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阎世铎说句公道话

阎世铎下课，谢亚龙上岗，这两人的工作变动就因为与中国足球沾边，成了中国体育界的一件大事。

前者贬的多，后者不看好的也不少。对阎世铎先生用词的辛辣、尖酸、刻薄不是一般，球迷如是，媒体更甚。

如果从这个层面上看问题，笔者到想替阎世铎先生说句公道话。

从伍绍祖先生开始的足球市场化，在他刚开了一个头的时候，悄然离去。接手的应该是袁伟民先生，再经历了年维泗、王俊生的更迭，这接力棒落到了阎世铎先生的手上。

无论这接力棒怎样传，都逃脱不了命运的俗套，那就是足协主席是袁伟民先生，常务副主席由上面几位轮流担任。

国家体委主任兼任足协主席，只能说明国家体委主任的重视，在他的心头，足球是他在任时的重中之重。

当然，这种兼任在重视之余，还有一层目的，那就是足球的兴衰曾经惊动了国家主席－－江＊＊先生。

所以，在国家主席过问和支持的后面，全国出现众多的足球省长、足球市长就不足为奇了。

在如此大好形势下，在超过所有奥运夺金项目的大投入下，为何足球会成为扶不起来的阿斗呢？

媒体众口一词是体制，笔者与媒体的看法相佐是“钱多惹的祸”。

一个应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的足球，一个物有所值，劳有所获的足球，当他的水平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却享受着超乎常人想象的回报的时候，包括足协、媒体（不是足球媒体记者的身价也成百万的倍增么？）、领导不是津津乐道，沾沾自喜么？

当我坚持自己的观点，在新华网上连篇累牍地发文的时候，没有人相信这个事实。

及至王俊生下课，到他回忆录出版，清晰地让我感觉到，我所看出的问题，王俊生早已感觉到，所以在本人结束足球评论文章的67篇，用了如下标题“不再看足球，看王俊生……回味足球”。

足球是人踢的运动，当踢球的人都懒懒散散，胸无大志，得过且过，且享受超乎常人想象的高收入的时候，该项运动还能有所作为么？

记得王俊生先生离开足协副主席位置走人时，曾感叹或者惭悔地说：“十分遗憾的是，十年后的今天我所领导的国家男子足球队以及各级队伍，这11大关系并未真正处理好。”

这11大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足协主席袁伟民先生登上国家体委主任时，抓足球的豪言壮语，也就是总览足球工作的大纲。

1990年2月，袁伟民先生在昆明海埂召开的全国足球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说：“一个项目长期落后必有它的原因，找出原因并有好的措施与方法，落后就会转变为进步。我认为，中国足球要改变落后的窘境，首先要振奋精神，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第二是要努力提高训练水平和意志能力，要树立良好的队风……具备了两大前提后，足球真正处理好了11大关系（事业与职业的关系；言与行的关系；胜与败的关系；练与赛的关系；教与管的关系；尖子队员与一般队员的关系；量与质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主教练与上下左右的关系；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我们就可以进步,可以彻底改变落后的窘境。”

王俊生先生的感叹或者惭悔，只能说明一点，足球的决策人，或者叫当家人，只能是足协主席，而决不是足协副主席，即使你多了两个常务两字。

事实上，中国政界的贯例，只要第一把手健在，能容你第二把手做主？

所以让阎世铎先生来背过，的确有点冤枉。

足球，一个国民关注的大事，用了如此多的钱，花了这么多时间，出现这样坏的结果，法制健全的国家应该问责，但责任决不在“不算是贪官”的阎世铎身上！

对走马上任的谢亚龙先生，我不想说过多的话，只要让足球回到它实实在在的起点，按真正的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对中国球迷，中国足球，绝对是善莫大焉。

中国足球，只能在平民中崛起，绝不会在富贵中重生。

这是笔者与媒体记者（包括李承鹏等人）的不同认识。

阳关2005.2.18p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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