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二战中打不过美国并不是因为它是个岛国，而是因为它侵略了中国，中国尤其是共产党的敌后战场，陷住了日军的绝大部分主力，日军在中国战场有38个师团又20个旅团，而在太平洋战场只有12个师团，这还是因为1943年日本争夺瓜岛失败增加了5个师团，而在这之前，日军在太平洋只有7个师团。
可见，如果不是中国人民的浴血奋战，美国很可能打不过日本，罗斯福自己都承认：如果不是中国的抵抗，日军可以毫不费力的打下印度，打下澳洲，打下夏威夷，甚至可以毫不费力地打下落山鸡。
可以说，是中国，主要是共产党毛泽东和他们领导下的宁死不做亡国奴的敌后根据地的人民，拖住了日军绝大部分主力，使它在太平洋战场胜利时无力扩张战果，失败时无法组织有效反击，想想看，太平洋战场初期，仅七个师团的日军，就让30万美英荷联军做了俘虏，如果有20个师团、30个师团在太平洋战场，又将是怎样的情景呢？更不用说如果没有八路军在华北的抗日根据地，让日军顺利地把华北建成“大东亚圣战”的“兵站基地”，又将有多少当汉奸的炮灰供日本人驱使？
所以，和右派们吹嘘的相反，不是什么“美国救了中国”，而是中国救美国，而且主要是共产党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救了美国。
请看具体的分析兼评马悲鸣的汉奸言论
一、评价军队优劣的条件
两国战争，胜负取决于综合国力。综合国力反映一个国家的总体实力。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决定它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影响。国际竞争，实质上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战争，实际上就是力量的竞赛，更确切地讲，是综合国力的竞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践，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恩格斯在其经典著作《反杜林论》中就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他还说：“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亦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量和数量和取决于技术。”（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86页。）后来，列宁进一步提出：“战争是对每个民族全部经济力量和组织力量的考验。”（《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1～132页。）他还指出：“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绪决定的。”（《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7页。）“要认真地进行战争，就必须有巩固的有组织的后方。如果没有充分的装备、给养和训练，即使是最好的军队，最忠于革命事业的人，也会很快被敌人消灭。这个道理十分明显，用不着加以解释。”（《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3页。）斯大林曾提出著名的战争制胜五要素论。毛泽东指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在战争中，武器是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并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革命论断，指出“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他一再指出，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同时强调说，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
具体说来，综合国力至少应包括以下几项：（1）国土面积（含领海面积）；（2）地理位置（战略地位）；（3）自然资源；（4）天候、地形；（5）人口（数量和质量）；（6）国民生产（国民收入）；（7）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8）交通运输（含通讯联络）；（9）国防能力；（10）意识形态；（11）社会政治制度；（12）政治路线、方针和对外政策；（13）领导能力和魄力；（14）盟国或国际援助；（15）其他。在构成综合国力的诸因素中，与经济有关的因素是基础，科学技术是先导，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以及内外政策是保证，领导则是统一作用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践还表明，综合国力与综合国防力不尽相同，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综合国防力量是由综合国力转让而来的，国防力的规模和性质归根结底是由综合国力所决定的。当然，在既定国防力的基础上，由于主观努力的不同，国防力也会有所不同。综合国防力至少应包括以下各项：（1）常备军（包括编制数量和武器装备）；（2）后备力量；（3）国防工业（含战略物资）；（4）国防科技；（5）国防费；（6）后勤保障；（7）国防体制（含动员体制）；（8）国防部署（含战场准备）；（9）全民国防意识（民心士气）；（10）军事科学和教育训练；（11）领导、管理和指挥能力；（12）其他。（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马悲鸣先生的大作《中国军队是否真能打败日本？》，提到了评价军队优劣的两个条件：第一是装备，第二是不怕死。由于马文的主题是两国之间的战争比较，那么就这方面来说，这显然是过度简化了比较的条件。由此可见，马先生的两个条件对比，是明显缺乏科学依据的，他以此为基础推断的结论――中国军队不能打败日本――也是错误的。
二、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党政府握有全国政权，掌握国家主要经济命脉，有大量军队和兵力来源，如果动员起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坚持抗战，日本军队的侵华企图是不会得逞的。
以九一八事件为起点，在中国东北兴起的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到1938年，不计中国政府军队的抵抗力量，东北抗日武装发展到3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到全国抗战爆发前发展到11个军共4.5万余人。东北三省的抗日游击战争沉重打击了日本法西斯的殖民统治，14年里，东北抗日联军等部共歼灭日军25万余人。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和绥远抗战，都给日军予一定打击。
以七七事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开始全国性抗战，首先在世界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国民政府的正面战场与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敌后战场与游击战争，在战略上对日军构成夹击态势，陷敌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先后进行了淞沪、平型关、忻口、徐州、武汉战役等，歼灭日军44万余人，粉碎了日本法西斯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战略企图。到1938年10月，日本速战速决战略破产，被迫停止战略进攻，日本侵华兵力已达32个师、海军2个舰队和28个航空中队，分别占其陆军总数的94%、海军的2/3和航空兵力量的60%。
这个历史事实证明，马文中所提到蒋介石的私下议论，根本就是预计错误。事实证明只要蒋介石专心抗日，中国已经支撑了一年有余，这已经充分反驳了中国并不是马先生认为的一触即溃，如果中国真如蒋介石预料的一个月足以亡国，国际力量就根本不可能来得及援助中国，也不值得援助，中国并不是马先生认为在日本和美国打起来之后，才能与日本相持，早在1938年底就已经开始达到全面相持阶段了。所谓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主要是指勇气方面，即军队的作战方向上出了偏差，而不是真的不能与外敌作战。事实上，蒋介石领导的正面战场，从组织能力、领导能力来看，确实有不少缺陷，最终大幅度西撤的决策不能简单地说是错误或胆怯，尽管他是把所有正规军均撤到西部，而不是分散转入游击战争，但仍然可以解释为根据实际情况保留军事实力的一种修正战略。这个事实恰恰证明了毛泽东战争胜负“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论断的正确性。
1938年7月和1939年5月至8月，日军关东军与苏军先后在中国境内的张鼓峰和诺门坎发生武装冲突，结果由于中国抗战对日军主力的牵制，使其在兵力悬殊之下均遭失败。当时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的石原莞尔说：“此次张鼓峰事件，苏联之所以威胁日本者，则以日本对华用兵故，……设日本一旦与中国议和，则日本即可威胁苏联，领导远东。”
德国入侵苏联前夕，希特勒亲自接见日本访德考察团团长山下奉文上将，告诉他：“希望尽早返回日本，请日本从满洲打进西伯利亚。”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电示驻日大使奥托：“使用您所能运用的一切办法，希望努力使日本参加对苏作战”，并提出“以德日在冬天以前会师西伯利亚路线为当然的目标”。日本外相松冈在1941年6月22日至28日的内阁联席会议上，力主对苏开战，以与德国法西斯配合，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并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但由于从中国关内抽调5个师加强关东军的计划当即遭到军方的坚决反对，日军大本营最后只好无可奈何地决定：“只有等待斯大林垮台，或远东苏俄地区混乱，有利于日本进展的时候，才使用武力解决北方”。对此，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一语道破天机：“日本现在中国使用的兵力很大，北进对苏开战实际上办不到”。（[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53页。）“帝国政府将继续努力解决中国事变，……暂不介入德苏战争”。（[美]赫伯特菲斯：《通向珍珠港之路》，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28页。）
当德军并临莫斯科城下时，里宾特洛甫再次向日本提出：“日德两国应迅速联合军事行动，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在西伯利亚铁路上握手。”如果这个计划成真，那么苏联的结局就不堪设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将极有可能重写。但此时日本正集中兵力强化侵华战争，对中国敌后解放区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大“扫荡”，企图巩固其“大东亚战争”的后方基地，早日结束侵华战争而转向北进或南进。1941年12月初，日本陆军共51个师，其中35个师用于侵华战争，占其陆军总兵力的70%。因此，日军大本营统帅部决定：“不管德苏战争如何演变，以昭和二十六（1941）年度内放弃解决北方的企图”，其目的是“对中国继续执行既定的作战方案”。（[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62页。）正因为这样，苏联在得到这一情报后，才大胆地从远东地区把兵力不断西调，以集中力量对付德国法西斯。仅莫斯科战役期间，苏联就从远东方面军调出15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及坦克、航空部队。从1941年冬至1944年秋，苏联从东部西调了39个师21个旅和10个团，计40.2万人，还从太平洋舰队调走了12海军陆战旅，计14万人，总共从东部向西线抽调了54.2万人的兵力，5000多门火炮和迫击炮，3300余辆坦克（[苏]乌斯季诺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11卷，第185页。），这就大大地加强了苏联西线对德作战的实力。对此，苏联元帅崔可夫曾以感激的心情说过：“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苏]崔可夫：《在华使命》，新华通讯社，1980年版，第38页。）
战后日本许多战史著述公认：日本“在对美英开战后，日本陆军的主力仍然被死死钉在中国战场上，寸步难移。”（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43页。）1942年，罗斯福对自己的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区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突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罗斯福见闻秘录》，新群出版社，1949年版，第49页。）英国著名军事评论家约弗富勒在他写的《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指出：美英所引以为幸的是，日本既没有足够的兵力占领可控制印度洋上的战略要点，也没有足够兵力在太平洋上拼一死战。如果日本能做到这一点，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就要改变。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日本之所以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不正是由于中国抗战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结局以重大影响的结果吗？假如没有中国的持久抗战，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必将是另一种写法了。
中国不仅在本国国土上抗战，还曾直接派兵入缅，与盟军共同对日作战。由于盟军在菲律宾、马来亚、香港、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接连失利，丧失了太平洋沿岸一系列战略据点，从而使缅甸成为盟军与日军必争的战略要地。1942年1月21日，丘吉尔在致伊斯梅的电报中指出：“缅甸如果丧失，那就惨了，这样会使我们同中国人隔绝，在同日本人交战的军队中，中国军队算是最成功的。”（[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第79～80元。）由第5、第6、第66军等部共约10万人的中国远征军，在担负曼德勒正面及东部地区的防御中，先后取得东吁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东枝收复战等重大胜利。并在美、英军一部的配合下，率先发起缅北、滇西反攻，胜利打通了中印公路，挽救了盟军在东南亚战场的危局，并为盟军最后收复缅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军队在援缅作战中，先后投入30余万兵力，历时3年多，共歼灭日军6万余人，为东南亚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战场也不仅是中日对抗的战场，也是亚太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后方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在美国军事当局的战略设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中国的持久抗战是美英盟国制定和实施“先欧后亚”战略的先决条件之一，而且中国战场也是盟军对日作战的空军基地和盟军太平洋战场反攻及进攻日本本土的重要基地。不仅如此，中国战场为盟国提供了大量的战略军事情报。中国还为盟国提供了大量的战略物资。中国全国抗战爆发后，苏、美等国先后向中国提供了贷款援助，以帮助中国购买军事装备，但这些贷款大部分规定中国以重要稀有金属和农牧产品予以偿还。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中国向苏联提供了4.5亿美元的矿、农牧产品，向美国提供了价值7.48亿美元的桐油和锡、钨等矿产品，向英国提供了价值1.148亿英镑的农、矿产品，有力地援助了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
对以上史实，马先生似乎视而不见，却妄言什么“等中原国土沦丧殆尽之后，日本才和美国打起来。经驼峰航线和滇缅公路运来了大批美械装备，中国这才勉强能与日军相持。”事实上，中国战场并不是孤立的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它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中国的重要作用，苏、美、英等国才以不同的方式加入到中日战事中来，这是他们生死攸关的大事。参考本文开头所引述的综合国力要素，我们可以看到在多个方面，中国都占有优势。所以，日本在中国战场的失败，是必然的。其中诸多因素中，中国人民和军队浴血抗争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试想如果中国人民和军队如马先生所言没有士气一击即溃的话，就根本不存在这个战场，美英苏的援助给谁来使用？正如中国得到国际的援助一样，日本也在扩展东南亚的势力范围，他们也一样可以从朝鲜、台湾、马来等地补充兵力与资源。中日并不仅仅是两国本土实力的竞赛！说中国军队不能打败日本与必然能打败日本一样，都是错误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军队未必输给日本！
三、日本不承认败给中国
这个题目有点荒唐，日本人承认不承认败给中国，那是他们自己的看法，历史的结论并不由他们决定，到底日本败给谁，看看史实就知道了。
四、抓壮丁上阵谈不上士气
马先生，我说你是汉奸，就是针对你这段文字而言的。
你说抗战期间的兵源，不管国共，都是靠抓壮丁而来的，却没有看见你有任何的证据佐证，只有萧乾赴欧采访的片言只语，就据此推断中国也有类似情形，并说三百万抗战将士中有一大部分是抓壮丁而来。请问：国难当头，不想当兵保家为国的是什么？是汉奸！中国人固然有很多软骨头，他们虽然怕死，在国恨家仇中未必不肯当兵，也有大量农村青年不怕死，他们渴望当兵抗日，4亿中国人中难道没有三百万青壮年自愿当兵？在中国历史上，外族入侵的时候，全民反抗的情形你难道一点印象都没有？赵宋王朝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的抗击外国侵略史；整个元朝都是反抗与镇压的历史；清初入关，也必须伪造证据与汉族攀亲带故，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才能稳定政权；至于近代史中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你凭什么说中国人民不愿抗日，而要靠抓壮丁来补充军队？好吧，就算是抓壮丁，对日作战的士气就一定不高昂？你怎么解释这些没有士气的军队是怎样熬过这八年抗战的？别忘了，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在短短的三年内，就从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变成绝对劣势，这才是丧失士气的表现！
你自己看看你自己写的什么？
“国家无恩于民，特别是无恩于农民。军阀与国共两党连年混战，国无宁日，谁来了还不都得交粮？【对！国共统区都要交粮，但你别忘了国军入红区是如何被坚壁清野的，这只说明农民愿意向中共交粮而不是国军，你妒忌吗？】皇军来了也一样。【好副汉奸嘴脸！皇军叫得多亲热。你无非想说中国农民向皇军交粮是无妨的，对吧？】农民大多没文化，故国文明的存亡又与他们何干？【你知道文化是什么东西？并非纸上写的才叫文化，不懂写字的文盲农民也一样有文化，文化就是传统，就是价值观。告诉你，中国的农民的价值观就是不愿当亡国奴！】农民凭什么就该有抗战热情？【你说为什么不该有？】可打起仗来农民不但得出粮，还得出兵，出血，出命。【不出血出命就当亡国奴，你怕死贪财，所以要当汉奸！】若不抓壮丁强征，谁肯自愿报名？【恐怕是你及你的同类不愿报名吧？】只有读过书的乡绅地主，舍不得自家财产和文化，才可能有抗战热情。【哦！你想说乡绅地主才是抗战的主要力量，想为私有制找根据？有财产才怕死不抗战，因为抗战是要破财的，舍不得有什么用？只有当汉奸才能保财。你说溜嘴了。】
抗战时国民政府规定，凡受过初中以上教育者，不在强征之列。到了这种时候，有钱人才肯出资办学，让自家子弟进学以避免服兵役。【这不自打嘴巴了吗？刚才说舍不得财产才有抗战热情，现在又说谋求逃避兵役了。到底谁要抗战？】结果到抗战结束，每个县都至少有了一所中学。日本侵华，歪打正著，促成了中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你原来想说日本侵华是大大的好事！】
乡绅地主虽有抗战热情，却舍不得子弟上前线，都送去上学了；自然还得从农民里抓壮丁。抗战兵源的大部份来自抓壮丁！用绳子栓成一串串的抓壮丁场面，才是国难当头，中国士气普遍真实的写照。”【那这些被抓来的壮丁这么卖命抗日干什么？你无非想说中国人没人愿意抗日，对吧？你忘了有多少外国人志愿来华抗战的？外国人尚且不用抓壮丁来华，本国人干嘛要抓壮丁才当兵？】
五、全民都拼光也打不过
战争如马先生这般计数，倒是奇闻！他说中国损失人口4千万，日本损失人口50万。实际上中国军民毙伤俘日军150余万，日本战败投降128.3万余人，中国军民伤亡共3500万以上。马先生把日本人的死亡数字（把他的50万当死亡数字吧）与中国的伤亡数字对比，真是用心良苦！
即使按马先生的算术来计算，他也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中日两国的人口基数相差巨大，就算中国每年损失四百万军民，日本损失五万军人，按相同的出生率计算，中国人口恢复的速度也比日本快，何况日本需要的是青壮年的军人，而中国只需要人。这种长期的消耗到底谁更能承受？马先生可能对时间完全没有观念。而且，他也完全不考虑绝对数字的问题，当日本人口数量降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到底还有没有能力在中国继续呆下去？这就是本土作战与对外作战的重大区别，马先生机械地计算数字，其思维方式真是幼稚得出奇！
以上载自网络，不是作者个人观点，但大部分观点作者认同。只是骂人是汉奸这些，作者不认同，你可以反对他的观点，但要给人说话的权利。马悲鸣先生的大作《中国军队是否真能打败日本？》，他的观点是错误的，中国是绝对可以打败日本的。这不是做我故意认为，而是有事实根据，在44年以后，即便没有美国、苏联的帮助，中国也能单独的在未来数年内（3到5年）打败日本。别的不说，仅凭借军事一条，就可以看出。因为中国八年抗战，积累了大量老兵，而日本陆军的老兵几乎已经伤亡逮尽，一长一消，看看46年解放军的英勇就能得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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