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以为聪明的人并不一定真的聪明，而傻子往往正是因为执着才显得傻。

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世上傻子多”这样太过刺激的话，只要换成“执着的人多”，尽管只是换了一种叫法，就至少不会招致如此多的非议。

算了，还是不要象手电筒一样只会照人吧，只说我自己：我就是执着的人，自小就着手培养的观念无疑已根深蒂固——从没有人明确地告诉我“人是可以撒谎的”，而且还有那个喜欢招呼“狼来了”的孩子终残死于狼的悲剧来不断地巩固这种教育的效果。

或者可以这样说，所有的资源都在传递着一个信息：说谎当然是不道德的、自私自利的。

所以，人才会在这个原本极简单的问题上彷徨，并因为彷徨而挣扎，尤其象我这种执着的人，即使偶尔地或者迫不得已地说了谎话，也难免要面红耳赤羞涩不已。

至于羞涩，其原因只能或为非份之想或对自己过于苛刻。

我应该属于后者，只要见了生人或者当众说了句什么，不需要人家以自己所说的话来取笑，哪怕人家有一丝即使并不为此的异常，随即就会涌上“我是不是做的不够得体”的念头，已足以令自己紧张不已脸红不止。

我认为，这是自己缺少经历的表现，因为“怎样才算得体”的标准我实在拿捏不准，或许待自己有了经历之后这种尴尬的表现会自动消失。

然而，这种表现至今也没有消失，虽然已有了明显好转，但偶尔地仍会出现，甚至更强烈。

无论如何，这绝算不上一件优秀的品质，尽管我的既说不上成功又算不得失败的经历并不能完全归罪于它，但它必发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历因为人生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两次，所以应该能够算是好东西。

但经历往往说起来简单，细品起来却常常透着浓浓的酸涩，总给人以因为不满足而深深的憾意。

人有许多变化经常是不自知的，必需要偶尔的感触，因为这个感触通常能够使人梦一样醒过来而清晰地意识到这个变化。

然而，至此时，人往往已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再去重复过去的那些经历企图从中有所发现，因为经过反复地再三地斟别，我的变化就发生在那次红杏出墙的经历之后。

所谓的变化，准确地说，其实就是意识。

前面的讲述中曾经提及，我说了谎话，不仅赢得了良好的夫妻关系，而且让我意识到了谎话的必要性，更重要的是我突然发现自己竟是一个说谎话的高手而不能不沾沾自喜。

按说人的观念哪怕是一个习惯的改变，除非尚不自觉，否则必有一痛苦的过程，而我则完全没有这样的感觉。

是的，虽然我顽固地抱着不说谎话的信条，但我说过的谎话还少吗？

譬如谈判，谁人肯开始就把自己的实底交给对方，哪个不是在一寸一土地争而最终达到自己的目标呢？

这便不是谎话吗？我努力地肯定自己，又竭力地否定着自己。真的，谈判成功之后，无论自己是否能够获利，我都严格地坚守着我父亲关于诚信的教诲，以致于杨丽总不停地埋怨我傻。

尽管不能完全地说我的成功多得益于此，但也不能说成功与此毫无关联。

渐渐地，我感觉谎话或许也应该作为一个课题来专门地研究，而不应简单地一味反对，如果运用得当，成为一门人生的艺术也未可知。

人的认识必存有一个盲点，由于盲点的限制，人会因为困惑不已而辗转反侧，而盲点一旦打开，人又会因为豁然开朗而兴奋不已。

果然，及至念及这一点儿，我对谎话已是有了更客观的认识——我们当然不能否认谎话总与私欲相连的本性，由于私欲的控制，谎言难免就要显得恶浊而令人讨厌不止。

事实上，大奸大恶之徒终属少数，所以谎言的本相也绝不会象人们所普遍谴责的那样。

在这里，我不想过多地探讨谎言的恶浊，我们原本就是普通的人，不妨多关注普通人的谎言。

普通人的谎言也是谎言，同样具备谎言的本性。但普通人由于普通的原因，便少有大奸大邪之事，而且普通人如果只是维护自己原本可怜的利益，即使说了谎言，也理应得到谅解。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谎言的作用。

为了表达方便，不妨把谎言分为恶意谎言和善意谎言两种。关于恶意谎言，历史经典已有太多的记述，我们只讲善意谎言，譬如谈判，譬如红杏出墙的那种。

讲述的时间还得回到我红杏出墙那次之后，且说自打有了这样的认识，我内心的挣扎感明显轻了许多。

我认为，人一生的终极目标就是追求这种心理的平衡，因为这种平衡是人持久快乐的根源，也是人成熟的标志。所以，我认为自己成熟了。

可是，现在我却要说，我完全忽视了给予对方的压力的存在。也就是我通常所认为的，所谓的爱情必须给对方足够的压力才能得以正常的维持，因为只有让对方感受到了压力才说明彼此已开始关注对方的优点而进入了正常，或者说压力就是来自于彼此关注的对方的优点。

象我跟杨丽的这种只看到对方缺陷的，至少初始状态便算不得爱情，因为那完全是一种我满足你你就必须满足我的纯商品交换的关系。至今我仍认为谎言不仅成功地维系了这种关系，而且让这种关系因为合法性而逐步向感情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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