他们年龄偏大，在经过二十年的狱中生活，和年复一年的运动和总结，冥顽不灵和桀骜不驯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大多已被‘淘汰’；对于刑事犯，尤其是偷摸拐骗和流氓强奸一类的，管理干部一般有种鄙夷和反感的心理，但表面上却说他们犯罪性质不太恶劣，容易回到人民队伍中去，对他们是既想利用，又不敢放开手利用，因为刑事犯常常会捅点漏子，让管理干部头痛。

监狱当局最不信任的，是现行反革命，他们认为，现行反革命犯骨子里反对现政权，大多有文化，有头脑，容易抱团，让你狗咬刺猬下不了口。

在监狱里，很少有一个小组能保持一年以上的，有时一年得编三到四次组，就和部队换防一样，目的就是让彼此的关系不能太‘铁’。小组的编排，有时根据技术工种，有时按照‘犯罪性质’，有时又全部打乱，反正不让囚犯们太融洽。每个小组的囚犯虽然经常更换，但掌握小组的囚犯（值星员），大多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蜕变成的，党领导一切的准则，在这里也得到充分的体现。

白羽所在的第六组，在重新编组后调出了几个现行反革命犯，调来两个刑事犯当值星员和生产组长，该小组编号为第四组。从四组囚犯的‘犯罪性质’看，两个现行反革命搭配一个刑事犯，保险系数较大，其实，今天的刑事犯，往往满刑后不是重新犯罪，就是转换成现行反革命，不是谁喜欢再进监狱，而是这个社会，已给他们打上了永久的烙印——劳改释放犯。所以，当监狱当局自以为刑事犯，和现行反革命犯会因为彼此的‘犯罪性质’不同，而产生内斗时，只要气温适宜，就会‘水乳交融’。

在监狱里，除各小组有值星员和生产组长管理生活、学习和生产外，犯人和犯人之间，还规定有严格的‘同行制’。所谓‘同行制’，即由干部指定的两个或三个犯人一块行动，无论谁干什么，连上厕所也要一个蹲着一个守着。同行的犯人是根据不同的‘犯罪性质’，和改造表现进行搭配并经常调换。尽管监狱里的劳改犯很少有人戴脚镣手铐，但白羽却感到无形的压力，人与人之间似已被无形的铁壁隔开，既没有语言的交流，更没有情感的交流，连善于表达感情的眼睛，也是迟钝的。

四组有一个四十八岁，由死缓两年改判无期徒刑的历史反革命，叫任常新，他的罪恶是杀害了一个革命干部。在每次学习时，他都是一个劲地反省自己的罪恶，而又总是唠叨那两句话：“我有罪，是党和人民政府挽救了我，给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自从在犯人中开展‘天天读’和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后，任常新的反省词里又多了一句话：“我对不住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该死，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监狱里的生活，本来就枯乏和压抑，而每天的强化学习，更让囚犯们厌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一天不反省‘罪恶’，连春节晚会上演出的节目，也是‘认罪服法’的说教。每到这时，白羽就仰首诘天：“我犯了什么法？”有的油条囚犯，不但会背那一套套口头禅，而且将每年‘冬训’和半年评比写的材料保存下来，要用时改改题头和毛主席语录。

随着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在犯人中深入开展，各种报告会和讲用会，也在监狱里盛行起来，而在每次大会后，如冬训（即年终总结）、半年评比、‘大会战’动员、形势教育、认罪服法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公判大会等等会议后，每个囚犯和小组都得表态，并要将小组每个囚犯的发言整理上交。囚犯在监狱里关久了，思想都变得格外深沉，思考的方法也与外面的公民不同，连文盲也有了政治头脑。在监狱里，犯人可以看到当天和隔日的报纸，囚犯们看报的兴趣很高，从报纸上的动态，来分析国内外形势的能耐，绝不比国内外的观察家们差。一般囚犯看报的基本方法，是注重报上角角边边的新闻，或从相反的方向，用前段时间报上的消息做比较、分析、思考，于是，报上消息的真假虚实，一目了然。‘坐了三年牢，棒槌也会成精’的劳改队谚语，足以说明监狱这种‘高等学府’的教育水平。

四组刚组成时，还是按照干部的布置学习，当白羽被指定为学习记录后，他本来就厌恶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故意在学习时借着《选集》里的内容讲历史，还不断地奉承博古通今，没过几天，四组的学习就成了说古论今会，说呀笑呀，整理犯人发言的担子，就落到了白羽一个人肩上，他也乐意抓住这机会练练字、磨磨笔，到后来，四组学习时干脆关上监号门，由一个囚犯靠在门上把关，监号里的囚犯，打牌下棋，谈天说地，你愿干什么都行，连奉为神圣的‘天天读’也‘活学活用’了，只要守门的囚犯一发言，监号里的囚犯马上‘言归正传’，干部来查过两次，见四组的学习秩序井然，四组的值星员张元龙则报告说：“关上门学习可以防止干扰。”就不再管了。尽管每天的学习记录归白羽包干，但每次大会后的决心书，归各人自己写。四组的犯人除任常新外，最少也有初中文化，加上群策群力‘搞忽悠’，所以每次大会后，四组总是最先交上小组决心书，和个人保证书，白羽驾轻就熟，将各人发言‘整理’得言简意赅。那是个‘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岁月，无论是公民升天堂，还是囚犯下地狱，灵魂儿是丢不得的。

不想，四组的‘忽悠’，竟赢得了监狱管教股长李诚的青睐，亲自来四组抓‘试点’，这下可苦了四组的囚犯，原来乘每天学习，可以放松一下的，现在只要管教股长一来，就得高度紧张。如果在当时，四组的事东窗事发，肯定得有人玩掉脑袋。但只要有机会，囚犯们就会不顾一切，来获得一点自由，一点点可怜的、微小的、却要冒极大风险代价的自由……幸好，囚犯们不但会说假话，而且善于随机应变，经过几次试点，当白羽在小组决心书上提出‘思想改造加班’的口号后，四组便被树为湖北省第一监狱的‘标兵组’。李诚为找到这个‘典型’而高兴，常常在大会上，表扬四组的囚犯，思想改造抓得好，每到这时，四组的囚犯就露出了嘲讽的微笑。

尽管湖北省第一监狱管理极严，但囚犯之间的秘密往来，仍屡禁不止，除了相互借贷，还有人做生意，用日用品和衣物，都可以换到‘流通券’，换到烟。酒是禁止的，也弄不到。不久，四组的内幕终于通过秘密渠道，传到了别的小组，传到了靠拢政府的囚犯耳朵里，并捅到了管教股。于是，‘反革命集团’、‘裴多菲俱乐部’等传闻，不迳而走，李诚听了尽管恼火，但‘标兵组’是他树起来的，再说得有证据。经过研究，决定将似疯似呆又胆小如鼠的任常新，喊到办公室去问话。

“任常新，你们小组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感谢政府，我有罪。”

“我问你们小组。”

“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我罪该万死！”

“咳——任常新，我是问你们小组的情况！”

“是——是——我有罪……”

“嗨——”干部们互相望望，挥挥手说：“去——去——”

任常新走了。

干部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有任常新这种人，四组不可能乱来。

四组的囚犯知道任常新在管教股被询问的情况后，都笑起来，还给任常新取了一个绰号——感谢政府。

一九七四年九月，任常新原判决的地方法院来人宣告任常新无罪释放，当宣读完改判书叫他回家时他哭着说：“感谢政府，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但马上又大笑起来：“回家？回什么家？我家里人早死光了，死完了！感谢政府——”

任常新在解放前，就跟着共产党干地下工作，表面的身份是国民党的保长。一九四八年，有人举报了一个共产党的负责人，并由他捆送县保安大队，任常新在半道上将这位负责人放了，回来却到处说那负责人想跑，被他一枪打死扔进了山沟！解放后任常新被捕了，开始他还为自己申辩，但知道任常新根底的人死了，去山沟里也不见那位负责人的尸骨，原来是要将他作为杀害共产党人的反革命镇压的，由于他的口供无法核实，就判了死缓两年。投入劳改后，任常新屡次上诉，但上诉的结果总是挨批斗，年年都给他戴上一顶不认罪服法的，反革命反改造分子的‘桂冠’。到白羽和他编到一个小组时，任常新已不申诉了，刑期也改成了无期徒刑。没想到一九七三年春节时，那位负责人坐着上海牌的小轿车回了山村，问起了他的救命恩人，又去县法院为任常新伸冤。任常新的冤狱终于昭雪了，但他的父母已经受不住历次的政治运动自杀了，妻子改了嫁，一儿一女也失踪了……

白羽每想到任常新的事，就感到纳闷，“‘感谢政府’也真是，他感谢什么呢？感谢政府糊里糊涂关了他二十多年？还整得他家破人亡？要不是那位负责人健在还不健忘，他真是冤沉大海了！还要感谢？难道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本性？太可怜也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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