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九五零年十月，随着剿匪，禁烟运动的尾声，农村基层的第一届政权机构――农民协会建立。这一政权机构完全由没有文化的农民组成，其依靠骨干是最没有财产的贫雇农。在这个政权里，越穷越光荣，越有地位。一个人不管你是什么原因穷，反正只要穷，就是好人。一个人只要有点儿财产，哪怕完全是你自己勤劳所得，省吃俭用节余下来的，但只要有，就是坏人，剥削者，就要被打倒。自此以后，“穷光荣，富可耻”就成了这个时代衡量是非好坏的尺码。
在建立农协会的同时，以村为单位又建立了武装队。“农协会”和“武装队”成立起来后，马上就开始发动农民进行减租退押运动。比起后来一个又一个运动，这个运动还算平和。
“减租”就是张三有地，自己不种或种不了，出租给李四种，李四要向张三交一定比例的租子（粮食）。比例多少，看田土好坏事先谈定，或由出租方定好，承租方自愿租与不租。当然也不乏为生活所迫不得不租者。现在由农协会主持，强行减少。
“退押”就是土地租出方怕承租方种不好土地，到收庄稼时交不起租子，或管不好这片土地和付带的财产（有的有房屋和其它林木）。在租地时要承租方交一定数量的押金。当时叫“定手”或“稳手”，按现在的话叫保证金。此时要出租方无条件退还，认为这是不平等条约，是剥削压迫行为。
“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只是一个凶似一个运动的前奏。紧接着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接踵而至。
改朝换代，都会有无数的人枉死。一个新政权推翻前一个旧政权，都是用老百姓的血肉堆出来的。但这应该在政权的争夺中。在执政后，只要不反对新政权，不进行捣乱和破坏，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种地的还是经商的，从事脑力的还是体力的，在旧时代是干什么的或当过什么，只要没杀人放火，也服从于新政权，都是自己的子民，都应保护，不应滥杀，这才是好的执政者。
一九五一年一月下旬开始，持续几个月的镇压运动，在永新除有少数如土匪头子等是该杀的外，大多是在扩大化的杀人下枉死。区一级就有杀人权。由两三个人组成的“人民法庭”，不经过什么法律程序，只要说某人通匪，或说某人很凶、很坏，或是在旧政府干过事，参加过什么党派、帮派，或说此人很讨厌，有民愤，都可以拉去杀了。这段时间，凡在旧政权干过事的，有仇人的，参加过什么帮派党派的，当过土匪或和土匪人员有过什么关系的，整日提心掉胆。
杀气威慑着每个角落。
潘绰容，又名潘长啸，生于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农历己未年润七月初四）。从小读书，毕业于成都四川大学。潘绰容早年在重庆复旦中学就读高中时，就深受同窗好友共产党员伍先明的影响，思想接近共产党。在四川大学读书期间，他联合在蓉的綦籍学生创办了《綦蓉》杂志，针砭时弊，把当时綦江县的各种黑暗情况在省城进行揭露和抨击。
在一九四五年春，原中共东溪小学特别支部书记曹曙中、副书记张天武、委员杨尘、张仿陶从东溪转移到永新乐家坪，又组建了一个特别支部。因当时乐家坪属中峰乡管辖，他们在这儿组建的特支就称为“中峰乡特别支部”。
当时国民政府迫于民众要求民主的呼声，被迫实行“民选”乡、保政权。中共中峰特支在上级的指定下，决定以民间结社的形式，成立一个公开的组织参与竞选，争取控制中峰乡的乡、保政权，使之“枪换肩”，权为我用，使地下党在这偏远的山乡有一安全的发展空间。决定该组织以特支所属的共产党员为主体，并有选择地吸收个别可以合作的知识青年参加。经挑选，特支看中了家住乐家坪大屋基的潘绰容。
半年前，也就是一九四四年秋，刚从四川大学文学院史地系历史专业毕业归来的潘绰容，任教于綦江中学。当中共中峰乡特支找他一起组建“健行社”时，他立即响应，并将自己在永新场上的房子潘家院提供为“健行社”的活动场所。
一九四五年夏，中峰特支的十多位中共地下党员聚集永新潘家院，出席“健行社”建设筹备会。他们讨论了建社章程，酝酿了准备提名的中峰乡各保保长、副保长、保民代表的名单。七月，在国民党基层政权“民选”前夕，地下党所领导的进步社团“健行社”在潘家院正式成立了。潘绰容任社长，共产党员曹曙中、张天武等任理事，共产党员曹德仁、杨仲儒等任监事。共产党员曹成相、代文选、曹成义、曹成瑛等二十多人出席了成立会。当日，潘绰容在潘家院举行酒宴，与众共产党员一起举杯相庆。
在中共特支的领导下，“健行社”经过三个多月的积极活动，使中共特支提出的候选人基本上都当选了。共产党员张天武在八保，曹德仁在九保，代成智在十一保当选为保民代表（即乡民代表会的代表），周北加在六保，张海平、周治良在八保，周迪蓉在九保，曹成义在十保，代绍清在十一保，分别当选为保长或副保长。
一九四七年秋，国民党政府举行第二次乡、保基层政权选举，“健行社”又在中共特支的领导下，总结上次经验，更积极地从事竞选活动，使中峰乡的十一个保政权就有九个保的保长、副保长为中共地下党员担任，另外一个保的副保长也是中共地下党员担任。也就是说，中峰乡十一个保中，就有九个半保被中共地下党所控制。
与此同时，“健行社”还推举潘绰容竞选县参议员，共产党员张天武竞选中峰乡副乡长，也获得成功。于是，中共中峰乡特支决定：凡是保政权已为中共地下党组织所控制的，就逐步换下保丁，把中共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安插进去，以便抓住枪杆子，把国民党的枪变成共产党的枪。
中共党组织还授意“健行社”成员打入国民党和民社党，以“民社党员”和“国民党员”的身份掩护其地下革命斗争。于是，张天武、曹曙中等中共地下党员参加了国民党，取得了“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潘绰容和中共地下党员曹德仁、代文选、曹成相等人加入了民社党，取得了“民社党员”的公开身份。
为了掩护中共地下党的斗争，潘绰容除了从父亲潘之伟手中接过永新私立祟德小学校长的职位，还在县城的中山路开设了“大中永”商号，任董事长。在重庆马王场创办了私立祟德中学，任校长。以便中共地下党员代成宽、曹雨时等以永新祟德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在永新开展活动。以便中共地下党员张天武、曹成义、曹成模、代文榜等以“大中永”商号股东的身份作掩护，在县城开展活动（“大、中、永”暗指永新大垭、中峰、永新三地中共地下党在县城的联络点）。
办于重庆马王场的祟德中学，安置掩护的主要是伍先明等在重庆从事革命的中共地下党员。后来曹雨时等中共地下党员及进步人士被捕，地下党组织也是通过“健行社”由潘绰容出面进行担保、营救，使这些人员全部出狱，幸免于难。
可叹的是：解放后原“健行社”的一些人员都因“伪乡长”、“伪保长”、“国民党员”、“民社党员”身份被判刑，被迫害。潘绰容也因其民社党员身份和县参议员身份，就以反革命罪杀掉了。杀时年仅三十一岁，留下年老的双亲，年轻的妻子，年幼的七个子女和一首“心景家乡月，身随大江流，行云天际后，了却万古愁”诗句，带着惆怅的心境倒在了他曾经帮助与合作过的人们的枪下。后于一九八九年以对共产党有功人员纠正平反。唉！时过境迁，三十八年冤屈评反骨已枯，一纸数十字，真能告慰亡灵吗！
孙智培，女，四十多岁，是永新难得的女大学生。早年教书，丈夫王元书在外地做事，她一个人在家持家带孩子开面房搞实业。她的水碾面房就办在养生塘岩坎下右面，利用养生塘水流下的落差冲力，用水冲木制水碾磨面粉做面。她的水碾面房也是当时永新先进的工业了。由于她有文化，思想开通，是“五四”以后的新女性，能主持一些社会上的事，特别是妇女界的事。因此，是永新妇女界的领袖人物。可不知怎么，镇反后期以*的罪名拉去杀了。*是什么，当地老百姓至今都还搞不明白。
潘沛浓，五十多岁，家住永新新建乐家坪。先毕业于重庆高专土木工程系，后又到上海就读，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专业。学成后回家乡办工厂，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在綦江开煤矿，办电厂。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綦江境内还一直没有出现电灯。民国二十七年，也就是一九三八年，潘沛浓与县人苟听松等人集资创办了私营“启明电力公司”，綦城才首次出现了电灯。是綦城的一次历史性飞跃。潘沛浓没参加过任何帮派、党派，也没干过有关政治的事，只是当地的有钱人，这时也给他安个通匪罪杀了。
李树言，三十多岁，家住中锋乡张家林。家庭是当地的有钱人家，他仅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财会人员。未解放就回家闲着，此时也以伪军官拉去镇压了。
范廷仲，四十多岁，永新场上正街住，青年时共产党选送到湖南学习，回永后参加和组织农民协会。永新中心校教员。不知是什么罪名杀了。
田慕寒，五十来岁，长田山下杨马坪人。在国民党政府中央当过一般科级官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任綦江中学校长。镇反时是以旧职人员罪杀的。
张殿初、张洪序兄弟，都有五十多岁，是永新较大的绅良，是以地主罪名镇压的。
永新最大的绅良池锡应，因参加青年党，是以青年党罪枪决的。
镇反时永新枪毙的另一个女的姓帅，家里是杀猪卖肉的，她本人高大粗壮，也会杀猪。不知说她通匪还是当过土匪。
梁之彦，五十岁左右，永新场上正街住，是永新场上的一个土老肥，没当过什么也没干过什么。这天，他在茶馆与几个熟人喝茶聊天，突然来几个武装把他捆绑后拉到官山小学下的操场边的宣判台上，和另外几个一起草草宣判后就在操坝边枪毙了。弄得满场的人们都莫名其妙，事前不但街坊们没想到会杀他，他自己也没想到会杀到他头上。
我们村骑龙穴的刘金全，是一个抬轿下苦力的，一字不识。临解放前不久，可能是国民党看着要垮台了，拉点人垫背。发展他加入国民党，跟他说参加了国民党，对他抬轿下力都有好处，会得到关照。他也搞不懂什么国民党是怎么回事，糊里糊涂就答应了，就得了个国民党员身份。虽没被杀，但成了反革命。后来的二十多年里，本人和子女一直被打击歧视。
……
梁之彦被杀后，人们更加震吓。沾边带角，有可能成为捕杀对象的，走路脚杆都打抖，不敢上街，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第二、第三个梁之彦，被突然拉去枪毙了。梁之彦到底干了什么？是什么罪，到现在人们都搞不清楚。
镇反高峰期间，在官山下北面中心小学的操坝边，临时搭起一个土台子。几乎每场都要在这里开宣判大会。“犯人”们被五花大绑地跪在台上，先由事先发动的人上去控诉“罪状”，再由“人民法庭”简单宣判后，拉到台下几十米处的操坝边就枪毙了。是那样的随便而轻率。
到底枪毙了多少人，现在也无从知道。据后来人们回忆，只有千来人的场镇上，就有二十来人被枪毙。不过，农村的比例到少得多。
这一年，废除了旧的保、甲制，建立了新的乡、村政权。改保为村，改甲为邻，村设村长，邻设邻长。这样，新政府的基层政权就正式建立起来了。
同年四月，开始进行抗美援朝宣传。动员人们捐钱捐物，动员青年参加自愿军，保家卫国，到朝鲜去打美国佬。
抗美援朝宣传是空前的，也是全民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歌曲在新中国大地飘荡，鼓动着青年人。参加自愿军到朝鲜的人不少，我们一个村就有八九个。
抗美援朝征兵是不分阶层，不讲成份的。此时也还未划定成份，因此后来被划为地主、富农、反革命等家庭的青年也去了不少。朝鲜战事结束，有的也分到单位工作，但在以后一个严似一个的政治运动中又被逐个清退回来。
新政府征集兵源的方法是高明、科学的。旧政府征兵是强拉硬派，捆绑押送，追得鸡飞狗跳的。为了躲拉兵，人们东躲西藏，四处漂泊，有的举家迁走，是老百姓最痛恨和伤心的一件事，这样弄去的兵怎么能帮你打仗。现在是先进行广泛而充分的宣传、鼓动，使整个社会都形成参军光荣的环境。参军是保家卫国，是青年的一条好出路。当兵时带上大红花，打锣打鼓地欢送。家庭也成为军属，给一种光荣的待遇。本人退伍回乡后，定位为转业军人，也得到一定的政治资本，提高了地位，在招工招干时是优先人员。在以后把人分成等级的毛泽东时代是老百姓中政治上的上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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