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稿箱]书名：圣斗士之邪恶射手暂存章节名：测试两下华夏先民不撒谎的年代，可能应该从女娲和伏羲那阵子算起。女娲被先民崇拜，当起于她跟伏羲结合，繁育了后代。“补天”之说纯粹是后来整理的“先进事迹”，至于“抟土造人”，那更是有意文饰、歪曲历史了。《周礼地官媒氏》中明确规定，担任“媒氏”一职的官吏，负有这样的职责：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男女在每年春二月的欢会中，可以自由择偶，不受约束地结合，是谓“奔者不禁”。无故不参加交合者，将受到惩罚。官方举办这个活动的目的是：解决“男女之无夫家者”的性饥渴，使天下得以“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恤怨旷”，从很久远的时代开始，就成了统治者爱民的政治表达。《管子入国篇》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种政治表达：凡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谓之合独。此处所说的“鳏”“寡”，应该是泛指一切无性伴侣的适婚男女，包括尚未婚配者和死了丈夫或妻子的未亡人。后世所谓“郑卫撸风”，指的就是盛行于郑、卫等国的“合独之风”。史载郑国“于溱、洧两水上举行契礼，即有男女相谑，采兰赠芍之事……”《郑风溱洧》这样描述了发生在溱、洧之滨的男女欢会：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再如《诗经》中的《风雨》《野有蔓草》《桑中》《东门之杨》《宫》等篇章，都能读到与此有关的描述。显然，此举除了含有繁育人口的政治考虑外，首先还是指向怨旷问题的，因为一旦怨旷问题得以解决，就可以实现人和，即安定团结的局面，人和则天时顺，天时顺则五谷丰登。否则，人怨将导致天怒，后果不堪。仲春之会当然也是渴求生育或祈求多子的愿望表达，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上古生殖崇拜的延续。与仲春之会同时举行的“高之祀”，名义上是皇家祭祀活动，为皇帝祈求多子而设，实际上仍是一种“会男女”的狂欢活动。有学者认为，高之祀可能就是仲春之会的一项内容，这说法是有道理的：仲春之会的意义既然可以提升到政治表达，皇家岂能不直接参与活动中呢？据《礼记月令》载：“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这就是说，高之祀在每年春二月燕子飞来之时举行，届时，天子将亲往；众多的嫔、御等宫廷女眷，也会在后、妃们的率领下参加。看起来祭祀活动非常隆重，场面热烈非凡，春色无边。但从上述文字看，天子和他的后妃嫔御好像是分散参与的。随后，在这“庄严隆重”的祭祀仪式中，会出现一种富于性刺激的、“颇涉邪淫”的舞蹈叫“万舞”，很像是印度人在崇祀“约尼”的祭典仪式中跳的那种肚皮舞！仲春之会的男女狂欢，部分地解释了“圣人无父”的原因，也由此可以证明此风的源远流长。在中国，所有各氏族的祖先中，没有一个能自举他的父亲为谁，也没有任何典籍能指明这些已被异化成神的人物是哪个男人的儿子，但他们却都有母亲――华胥履大迹而生伏羲、女娲；女登感神龙而生炎帝；附宝见闪电绕北斗而生黄帝；简狄吞玄鸟卵而生殷人始祖契；姜践巨人迹而生周人始祖后稷；女节梦陨星而生少昊；女喜吞薏苡而生大禹；女修吞玄鸟陨卵而生秦人之先大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上面那些神话中，殷人之祖契、周人之祖后稷与秦人之祖大业，这三位的母亲怀孕的日子，恰好都在高之祀、仲春之会的日子里；有两位的怀孕，史书明确记载与“玄鸟”有关。其中，简狄与姜同为帝喾的妻子，一个是后，一个是妃。其实，她们的珠胎暗结正是狂欢的结果。所谓“践巨人迹”“吞玄鸟卵”之说，纯系后人以“其父不著”为耻而杜撰出来的文饰之词，同时也含有神化本氏族始祖的意思。但在当时，这种“其父不著”的怀孕却很正常，没有人以为是丑恶的。帝喾一共四位老婆，就有两位婚外得子，而帝喾并未对她们有何惩罚；帝喾嫡生儿子尧帝继位之后，也没有对他的两位庶母有何指责。可见，后妃嫔御跟随天子参与高之祀以祈求多子，在当时已为典章制度所规定；而后妃于狂欢活动之后果然喜得贵子，也就是极为自然的事情了。至此已可发现，仲春之会、高之祀、合独之风，除了对于未婚男女来说，是为解决“怨旷”问题而设计的社会疏导外，对于并无怨旷问题的男女来说，则从文化上抚慰了他们渴求多配偶的原始性冲动。实际上圣妓的宗教卖肉也有着这样的含义：当群生聚处的杂交时代已成过去、婚姻形态固化了配偶关系之后，先民们以神圣的形式来纪念性伴数量不受限制的自由结合时代。这种欢会从上古一直持续到春秋时期，史载宋国的桑林、楚国的云梦等地都是举办仲春之会的传统活动地。近年在四川成都出土的铸有桑林野合图的汉砖，证实了当年在桑林举办的仲春之会有着极大影响。至于举行高之祀活动的高庙，则历代都设，通常置城南，如汉、晋、隋、唐皆如此。仲春之会、高之祀以及合独之风所倡的野合，仅只是华夏民族在性的自由化时期中，所作的一种酣畅淋漓的性表达而已。这种表达来自精神世界中非常幽远的结合崇拜和生殖崇拜。这是上古时期河流文化中不可抹杀的辉煌：野合中人们已可看出发达的文明；狂欢里渗透着显著的人文精神。当然，仲春之会，高之祀，以及在中原衍成习俗的合独之风，在后世极权政治日益强大、儒学日渐成为显学之后，逐渐被主流意识形态认定为有碍礼教的淫秽之事，属“精神污染”，经过道学家篦子般的梳理和“清污”之后，已然绝迹，有关记载也差不多荡然无存了。就连前面所举的那首本已经是非常含蓄隐晦的《郑风溱洧》，仍未逃过宋儒朱熹的严正批判，这位理学大师一针见血地指出：“此诗淫奔者自叙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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