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孙可望叛降淸王朝

刘惠恕

上章已述永历六年（顺治九年，1652年）李定国湘桂大捷与衡阳大捷的取得，使南明王朝转危为安。但是作为南明王朝的主政者孙可望却未能很好地利用这一形势继续扩大战果，而是加紧了他篡位代明的步伐。但是孙可望的个人野心既不能被当时的永历小朝廷所接受，也不能得到与他共同起兵的两位结义兄弟李定国与刘文秀的认可，而是徒增南明王朝的内耗。这便导致当时南明与清政权已趋平衡的战局开始逆转。这一逆转过程具体是过通过三个方面展现出来：

一是李定国在孙可望的排斥打击下，所指挥的抗凊战役节节失利。

在孙可望心目中，李定国始终是他实现篡位代明目的最大障碍，因此必欲除去而后快。还是在永历六年（顺治九年，1652年）李定国取得桂林大捷时，孙可望表面上奏请封李定国为西宁王，背地里却令李定国副手冯双礼对其暗加监视，又另派一支军队尾追李定国军后，欲借机除掉李定国。

永历七年（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李定国正屯兵宝庆，已侦知清兵放牧于湘江东岸，在道路中设伏欲夺这批马匹，时值衡阳大捷未久，士兵士气高涨。孙可望却率军赶到沅州，派人召李定国到沅州议事，实则暗设埋伏，准备伺机除去李定国。孙可望三天中来信七封，催李定国前来议事。李定国无奈放弃奇袭，率军向沅州进发。而李定国留在贵州的部下此时探知孙可望的阴谋，立即派人密报李定国，李定国左右为难。如果不去沅州，孙可望会以违抗军令之名兴师问罪；如去，则必然遇害。行至紫阳渡口，又遇刘文秀子刘震派人秘报李定国：“可望俟其至即收杀之。”刘震这一做法是承其父命所为，因为孙可望设计欲杀李定国的图谋事先己被刘文秀洞悉。李定国在听到刘震秘使劝阻后不觉泪下，说道：“盗贼终不可与共事也，然我仍以君子长者之心待之。”李定国遂致函孙可望坦城言天下大义，谓：“今日大好战局取得非易，如不珍惜，失败就在眼前。若协力，大明江山可复。望吾兄三思，切勿听信谗言，自相残害，使仇者心快。”孙可望接信后非但不知改悔，反而恼羞成怒，引兵前来攻打李定国。

李定国为避免自相残杀，不得已率兵离开湖南，前往广西全州。他行前对部下说：“今日大胜，却遭无端猜忌，且我与刘文秀同时起兵于云南，战功俱在，一旦有误，则前功尽弃。但为了顾全大局，衡阳之战未收全功，却只能半途而废。”诸营将士皆云放弃战机可惜。最后随同李定国南下广西的战士约5万余人。

李定国宝庆撤兵，可谓南明与清战场形势变换的转折点。在取得衡阳战役胜利后，李定国如乘胜追击，可直下江南，把战术优势转化为战略优势。但因孙可望内讧，贻误战机，且孙、李矛盾时已被清廷侦知，永历七年（清顺治十年，1653年）二月，清廷再派贝勒屯齐屯齐（1614—1663年）为将，将兵入湘，李定国在衡阳大捷之后攻略的土地全失。

此后，永历七年（顺治十年，1653年）二月，李定国撤兵南下至湖南永川（近广西界），清军紧追不舍，二月底，清军陷永州，李定国移师龙虎关（今湖南桃川西）。三月，广东义师罗锦鼐迎接李定国军入粤。在广东义师的支持下，李定国连破开建（广东封开）、德庆，军抵肇庆城下，又分兵攻克四会、广宁、三水，完成对广东肇庆城的包围。

李定国的战略目的，是先夺取南明旧都新会，进而掌控广东全省。这是因为在李定国的心目中，夺取广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可以一改南明政权的颓势。因为在明末，广东一省的财政收入几近于广西的十倍，其丰富的财赋收入和物资，可以支援南明军队作战。此外，（此时的南明军分散各地，实力并不弱，只是被长期的内讧削弱，也没能建立一个统一的联盟，才让清军各个击破。）收复广东后，可将大西军控制的云、贵、滇，夔东十三家控制的川鄂交界地区，郑成功、张煌言控制的闽浙沿海地区联成一片，一改往日反清武装各自为战的被动局面。但是李定国又深知凭自己一军之力，不足以取广东，便于致书当时在福建厦门一带活动的抗清明将郑成功，邀请他会攻广州。但郑成功当时正忙于与清人谈判招抚问题，置之不理。李定国设想的郑、李第一次联合行动未能实现。

永历七年（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二十六日，大西军开始三面围攻肇庆，由于清军拚死抵抗，围攻一月未能破城。至四月八日，时驻广州的清平南王尚可喜与部将耿继茂率铁骑重兵驰援，李定国兵败，被迫撤围退军柳州。当时总揽南方战局的清大学士洪承畴闻知李定国兵败，派人前来劝降，被李定国拒绝。

当年七月十三日，李定国又率兵两万进攻桂林，围攻七昼夜未克，只得退回柳州。而此时的孙可望却完全不顾大局，一心想置李定国于死地。八月，他派冯双礼率兵偷袭柳州。李定国早有准备，伏兵于江口芦荻中。当冯双礼来攻时，李定国率精兵出迎，冯双礼连忙退兵，而伏兵四起，冯双礼只得自投水自尽未成，被俘，李定国传令勿杀，晓以大义，从此冯双礼暗中已归顺李定国。

时至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1654年）初，战场形势又朝着有利于南明政权方向发展。当时南明鲁王舰队在定西侯张名振率领下，由海路攻入长江，直抵镇江。郑成功也遣水军攻占崇明，清军沿海一带告急。而李定国军队经半年多休整，已恢复元气。当年三月，他率领数万军队并配备十三匹战象从及铳炮等武器，二度东征，连破廉州（广东合浦）、雷州（广东海康），占领罗定、新兴、石成、电白、阳红、阳春等县。五月，进攻高州，清守将张月降。六月，再攻梧州，虽因清兵有备不克，但广东、广西各地义师群起响应。李定国当时控制了廉、雷、高一带，十分高兴，题字“一匡天下”，以示恢复决心。

但李定国明白，要想攻克广州，首先要控制广州的门户新会。但他的兵力不足，这一计划需要得到郑成功的配合才能完成。当年七月，李定国再次致函郑成功，邀他会攻新会。李定国在信中指出：“会城两酋（尚可喜、耿继茂）恃海撄城，尚稽戎索。兹不谷（李定国谦称，原自先秦诸侯之长的谦称）已驻兴邑，刻日直捣五羊；然逆虏以新会为锁钥枢牖，储粮悠资，是用悉所精神，援饷不绝。不谷之意，欲就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劳而下。”李定国在信中注明援兵不得迟于十月以后，同时又提出与郑氏联姻，以巩固双方的盟谊。李定国又联络了粤东水陆义师王兴、陈奇策等部，号称二十万大军，将新会包围。当年十月十四日，李定国开始攻城。新会是一个水网城市，城池坚固，又是广州西南的门户。此役关乎广东全局，其战略意义明清两军皆知，因此战争打得异常艰苦。李定国选择长期围城的方法，先后采用挖地道、大炮轰城、伐木填壕等战术攻城，但都遭到清军的顽抗，连攻两个月不能得手。此时，城中清军因被围困日久，粮草耗尽，只能掘鼠捕雀为食，浮萍草履充饥。到了腊月，城内清军粮尽，下令屠杀百姓为食，“略人为餔食，残骼委地，不啻万余”。新会一战，城中“饥死者半，杀食者半，子女被掠者半”，犹如人间地狱。但是此时城外的明军，却因长期作战而遭瘟疫横行，无力再攻。

李定国只能命令罢攻，并采用围困战术，建造行宫，设置官仓，向诸县征收盐米，以静俟郑成功援军的到来。这一做法却使城内使清军有了喘息之机。但是被李定国寄予极大期望的郑成功，如同去年肇庆之战中不肯援手一样，对于这一次李定国的求援函，出于自保与坐山观虎斗的心态，仍是虚与委蛇，未能如约派遣援军。在战争最为艰苦的时候，新会城指日可下，但李定国军队受到严重瘟疫传染，无力再战，李定国一度派人向孙可望求援，希望他以大局为重，共举抗清复明伟业。孙可望却不发一兵一卒，坐视李定国兵败。

时至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1654年）十二月十八日，清将尚可喜、耿继茂及清廷靖南将军朱玛喇率十万满汉强兵来援，清军以铁骑兵冲垮李定国左军，李定国依恃的战象被惊散，城内清军复岀，以致使大西军全线崩溃。清军乘胜追杀二十里，尸横遍野，李定国只得渡横江焚浮桥以解新会之围。

总结新会之战李定国军队败因，首先是因为郑成功失信，援兵不致；其次是因为李定国军队受到瘟疫传染，战斗力严重下降；再次是因为孙可望不发一兵一卒，坐视李定国兵败，以致给了清军强援来到的时机，陆续攻占了李定国此前收复的两广州县，使李定国进退失据，只好再次退兵。当李定国败退回南宁府时，孙可望却全然不顾抗清复明的共同利益，下令凡李定国部队所经之地，都要将粮草烧毁，以绝其归路，同时又派出四万大军，阻拦李定国向贵州进军。由此足见李定国指挥的新会战役的艰苦。李定国撤出新会时，沿途六、七十万百姓自愿跟随撤退，李定国善慰百姓撤离，而广东高、雷、廉三府，肇庆、罗定所属三州十八县及广西横州、郁林一带原李定国掌控地区，全部沦落清军之手，广东义师也随之失败。当李定国退抵南宁时，身边兵力仅余六千余人。经此之役，李定国兵力大损，从此再无力进行东征之举，他试图恢复两粤一统中原的雄心，也终成泡影。

南明与清战局的逆转，其次体现于孙可望加紧篡位代明步伐所导致的南明政权实力自损及其所指挥的宝庆之战的失利。

当李定国在抗清主战场上节节失利时，时人将主要责任归诿为孙可望的从中破坏。孙可望为了早日达到其篡明登基的目的，一方面加快其“逼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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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另外则组织了对清军的宝庆之战，以给自己立威。

根据史书记载：孙可望迁永历帝至安龙后，永历朝已徒有空名。孙可望自称“国主”，居贵州省城，大造宫殿，设文武百官。初时尚遵守永历帝名号，其后来的行为则皇帝无异。凡军国大事均由孙可望在贵阳裁决，然后在形式上通知永历帝认可。又规定一切衙署的称谓前都要加“秦“字，孙可望在贵阳设立了内阁六部，建立太庙和社稷，制订朝仪，他名义上是建立南明永历王朝的秩序，实质上是为将来的篡位做准备。时人谓“时可望假天子名号令中外，调兵催饷，皆不上闻。生杀与夺，任意恣肆。帝在安龙，一不与闻。”当时南明辖区内的相当一部分文官武将除了奉行永历年号外，心目中亦只有孙可望这位“国主”，而永历帝则被置之度外。孙可望又积极为自己禅让皇位准备条件。如兵部尚书任僎借天命倡言“明运已终，事不可为矣”，主张由永历帝禅位给孙可望；编修方于宣则为孙可望“定天子卤簿，定朝仪。言帝星明于井度，上书劝进。”早在永历帝被迎至安龙的时候，孙可望曾经一度准备去安龙陛见。任僎却说：“国主欲进安龙，二龙岂便相见?”于是，孙可望始终未去安龙行晋见皇帝礼节。

为了及早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孙可望又收买永历帝身边的人，监督永历帝的一举一动。如权臣马吉翔暗中依附孙可望，对太监庞天寿说：“今日大势，已归秦王，我辈须早与结纳，以为异日之地。”他又与孙可望派驻安龙的提塘官张应科等结拜兄弟，诉说：“秦王功德隆盛，天下钦仰。今日天命在秦，天之所命，人不能违。我辈意欲劝粤主禅位秦王，烦两公为我先达此意。”他又请永历朝廷的郎中古其品为其画一张“尧舜禅受图”准备送给可望，古其品为人忠正，拒绝作画，马吉翔怀恨，私报孙可望，孙可望命人把古其品锁解贵阳杖毙。争等。另有史籍记载：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1654年)五、六月间，孙可望曾专程返回云南昆明，准备登基称帝，由于选定的吉日大雨如注，而无法举行即位大典。孙可望在贵阳自设内阁、六部、科道等官，地方文官武将也一概自行任命，官印由明朝的九叠篆文改为八叠1654年(永历八年)八月在昆明举行乡试，“父老相传此《题名录》刻秦甲午科字样。”有的史料记载：孙可望在方于宣等人策划下，“定仪制，立太庙，庙享三主：太祖高皇帝主于中，张献忠主于左，而右则可望祖父主也。拟改国号曰后明，日夜谋禅受。”

孙可望的这些所为，早已超出了永历小朝廷的忍受程度。也导致原大西军“三兄弟”间的矛盾和“孙李内讧”。为求自保，永历朝中大臣只能暗中请李定国救驾。据史籍记载，大学士文安之是建议召李定国统兵入卫的主要策划者，他曾判断：“刘（文秀）、李（定国）之交必合，众志皆与孙（可望）离，但未知事机得失如何也。”为了摆脱孙可望的严密控制，永历朝廷着手秘密联络李定国。朱由榔在私下对内监张福禄、全为国说：可望待朕无复有人臣礼。奸臣马吉翔、庞天寿为之耳目，朕寝食不安。近闻西藩李定国亲统大师，直捣楚、粤，俘叛逆陈邦傅父子，报国精忠，久播中外，军声丕振。将来出朕于险，必此人也。且定国与可望久有隙，朕欲密撰一敕，差官赍驰行营，召定国来护卫，汝等能为朕密图此事否？

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1654年）初，永历皇帝慑于孙可望的威逼，在大学士吴贞毓等人的支持下，秘密写信给出征在外的李定国，请求回来护驾。先后派出林青阳为密使，时李定国在湘、广西指挥作战，不暇内顾1652年11月至1653年6月，林使李军中无回音。复派周官为秘使，见李定国于军中。永历帝怕内奸文安侯马吉翔告密孙可望，以收复南宁后需派重臣留守为名，让马吉翔前往。马吉翔离开安龙赴任后，周官即秘密上道，永历七年（顺治十年、1653年）十一月，抵李定国军营，李定国读了“词旨哀怆”的敕旨，“叩头出血，曰：臣定国一日未死，宁令陛下久蒙幽辱，幸稍忍待之。臣兄事可望有年，宁负友必不负君”。李定国在给大学士吴贞毓的信中又说：“粤中未定，进退维艰，凡事须密，责在老先生。”。一说新会战败，李定国无法在两广发展。中书金公趾（金维新）便以《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翦除奸雄的故事，劝他回师滇黔。永历九年（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永历帝又一次派使臣周官赴南宁告孙可望“僭逼”之事。李定国接血字诏书，伏地痛哭不能起，表示誓死为永历帝铲除奸逆，恢复江山。此时洪承畴正用“两粤合剿”之策，全力压缩南宁，李定国备受威胁，于是决计回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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