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决定影响最大的是人们所熟知的某省女子中长跑队，他们获得奥运会参赛权的7名队员中，2人尿检阳性（其中1名血检也超标）、4人血检超标，7人中有6人被证实使用了兴奋剂或者有强烈的使用兴奋剂嫌疑。

在收到国家体育总局向国务院汇报“血检超标”事件的报告的同时，一位国务院领导人也收到了该省一位负责人的一封信，要求对运动员再进行一次血检，以便让该省女子中长跑运动员重新获得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的机会。

袁伟民对“能不能重查”心里是一清二楚的。他明白，这是一个和兴奋剂斗争的常识问题：国际上之所以使用“飞行检查（突然到达）”的办法，是因为现代科学的发达，使得运动员在使用兴奋剂之后，可以再使用“掩盖剂”迅速消除兴奋剂的痕迹。如果同意“重查”，提出希望重新检查的人做好了准备，是能够保证再次检查时没有任何问题。而事实上呢？一旦通过了检查，拿到去往奥运会的通行证之后，难以保证他们就不再使用兴奋剂了，毕竟目标是为了成绩，带着这些“危险品”去悉尼，在检查水平更高的奥运会赛场上，我们的运动员被查出服用兴奋剂的可能性岂不是更大？国际影响岂不是更坏？他们不但无法为国争光、夺取奖牌，甚至连北京申奥的前程有可能都会被搭进去――

袁伟民一边翻自己的记事本，一边说：

怎么可以重查一次呢？兴奋剂检查必须是突然袭击的。国际上规定，运动员不能拒绝事先未知晓的飞行检查，如拒绝，则作为阳性处理。现在我经过突然检查，查出你有问题了，然后又高抬贵手同意再重新查一次，而你事先知道要查采取了防范手段，这不就是放过你了吗？这完全是一个涉及到真反兴奋剂还是假反兴奋剂的原则问题！我不同意。可是，某省领导不断地给我打电话，要求给机会“重查”，这个本子上都记着呢：

年9月5日，下午该省一位主要领导来电话谈血检问题，电话打了40分钟。晚上到家里，该省另一位主要领导又来电话，谈血检问题，电话打了25分钟，主要内容就是要求“重查”，说再查有问题我们就不去，没问题就去。

第二天，该省的一位副书记和一位副省长，还有体育局局长专程来京找到袁伟民，为此，安排了一个座谈会，总局领导都出席了，谈了两个小时。

这位副书记修养不错，对这个问题谈得比较客观。但另一位省领导好像对反兴奋剂的情况了解甚少，还说据她所知，国际上运动员都在用，意思是我们不用就吃亏了。当时在会上我批评了该体育局局长，批评他没有如实向领导汇报国内外反兴奋剂斗争的情况。

但是不管袁伟民如何耐心地做说服工作，他们仍然不断在做工作，尤其是努力争取上级领导的支持，要求重查一次。一位上级领导在9月6日和7日晚两次给袁伟民打电话，一次40分钟，一次45分钟，潜台词都是转达有关方面希望“高抬贵手”。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考虑个人的乌纱帽，也许就会按这么多领导的要求去做，冒着置国家形象于不顾的危险重新进行血检，让那些血检超标的运动员一下子恢复“清白”、出征悉尼奥运会。

而袁伟民是不会这么做的！他顶住了各方面压力，坚持不重新进行血检，坚持不让所有血检超标的运动员参加悉尼奥运会――为了真反兴奋剂，为了保护运动员健康，为了维护公平竞争，为了中国体育和国家的形象，为了北京申奥成功，袁伟民宁愿自己承受更多的压力。他说：

那时的压力真大啊！因为没让去的运动员里，好几个是能拿金牌的。出了兴奋剂问题是我的责任，成绩不好也是我的责任，如果因为兴奋剂问题影响了北京申奥，我还得多一条“罪名”。再加上那么多领导找我，我也没听，我当时心想：大不了从悉尼回来我不干这个局长了！

在压力面前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本色和性格。袁伟民不怕承受压力，只要自己认为这件事对国家有利、对事业有利，他就敢于顶着各方面压力去做；他强调体育中的公平竞争原则，信奉和坚持自己的体育理想，因此对于违背体育道德和违反体育理想的兴奋剂现象毫不留情、毫不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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