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南明王朝的悲歌

刘惠恕

当大西军三将军试图与永历小朝廷合作、联明抗清之时，也是南明王朝最困难的时刻。在永历王朝之前的南明，共产生过四个政权。

南明第一个政权是福王朱由崧于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在南京建立的，年号弘光，史称“弘光政权”或“福王政权”。这个政权被东阁大学士马士英与阉党、兵部尚书阮大铖控制，政治黑暗，贪赃妄法，内部矛盾重重。弘光帝对外不作防御清军的准备，对内在其朝廷的党争中，支持马士英、阮大铖等佞臣宦官，排斥以史可法为首的原东林党人。史可法名义上是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却被排挤至杨州，虽挂名“督师”，手中却要兵无兵，要将无将。这直接导致了弘光政权的灭亡。其大致过程为：

弘光朝建立者弘光帝朱由菘（？－1646年），是明神宗朱翊钧孙子、崇祯帝堂弟、福王朱常洵长子。崇祯帝死，1644年5月，他被凤阳总督马士英与总兵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等人在南京拥立为监国，随后称帝，改年号为弘光，建立了南明第一个政权。弘光朝在军亊上设“江北四镇”为外藩（亦称“四藩”），其中：兴平伯高杰镇守徐州、泗州；东平伯刘泽清防守淮安、扬州；广昌伯刘良佐镇守凤阳、寿州；而黄得功晋为侯爵，镇守滁州、和州。

弘光政权在政治上施行“款清灭寇”（也称“酬虏灭贼”）策略，亦即欲借助满清军队力量，剿灭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对清军则指望通过吴三桂与之和谈，酬报清军以使其退出山海关外。弘光帝曾以对等礼仪，派使者左懋第诏谕清国，在诏书中提出四事：安葬崇祯帝及其皇后；以山海关为界，关外土地给清国；每年给清岁币十万，并“犒金千两、银十万两、丝缎万匹、犒银三万两”；清建国任便。但清政权并不接受弘光朝提出的这一卖国和约，左懋第一到北京即被囚禁，使事失败。

弘光帝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不思进取，试图通过效法南宋高宗的做法，与满清政权签订卖国和约的方式偏安江南一隅。其在朝政上亦极端腐败。他不理朝政，沉湎酒色，强征民女入宫，委权于马士英、阮大铖等佞臣宦官，排斥以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人。弘光朝又搞出了所谓的“三疑案”——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来惑乱朝政。

大悲是个和尚，俗姓朱，与潞王相善。由于东林党人曾想立潞王为帝，此时大悲和尚来到南京，弘光帝怀疑他是来为潞王刺探情报，将其下狱，定为死罪。

“太子案”是有一个自称是崇祯太子朱慈粮的年轻人，从北方来到南京，弘光帝怕自己的帝位被夺，定其为“假太子”，投入狱中。

“童妃案”是当年李自成克洛阳，时为福王世子的朱由菘扒城逃脱，在开封城与周王府宫女童氏私定终身。朱由菘继帝位，童妃千里寻夫至南京，弘光帝拒不承认，将童妃投入狱中折磨致死。

这三大案闹得弘光朝乌烟瘴气，东林党人围绕这三大案，与阉党党争激烈。当时镇守南京上游的左良玉，与东林党人有旧，与马、阮等阉党及弘光帝相互猜疑。“太子案”为他提供了借口，便以“清君侧”的名义，领兵浮江东下。时清豫亲王多铎率领的清军在进占西安、击败李自成军后，横扫中原，直扑江北，进抵淮河一线。此时的弘光帝与马士英等人不思抵抗，却命令驻江北防线的明军回师攻打左良玉，以致江北防线大开，清军剩机攻打杨州。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十七日，清军进至距离扬州二十里处下营，次日兵临城下。扬州城中士民多砸坏城门抢船外逃。

而当时镇守杨州的史可法，名义上虽是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挂名“督师”，手中却要兵无兵，要将无将。史可法“檄各镇援兵，无一至者。”仅左都督总兵刘肇基率所部四百人驰援，守北门。史可法城内可用之兵除刘肇基驰援部外，仅有以何刚为首的忠贯营，兵力相当薄弱。使史可法守城真正陷入绝境的原因是：弘光朝立朝之初所设立的外藩“江北四镇”中，竟有三镇统领降清。其中：

四月十九日，东平伯刘泽清北遁淮安先降清；随后，兴平伯高杰部提督李本深率领总兵杨承祖等向清豫亲王多铎投降；稍后，广昌伯刘良佐也率部降清。江北三镇统领的降清，使史可法守杨州先全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四月二十一日，屯瓜洲总兵张天禄、张天福带领部下兵马出城投降。四月二十一日，甘肃镇总兵李栖凤、监军道高歧凤带领部下兵马四千入杨州城，两人欲劫持史可法，以扬州城降清。史可法大义回复：此我殉国处，尔等要富贵，可自便。二人见无机可乘，于次日率领所部并勾结杨州城内四川将领胡尚友、韩尚良一道出门降清。史可法听之任之，不加禁止。

由于杨州城墙高峻，清军攻城大炮尚未运至，多铎派人招降史可法，史可法致《复多尔衮书》拒绝投降。史可法于扬州西门楼写下四道遗书给他的家人，希望在他死后，夫人和他一起殉国，愿归葬钟山明太祖孝陵之侧。时总兵刘肇基劝史可法乘清军大军未集之际，先行派兵出城背城一战，以死中求生，被史可法拒绝。四月二十四日，清军始以红衣大炮攻城，入夜扬州城破，史可法被俘，不屈而死。刘肇基率所部力战，杀敌数百人阵亡，何刚下落不明。清军占领扬州城后，因曾遭抵抗，下令屠城十日，扬州百姓死亡逾八十万人，史称“扬州十日”。

史可法作为弘光朝重臣，缺少政治远略，是“款清灭寇”政策的积极倡导者；他作为镇守杨州城的统帅，虽仰慕岳武穆人格，却驭兵无方，任军中将叛变；而在守城的关键时刻，又拒绝刘肇基乘清兵围城军未集、派兵出城背城一战以求生的正确建议﹙这是拯救杨州的最后机遇﹚，最终导致杨州城沦陷，八十万民众被屠。因此，史可法对于杨州之战的失败以及弘光朝的最终败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他在关键时刻拒绝投降、以死报国，这种民族气节还是值得肯定的。

杨州城陷，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多铎率领清军渡江后直扑南京。警报传来，弘光帝尚在饮酒作乐，慌忙收拾行装，于十日深夜携妃从通济门出走，弃城逃至芜湖黄得功军中（江北四镇之一）。次日，清追兵到，朱由菘携妃避入黄得功船中。清军与南明军水战，黄得功部将田雄、马得功决意降清，剩乱箭射黄得功喉部，黄中箭自刎死，田雄、马得功绑朱由菘及其妃送清军邀功。五月二十五日，弘光帝被押回南京，当年九月送北京，次年被杀于北京宣武门外的柴市。明亡后成立的南明第一个政权至此灭亡。

弘光朝是南明的第一个政权，也是最为可耻的政权。弘光朝成立之际，明都虽亡，但半壁山尚存，民气尚存。如不是君王贪图安逸，文恬武嬉，不思进取，弘光政权无论如何也不至于成立一年即败亡。

南明第二个政权是由潞王朱常淓建立的杭州政权。

朱常淓（1608年－1646年5月23日）是明神宗朱翊钧侄，潞简王朱翊镠第三子。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闰四月袭封潞王，甲申之变后逃亡至杭州。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下旬，弘光帝朱由崧被俘的消息传到杭州，当时逃亡至杭州的弘光朝大臣马士英、阮大铖、朱大典、袁宏勋、张秉贞、何纶等拥立朱常淓为监国，六月初七（1645年6月30日），邹太后（弘光帝朱由崧嫡母）命朱常淓监国，懿旨曰：“尔亲为叔父，贤冠诸藩。昔宣庙东征，襄、郑监国，祖宪俱在，今可遵行。”六月初八日（7月1日）称监国于杭州。次日，黄道周建议朱常淓在十日内即位称帝，但朱常淓胆小怕事，不敢称帝，却根据佞臣马士英的建议，派陈洪范作为代表与清军和谈，以割让江南四郡为条件，欲与清军划江而守。但由于陈洪范早已降清，此事不了了之。弘光元年六月十一日（7月4日），清军逼杭州，马士英、阮大铖、朱大典等不战先逃。内奸陈洪范回到杭州后，与张秉贞等劝潞王勿战，郊迎清兵，开城投降。楚王朱华壁劝说潞王背城一战，潞王不听。弘光元年六月十三日（7月6日），朱常淓开城降清。当年九月与朱由崧及弘光朝廷的其他被俘官员一起被押送至北京。翌年四月初九日（1646年5月23日）与朱由崧、秦王、晋王、衡王、德王、荆王等九王俱在北京被清廷处决，罪名是：“谋不轨”，亦即欲谋拥立朱常淓叛清。

在明末王裔中，朱常淓是一位艺术家，他精通音律，著有《古音正宗》，收有琴曲五十首；善围棋，编有《潞藩辑纂万汇仙机棋谱》十卷，记载古代棋谱、流行棋式和变化、各种残局和死活棋形等。但他实在不是当政治家的料，清军围城，身为社稷之主，却不战出降，最终仍难免一死，实在是可耻之极。

南明的第三个政权是唐王朱聿键于顺治二年（1645年）在福州建立的“隆武政权”，亦称“唐王政权”。

朱聿键(1602-1646年)，字长寿，出生于唐王府，为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早年因家族内斗，被老唐王朱硕熿将其父子（朱聿键之父为当时的唐王世子朱器墭）囚禁在承奉司内四年，朱聿键苦读儒学典籍磨时。此后，朱聿键父、唐王世子朱器墭被想袭唐王位的弟弟于崇祯二年（1629年）毒死，朱聿键得以继位为“世孙”，同年老唐王也去世。1632年（崇祯五年），朱聿键得以继位为唐王，封地南阳。朱聿键在王府内起高明楼，延请四方名士。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初一，朱聿键因为父被毒死一事报仇，杖毙两位叔父福山王朱器塽、安阳王朱器埈。同年八月，清亲王阿济格率兵攻北直隶，克宝坻，逼北京，京师戒严。朱聿键上疏请勤王，崇祯帝不许，竟不顾“藩王不掌兵”的国规，招兵买马，自率护军千人从南阳北上勤王。行至裕州，巡抚杨绳武上奏，崇祯帝勒令其返回。归途和农民军交手，互有胜负，乃班师回南阳。因明朝对藩王防备极严，藩王可在王府内享乐，却不能兴兵拥将离开藩属。朱聿键因罪惹崇祯帝震怒，冬十一月下部议，废为庶人，关进凤阳皇室监狱七年。崇祯帝改封其弟朱聿鏼为唐王。朱聿键在凤阳狱内受到陵监石应诏虐待。1643年（崇祯十六年）得凤阳巡抚路振飞拯救洗冤，崇祯帝下旨杀陵监石应诏。1644年（崇祯十七年），崇祯帝在北京自缢，南京拥立从洛阳逃出的福王子朱由崧为帝，改年号弘光，实行大赦。在广昌伯刘良佐奏请下，囚在凤阳的朱聿键被释，并封南阳王。朱由崧令朱聿键迁至广西平乐府（今桂林南），朱聿键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启程，途中，在苏州闻清军已破南京，弘光朝亡。六月，朱聿键行至杭州，遇潞王朱常淓，奏请其监国，不听，请朝陈方略，不允，知潞王不足成事，遂由当时镇江总兵官郑鸿逵护送往福建。朱常淓向清军献杭州城投降，时朱聿键尚在途中浙江衢州，被南安伯郑芝龙、巡抚都御史张肯堂与礼部尚书黄道周等拥立为监国。清顺治二年（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六月十七日，朱聿键于浙江衢州检阅军队并发布誓词，表示将亲提六师恢复中原。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二十八日，朱聿键在福建建宁正式称监国，二十天后，于福州称帝，宣布从七月初一起，改元弘光年号为隆武元年，改福建布政司称福京，改福州行在为天兴府，改布政司为行殿。又升郑芝龙为平虏侯、郑鸿逵为定虏侯，封郑芝豹为澄济伯、郑彩为永胜伯。以黄道周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蒋德璟为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朱继祚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曾樱为工部尚书、东阁大学士，黄鸣俊、李光春、苏观生等人为礼、兵各部左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纵观隆武帝人生经历，他应该是南明诸帝中唯一能肩负起恢复大明江山的救世英主。但可惜的是时运不济，他一直被郑氏家族集团架空。而郑氏家族集团的首领——郑芝龙、郑鸿逵、郑芝豹、郑影等，都是海盗头子出身，数十年纵横福建、广东、浙江沿海一带，兼商兼盗。他们崇祯初年虽受招安，但实为割据一方的军阀。郑氏集团中的惟一忠臣是郑成功，但郑成功当时力量尚弱，不能给隆武帝以实质性帮助。郑氏家族当时傲慢无上，卖官鬻爵，搜刮百姓，甚至超过弘光朝的马士英。以致当地“受害者延颈待清兵，谣曰‘清兵如蟹，曷迟其来！’”由此可见隆武帝在称帝之初，已是根基不稳，其败可预知。

而在隆武帝在继位之初，依据大明伦序，更有资格继承皇位的是当时在帝广西的桂王，但桂王离江南太远。此外，明遗臣拥戴唐王朱聿键继位的另一原因是：他的封地在南阳，这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起家之地，众臣推唐王朱聿键为帝，是想把他作为重振大明的标志。但隆武帝大典之曰，并不顺利，大风突起，拔木扬沙，致掌玺官的坐骑受惊跌落玉玺，损坏一角。众人皆心惊不祥。但隆武帝仍从容登基，表示平复天下的决心。

时清朝下“薙发令”，引发民众反抗及嘉定三屠惨案（清朝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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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降明朝诸王多被杀，导致原本已降清的明朝浙江防倭总兵王之仁重举义旗，与张国维、张煌言、钱肃乐等前明遗臣，在绍兴推举鲁王朱以海（1618－1662年）为“监国”。朱以海，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鲁王朱檀九世孙，崇祯十七年（1644年）袭封为鲁王。清兵入关后，他流徙台州（今浙江省临海县）。朱以海被拥立监国时，为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弘光帝被俘后，鲁王政权当时尚不知道隆武政权已在福建成立的消息，仍旧沿用“弘光”年号。这样，便导致两个朱明同姓政权并存的现象，双方都不肯退位归藩，以致后来互杀来使。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双方各自手下的大臣均争“拥立之功”。两个朱明政权同室操戈的现象，也大大削弱了南明的反清力量。

当时的鲁王君臣，想快速攻下明朝副都南京，以使“监国”变身“皇帝”合法化。但鲁王军弱，清顺治二年（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八月，南明将领方国安、王之仁率兵一攻杭州，同年十二月，方国安、王之仁、马士英率兵二攻杭州，皆大败而归。顺治三年（1646年）夏，清征南大将军博洛率数万大军从杭州越过钱塘江，乘鲁王与隆武帝争王分立之机，对鲁王军队发起进攻。鲁王军队原想与清军划江而守，不意该年浙江大旱，一向水深浪急的钱塘江干涸，清军马队从江中旱地及水浅处尽数渡过，方国安布署的钱溏江防线顿时崩溃。六月初一，清军占领鲁京绍兴。越国公方国安、原弘光朝兵部尚书阮大铖等鲁臣18人率兵降清，兴国公王之仁死节，大学士张国维及鲁重臣余煌、陈函辉、陈潜夫等，在清占浙东府县后死节，督师大学士朱大典率军死守金华城二十日，城陷后集全家于火药局，用绳索捆绑于火药桶上引燃，毁家纾难。时鲁重臣兵部尚书黄宗羲集兵三千余人，拟入太湖抗清，行至乍浦(今浙江省境)，闻钱江防线师溃，其集兵亦散去，黄率余众五百人结寨四明山，继续抗清。

而在绍兴未失之际，先此投靠鲁王的原弘光朝佞臣马士英、阮大铖等，欲使部将劫持鲁王降清。鲁王察觉后，单身逃石浦，在定西侯张名振的护卫下，登船入海，以南澳岛为根据地抗清，顺治六年（1649年）入据舟山，和南明名臣张煌言（1620—1664年）谋划复明。顺治八年（1651年），舟山被清兵攻陷，鲁王在张名振、张煌言陪同下，取消“监国”名义，赴夏门投靠郑成功。郑成功原为隆武帝臣，不满意鲁王大敌当前，还与隆武帝争长，削弱抗清力量。但念鲁王是明宗室，仍以礼相待，安置居于金门。康熙元年（1662年），鲁王欲浮海重返南澳岛发展军力，引起郑成功不满，派人将其沉杀于海中，终年45岁（一说朱以海病死。）。

鲁王朱以海被推戴为监国之初，就与福建隆武帝政权争正统地位，如此不顾大局的做法，削弱了南明抗清力量，应加谴责。但鲁王坚持清，至死不渝，在明王室后裔中，仍属较有作为的一员，其民族气节，仍值得肯定。

在鲁王政权行将失败之际，福建隆武政权亦处于三面受困的境地，一是受制郑氏家族，隆武帝屡次下令出兵恢复，郑氏兄弟均以各种理由推脱；二是要防鲁王军队偷袭；三是李成栋率领的清军节节进逼近。顺治三年（1646年）春，清将金声桓军占领吉安，向赣南推进。九月，清将高进库军围赣州，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坐视不救，导致赣州失陷，守将杨廷麟、万元吉投水死，兵部尚书郭维经自焚死。重镇赣州失陷，对于隆武政权来说，是重大战略失败，因为从此，联结湖南、福建、广东三省的咽喉之地，落入清军之手，在江西、湖南等地的南明军被清军各个击破。南明复国大业终难重振。

无奈之下，隆武帝声言要亲自北伐，以挽颓势。总领大军的郑芝龙却只想保存实力、割据福建，对隆武帝的要求置之不理。时已过花甲的老臣黄道周眼见郑氏家族按兵不动，对隆武帝表示：“与其坐而待亡，不如君臣共出一拼。我为大臣，当先皇帝而行，以为人臣表率。”

隆武二年（顺治三年，1646年），清贝勒博洛率军攻福建，当年七月二十二日，黄道周自己出钱，连同友人资助，共带白银万余两，携弟子数名慷慨出征。福建各地义民闻之而附者万人（一说三千人），隆武帝感动落泪，亲自送行。但由隆武政权的人、财、物皆在郑芝龙家族掌握之中，隆武帝只能给这位忠臣以一百道空白委任状，无一两军饷和一个士卒的实际支持。

黄道周自组的军队称“扁担军”，出闽入赣，进至江西广信（今上饶），清军已抢先占领了黄道周原建为驻军基地的徽州。隆武二年（1646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黄道周在徽州婺源县（今属江西）明堂里被清督张天禄率兵三路围攻，兵败被俘，死难者千人。黄道周被清军关押两个多月后，在南京东华门死节，死前坐地高呼：此处与太祖皇帝陵寝甚近，可于此处杀我！见市坊中有福建门牌，又道：福建，皇帝正在那里，临行拜君，臣子之礼。言毕，他南向再拜，慷慨就义。与黄道周同死者，尚有职方主事赵士超等数位门人。

黄道周北伐兵败身亡，隆武帝决意“御驾亲征”，他不顾郑氏阻拦，携数千兵从福州抵达延平，准备冒险出湖南。隆武帝的战略意图是：进入明清双方激烈争夺的江西地区，西连湖南何腾蛟，东控福建郑芝龙，背靠广东，以此控制全局并摆脱郑氏家族的操控。如在江西得手，则利用浙东鲁王兵力牵制清军后方，以何腾蛟军出湖北，东下长江，席卷江南。

为了实施这一战略计划，隆武帝十二月十六日带兵数千离开福州，二十六日到达建宁，开始做西进赣州的准备。但隆武帝始料未及的是：在他出征之际，时驻长沙任湖广七省军务总督的何腾蛟，害怕隆武帝旦入他的辖区分权，对于隆武帝要求他派兵一万人迎驾的诣意拒绝执行；郑影等人忽弃新城（今江西黎川）而逃，门户大开；郑芝龙早已暗中与清兵约降，福建各关隘均无人把守。未久郑芝龙降清，郑成功与其父决裂，率部南下。当时李成栋统领的清军在浙江大胜，先后克绍兴、东阳、金华、平州，不久又玫陷郑鸿逵所守的仙霞关，兵入福建，陷建宁，直扑延平。有关史料所记隆武帝兵败过程为：

隆武二年八月二十一日（1646年9月29日，一说次日），隆武帝得知清军已陷仙霞关的准讯，出逃延平，想取道汀州去江西。在危难时刻，酷嗜读书的隆武帝仍然“载书十车以行”，这无疑延慢了军队的行速。隆武二年八月二十八日（1646年10月6日），隆武帝行至汀州，在汀州城外关帝庙被清军追上，部将周之藩谎称自己是隆武帝，掩护帝后逃走，舍身杀敌数十人，后脑中箭，坠马而死。清军继续追杀，将军熊纬督二十余人阻击清追兵，箭中喉咙而死。隆武帝则下落不明。

据《清实录》记载：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将军入闽，连下建宁、延平等府，“闻伪唐王朱聿钊遁走汀州，遣护军统领阿济格尼堪、杜尔德等率兵追击，直抵城下。我军奋击先登，擒斩朱聿钊（即朱聿键）及伪阳曲王朱盛渡、西河王朱盛佺、松滋王朱演汉、西城王朱通简并伪官、伪伯等，抚定汀州。……获伪玺九颗，马骡辎重无算”。

一说因南明重臣郑芝龙拒不发兵，使清军长驱入福京，于长汀俘获了朱聿键和曾皇后，将二人分押入轿子送福州，在闽江支流九溪边停下休息时，曾皇后窜出轿子，哭喊陛下宜殉国，妾先去了，纵身跳崖而死。隆武帝几次想自尽，因清兵严密监守而未成，后绝食而死在福州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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