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丁十六年，妇南率领商帝拨给的殷邑平民三百户一千余口，罪刑之徒两百人与妇南征伐鬼方所俘虏的三百名奴隶南下南巢，筑城定居。初得封国的妇南展现了不下于治军能力的治民天赋。

当然，我们要理解妇南的治民本领，也得先对商朝的政治理念有初步概念。

以今日的观点而言，商代的政治理念兼有儒家，道家，法家等三大政治学派的风格。这是因为儒，道，法三家的政治学说都受是在商政的启迪下演化生成的新说。尤其是儒家。据胡适之先生推论，儒者在商朝的本意指的是主持各种典礼中的人。当代的甲骨文新发现证实胡适的猜测。甲骨文中的”儒”字是在一个”人”字的腿部周围点三到四个点，象征一个人在沐浴的状况。大典之前自然要斋戒沐浴，所以聪明的古人就以一个沐浴中的人代表主持典礼的”儒”。所以《说文解字》上说，”儒者，柔也，术士之称”。周武王封纣王的哥哥微子启于宋，治理殷商那些”义不附周”的遗老遗少。所以春秋时很有名气的宋国一直保持商朝的礼仪风俗。而这个政治上的权谋却促发了日后三千年的文化进程。依据《史记》，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圣人虽然生于鲁国，但他的原籍是宋国，而且是成汤一脉的王族。他十一代前的老爷爷弗父何原本继任宋国的国君，但因故让位给宋厉公。虽然在他的”六世祖”时就搬家到鲁国，但他这一家在鲁国很有名，被视为”圣人之后”。名门之后，家学渊源，虽然孔子的老爸叔梁纥不才(孔子就是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的私生子，家门无光。所以最讲孝道的孔子在葬母时至为尴尬，没有名份，如何能让颜氏与叔梁纥合莹呢？他只好特别考据礼裕，另外择地葬母)。幼年就成为孤儿的孔子对家学颇为向往，他小时候的扮家家酒，就是”常陈俎豆，设礼容”。整个一最讲究礼仪的儒者本色。因为他既是”圣人之后”，又能刻苦自学，长大之后倍受各方推誉，他自己也以天下自任，而以”天生德于予”为口头禅。于是揉合三代与周以来各种政治，礼俗与哲学观念，开创其光前裕后的独门学派，为”儒”一字开创全新的含义。

道家的老子李聃则是陈国人。陈国的历史可以追考到上古时期，在商朝是王畿旁边的忠诚方国，直到纣王时的牧野大战仍保持愚忠，拒不认清时势起义，积极为商廷出兵抵御周武王大军。虽然如此，但是在周初怀柔政策之下，陈国国君也得到殷遗民的待遇，被周王封为公爵。陈国的国祚延续到春秋时楚国灭陈为止，所以老子也颇习殷礼。据胡适推论，事实上老子可能才是殷朝正规儒者的传人。老子最讲不争为争，”弱之胜强，柔之胜刚”，这是殷代儒士的特色。例如《说文》就特别在儒字上加注，说这个字已经有”柔”的意思。虽然老子在东周国都洛邑的国家图书馆”藏室”得了份工作，也是著名的礼仪专家，但他老人家对周朝最讲究的周礼却打从心底唾弃，而将殷儒的柔道发展至极。所以他将专程到洛邑向他”问礼”的孔子狠狠讽剌一通，说孔子骄傲，多欲，故作正经而志大才疏。要孔子藏拙：”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真是比出身正统殷儒的孔子还殷儒。在历代相传为伊尹所著的几篇文章，以及马王堆汉墓挖出来的《九主》部份原文，显示伊尹确实启发了日后被称为”黄老治术”的道家政治学说。

至于法家，则是东周时期逐渐自成一格的新学说，由韩非总其大成。韩非讲，行法要讲究”道”，”法”，”术”，”势”。而其行法根源之”道”，实际上就是伊尹与老子讲究的道。

虽然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无法细考商朝的典章制度(孔子说：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但于政治学说之大要，则不难藉由现存典籍推考。例如《尚书》中的商，周书各篇，相传为伊尹亲着的《九主》等文章，以及三礼，《周易》，《诗经》及诸子百家各篇中的吉光片羽，都清晰说明商朝的施政理念。

商朝政治理念的重心，可以总结为”行中庸，施仁政”。伊尹说：”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尚书。太甲下)。而其施仁政的方法则兼有儒，道，法三家之长。

仁政的具体发起要由自身作起,推己及人,一如《中庸》中从自身修养作起的施政原则一样.只不过伊尹所提倡的原版修身方法,与孟子之后儒家所提倡的那套大不相同,反而类似道家的反璞归真.伊尹说:”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将先取.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啬其大宝.用其新,弃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于天年.此之谓真人.昔者,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响者不于响于身,善影者不于影于形,为天下者不于天下于身.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言正诸身也.”(吕氏春秋,季春纪,先已).

仁政的施政方向要顺从自然天道，要”敬顺天命”。换言之，政府能不扰民就不扰民，只要让自然万物能顺应天时运行，而在天时失序时采取补救措施，就是好国王。而万物之灵的人民自然也是大道中的一部份。所以政府对人民的生活孳息，要在不放任成奸的范围内，作最少程度的管束，抽取最轻的赋税。例如买个房子，人民爱多少钱买就多少钱买，不产生其它如何如何之议题。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扰之则鱼碎”。没有积极的干预与管理，”帝力于我何有哉”，才是上古先王的治国理想。而如此政府组织中的政府官员，更不会产生什么滥权腐化的”作风问题”。所以伊尹这套，必然能让米塞斯(ludwigmises)，哈耶克(friedrichhayek)之流自由主义经济论之新奥地利学派慑服。老子说的”无为而治”，讲的就是这个原则。伊尹说：”反(返)其道而身善矣；行义则人善矣；乐备君道而百官已治矣，万民已利矣。三者之成也，在于无为。无为之道曰胜(任凭)天，义曰利身，君曰勿身(凡事要作到不需自己作)。勿身督听，利身平静，胜天顺性，顺性则聪明寿长，平静则业进乐乡(向)，督听则奸塞不皇(惶)”(吕氏春秋，季春纪，先已)。

那如何在放任管理之下保持人民的克己复礼，不致放任成奸呢？伊尹给成汤立下的办法，就是要当个”法君”。放任管理与法治社会并行。依照万物运行的规矩，制定适度的法律。伊尹说”法君者，法天地之则者。志曰天”。继而选择合适的官员行法，国王就可以不说一句话，整天在宫里修身养性，无为而治。伊尹说：”事分在职臣。。。法君之佐佐主无声。。。得道之君，邦出乎一道，制命在主。下不别党，邦无私门，诤理皆塞”。因为法律所明文禁止者已经是最基础的自然法(naturallaw)规范，所以对触法者要予以不留情的严惩。人民不敢触法，官员只依法行政而无其它花样，整个政府至最理想程度，就能成为一个无声的政府。伊尹说：”故法君之邦若无人。非无人也，皆居其职也”(伊尹。九主)。

国君能从修身作起，行仁政，重法纪，择官守，不扰民，就能达到伊尹对知错能改的商帝太甲所陈述的理想国度：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终始惟一，时乃日新。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其难其慎，惟和惟一。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俾万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绥先王之禄，永厎烝民之生。呜呼！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无自广以狭人，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尚书。咸有一德)。

后代的儒，道与新起法家的政治学说，各走入程度不等的偏锋。道家的政治理论传承者忽略设官敷职的重要，而武断以浑然先古为追求之理想；法家虽然也讲”道”与”仁”，但遵行法家的战国强权则是最积极干预管理民间生活的战时体制，所以只讲”法”，”术”，”势”而不谈其根源之”道”，竟然成为苛政的代名词。

至于儒家，其施政理念与伊尹以来顺天应时的消极管理，行仁布德之政并无不同，只是将伊尹所重的”法”转为”礼”，改”法治”为”礼治”，其根本原理大致相同。而孔圣人又在伊尹政治理论上加上社会福利观念，这就是传诵千古的大同世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养。鳏寡孤独废疾之人，皆有所用。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运大同篇)。

虽然后代政客喜欢将此附会为如何发展国家管制力量的积极管理，但是原文明明以”谋闭而不兴”为追求，不背伊尹之道。只对必要的养老，失业，救济与育幼处，提倡民间自发的互助，达到社会福利的目标。谁说儒家要政府积极干预？不过自汉武帝独遵儒术以来，就将儒家政治学说附会到政府作积极干预的正当性。其实汉初所谓黄老与儒家之争，也就是应不应该积极推行国家风俗”礼”的教化问题，没有政治上应不应积极管理或干预之说。汉武帝的”罢黜黄老”，只在建明堂，改官服上满足儒家学说的形式，其”行儒”实际上是为其扩大君权之积极干涉管理找借口而已。

礼失求诸野。今天我们中国人已经忘去了老祖宗的教诲，但在如北欧等世界居住环境最理想的国家的施政却颇有华夏古风。洋人的施政，正是重视社会福利，于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保持自由放任，减少政府干预的基本原则。虽然他们的政治理论完全由另外一套基础衍生而来，但殊途同归，也能不大悖于孔夫子的教诲。所以孔子的原始儒家(不是孟荀之后的儒家)能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引导中国政治原理三千余年。这是孔圣人只所以被称为圣人的原因。虽然也有”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之说，但传统的儒家政治道德，在三千余年中有力制约皇权。国家的诤臣引用儒家道德制约皇帝的欲望，贤明的皇帝运用儒家道德崇礼布政，造成一代又一代盛世。即使如汉武帝等只是找个借口的皇帝，他们对满口仁义的诤臣也不好直指迂腐，其施政更需要打着仁政的幌子。但若要面子的皇帝能将仁政德治当口头禅，这政府又能恶劣到那里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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