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官行事原进展顺利，不意马吉翔到达广西后，遇到来自李定国军中的永历朝臣刘议新，刘议新正为讨好孙可望无机会，见马吉翔后，竟将永历帝两次密谕李定国领兵安龙救驾的事和盘托出，并谓：“定国得敕，感激流涕，不日且至安龙迎驾。”马吉翔得报大惊，立即派人将所得机密飞报孙可望。可望得报后大怒，派亲信将领郑国、王爱秀于1654年（永历八年）正月初六日进入安龙“皇宫”，逼迫永历帝说清事件原委，“索首事之人”。永历帝朱由榔推诿：“密敕一事，朝中臣子必不敢做。数年以来，外面假敕、假宝亦多，尔等还要密访，岂皆是朝里事？”郑国、王爱秀不信，于三月初六日逮捕吴贞毓等与密敕有关的官员约二十人，严刑拷打，蔡等人为了掩护永历帝，承认是部分朝臣勾结内监张福禄、全为国瞒着永历帝私自矫诏密敕李定国。郑国追问：“皇上知否？”蔡等一口咬定：“未经奏明。”郑国与永历朝中依附孙可望之人无法可想，只好以“盗宝矫诏，欺君误国”的罪名定案，向秦王孙可望报告。可望命令以永历朝廷名义组织审判，于三月二十日以张镌、张福禄、全为国为首犯，处以剐刑；蒋乾昌、徐极、杨钟、赵赓禹、蔡、郑允元、周允吉、李颀、胡士瑞、朱仪昶、李元开、朱东旦、任斗墟、易士佳为从犯，立即处斩；首席大学士吴贞毓为主谋之人，姑念为大臣，勒令自尽。这就是南明史上有名的“十八先生案”。这十八位遇难大臣，也是南明历史上最后一批死节之士。“十八先生案”导致永历帝身边可用忠正之臣贻尽，尽陷奸侫包围中。从此，孙可望更加跋扈，为防备李定国返滇，又派亲信刘镇国、关有才屯兵田州（广西田阳），加以阻止。

在处理完“十八先生案”后，孙可望认为朝内大局已定，为了最后登上皇位，尚需对外建立军威，以压倒李定国在大西军中的威望，因此组织了宝庆战役。

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1656年），孙可望携亲信将领白文选、冯双礼等统兵十万，由靖州（今湖南靖县）经武冈进至宝庆（今湖南邵阳）。三月初六，清定远大将军屯齐带领满汉主力由永州北上宝庆迎战。十五日驻兵岔路口，距孙可望军白文选、冯双礼、马进忠营地周家铺约三十里。次日，天雨，两军于周家铺列阵，孙军驻山顶，地势险要。当晚，孙可望率亲军由宝庆府赶来增援。十七日，孙军以优势兵力向下山向清军发起进攻，清军分路迎击，结果孙军大败，被清军缴获马匹百余，战象一头，清军并趁胜占领宝庆府。当然此战清军损失亦大，正黄旗两名蒙古梅勒章京韦征、武京先后阵亡。战后孙可望率残部退往贵阳。南明政权原控衡州、武岗、靖州、辰州、沅州、黎平等州郡均陷于清军之手，民死者将百万，清平南王尚可喜也派舟师夺取了广西的梧州和桂林。李定国和大西军将士原靠苦战取得的大好局面，被孙可望破坏殆尽。

南明与清战局的逆转，其三则体现于李定国安龙救驾成功后孙可望指挥的曲靖劫驾之役失败与降清。

李定国得以赴贵州安龙救驾成功，利用的正是孙国望前往指挥宝庆（今湖南邵阳）之战的时机。时李定国经广东新会之战失败，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1654年）冬撤军至广西南宁休整兵马。在闻知孙可望将大举出兵湖广的消息后，于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月率军前往安龙（原贵州安隆千户所城），欲接永历帝赴昆明。

当时孙可望已得知李定国救驾的情报，急派部将刘镇国、关有才领兵驻扎田州（今广西田阳）阻截李定国率军北上，并下令“凡定国必过之地尽焚刍粮，以绝其归路”。李定国则抽调精锐，“军中尽易皂旗”，昼夜兼程，三天就进至田州。刘镇国、关有才不明来军的底细，不敢应战，“乘空马驰去”。定国以大局为重，下令不准军队追逐二将，只派前骑传呼：“西府驾来！”刘、关部下士卒均在道两旁下跪迎接。李定国则传谕安抚：“若等无恐，吾于秦王兄弟也，以细人之言相间，今已无他。若等归营，吾将劳汝。”“于是两兵相遇欢欣如父子兄弟。明日，定国发二万银犒之，且令休息。诸军皆呼千岁。”

孙可望得知李定国突破田州防线向安龙进发的消息后，急派大将白文选于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月前往安龙，欲把永历君臣迁入贵阳，以置于自己的直接掌控下。白文选虽是孙可望旧部，却并不赞成孙可望对于永历帝屡加侮凌，以“舆徒不集”为理由，拖延移跸时间。孙可望又派亲信百户叶交祯赴安龙催行，时“宫中哭泣不止”。白文选又借故意拖延迁驾时间。

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1656年）正月，李定国军抵安龙已不远的。二十日凌晨大雾弥漫，李定国派数十名骑兵直抵安龙城下，绕城高喊：“西府大兵至矣！”城中欢声雷动。二月十一日，炮声由远及近，李定国大军已抵达安龙城郊。当时驻安龙城郊的刘文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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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孙可望亲信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仪掌控的驻云南兵力共五万人，云南守将议论要以兵拒。刘文秀私下会晤李定国说：“孙可望与董卓无异，但是诛杀了孙可望，也难免会出现像曹操那样的奸雄。”李定国指天发誓，表示一定效忠明室，决不学做孙可望。于是两人合计，认为迎驾原本是孙可望的主意，现正可将计就计，瞒住孙可望亲信，将皇室平安接入云南。

二十二日，李定国入城朝见永历帝，这也是君臣的初次相见。永历帝说：“久知卿忠义，恨相见之晚。”李定国则激动流泪，答道：“臣蒙陛下知遇之恩，欲取两粤以迎銮舆，乃不惟不副臣愿，且重贻陛下忧，至万死无能自赎。”又出示背上所刺“尽忠报国”四字给南明廷臣看，南明廷臣均受感动，一致同意迁廷入滇。李定国回营后，与白文选协商移跸事宜，一致认为以云南昆明为好。一月二十六日，永历帝启程安龙，二月十一日抵云南曲靖，三月二十六日入昆明。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1656年）四月，永历帝改昆明为”滇都”，封李定国为晋王，朝中大事悉归李定国处理。另封刘文秀为蜀王、白文选为巩国公、原固原侯王尚礼加封保国公、将军王自奇为夔国公、贺九义为保康侯、秦王护卫张虎为淳化伯、水军都督李本高为崇信伯。其中李定国所封“晋王”，地位至尊，“明朝三百年唯有一人”。

李定国迁驾安龙的重要的意义，是使永历帝从根本上摆脱了孙可望的掌控，孙可望再也无法实现他禅明登基当皇帝的图谋。这样，孙可望盘踞的贵州，同李定国、刘文秀辅佐下的昆明永历朝廷，虽然名义上同属南明政权，实质上已成敌国，孙可望自然无法容忍这一现象的存在，决定通过武力劫驾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重新夺回对于永历小朝廷的掌控权。而李定国仍从维护抗清大局出发，希望双方能够和解。他先请刘文秀拿着永历帝敕书请孙可望上朝参政，遭拒绝。一说刘文秀更写血书交给孙可望进行劝谏。李定国又送孙可望妻子归黔，孙仍不愿和解。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1657年）五月，李定国又派白文选入黔议和，孙可望竟蛮横地扣押白文选其指挥的军队。李定国再派孙可望旧部张虎去前往说和，临行前永历帝特赐金簪给张虎，希张虎开导孙可望。不意张虎是两面派，在永历帝面前称是，见孙可望后却谎称永历帝赐给我金簪，让我杀你。孙可望听后大怒，联络王自奇、王尚礼、关有才为内应，决定讨伐昆明，劫驾永历帝，这终导致南明政权的内战不可避免。

孙可望决意发动内战，但其辖下大西军将士多不支持，孙部将马进忠、马宝、马惟兴密谋帮助李定国，因此建议孙可望归还白文选兵权，请白文选将兵。孙可望不知是计，便任命白文选为征逆招讨大将军，以马宝为先锋，自己另率一军殿后，合兵十四万，以“清君侧”之名出师。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1657年）八月，孙可望率大军由贵阳出发，而当时驻昆明城中的李定国兵力不到三万人。

李定国采用了其惯用的诱敌深入战术，使孙可望军队一路未遇抵抗，进攻到了云南曲靖附近的交水河畔（云南沾益）。这时李定国军已经隔岸摆好阵势，以逸待劳。九月十九日，双方在交水河畔会战，时孙可望拥兵十四万，李定国、刘文秀方领合军五万人，因兵力悬殊，军心浮动。孙可望见李定国大军驻交水河畔，估计昆明空虚，又派马宝、张胜领兵前往偷袭，与王尚礼里应外合，劫持昆明城内的永历朝臣，这一计划却被马宝事先告知了李定国。这时白文选又派人通知李定国：“其军己做好反戈准备，请速战，迟战必败。”李定国接通知后，立即摧兵前行。两军尚未接触，孙可望突然发现其前军大乱，纷纷后退，原来是前锋将领白文选不愿内战，已率部投向李定国。孙可望大怒，亲自率领精锐强行渡河。而半渡之际，李定国发军突袭，双方混战时，白文选率所部5000铁骑横向冲击孙可望左军主将马唯兴军。马唯兴又临阵倒戈，率所部与白文选部合兵冲击孙可望后阵，连破数营，而孙可望军士兵多不愿内战，许多人脱掉号衣，跪地高喊：“欢迎晋王!”“归顺晋王!”孙可望大惊，喊道：“诸将何以均叛变！”拔马回逃，最后其所统领的十万大军仅剩50余骑随其逃走。

而孙可望在回逃途中，所过镇将皆闭门不纳。过贵州时，贵州守将冯双礼谎称追兵巳到，亦闭门纳不纳，反是将孙可望的妻子、家眷等送出城外。无奈之下，孙可望最后于当年十月，仅率二十几员将领及残兵数百名（一说仅率手下仅剩的十余人），赴清军武冈大营投降负责湖广军务的清朝大臣洪承畴，要求借兵复仇，“以雪望深仇”，并奏请发兵进取西南，愿“偕诸将进讨”，以“效奉国初心”。

洪承畴见孙可望来降，喜出望外，将孙可望安置于长沙，并立即上报清廷。清廷高度重视孙可望的来降，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1658年）二月，孙可望在长沙被册封为“义王”，举行了册封典礼，旋即召其进京面圣。五月初二，孙可望抵京，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大批文武高官出城迎接，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场面隆重。次日，顺治帝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十天之内，皇帝共赐宴三次，赏银两次共—万二千两，另外赐府第、解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红极一时。为了感谢清廷的恩遇，孙可望尽吐永历朝与西南军情虚实，又不断写信替清廷招降自己旧将。

孙可望的降清，可谓可耻之极。他带领残众投降洪承畴时，交出了大西军在西南地区的布防图，这是孙可望在历史上留下的最后一幕。因孙可望的出卖，而使原打算跟南明划江而治的清廷，尽知南明军力虚实，导致李定国和西南抗清武装最后失利，以及南明永历小朝廷的最终覆灭。黄宗羲痛斥孙可望“可望之肉其足食乎！”但是孙可望的降清，并没有给他带来实际的好处。对于孙可望“借兵复仇”’的要求，清廷始终未能满足他，只是把养了起来。对于这位“一代枭雄”，清廷显然有足够的警惕。当孙可望出卖了大西军的一切，清廷看到孙可望已失去利用价值时，便开始了对他的打压之举。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1658年）七月，有御史弹劾孙可望擅用公家的驿传，将白身无官的弟弟孙可升接到京城完聚，孙可望连忙上书请罪。次年，又有人揭发孙可望放债，顺治帝命内阁学士去孙可望义王府中宣旨斥责。孙可望归降的第三年，永历帝逃往缅甸，西南大局已定，已失去利用价值的孙可望，永历十四年（顺治十七年，1660年）十一月“随出猎被射死”。此时距孙可望降清，只有三年的时间。

有关孙可望的死因，当时的记载有分歧。清朝官修史书《清史列传》及徐鼒《小腆纪年附考》，说他是病死的。但自清初以来的野史记载对此均表怀疑，如戴笠的《行在阳秋》和吴伟业的《鹿樵纪闻》，都记载他是随从出猎时，被人用箭射死的。林时对《荷牐丛谈》更记孙可望是被赐毒酒而死的。孙可望究竟是怎样死的，当时占主导所说说是非正常死亡。亦即狡免死，走狗烹。

而孙可望死后，他的后人同样也未得善待。康熙七年（康熙七年，1666年），朝廷下令将孙可望子、义王孙征淳的年俸由五千两减为三千两。康熙十一年，孙征淳病死，其弟孙征灏请求袭封，经议政王、大臣会议，降封为慕义公。孙征灏死后，其子孙宏相再降袭一等轻车都尉。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清廷终于决定：“孙可望子孙所有世职，嗣后不必承袭。”而且还将孙可望编入《贰臣传》乙编中。从此，孙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最后的痕迹。由此亦足见清廷对干这私位辨变节者的篾视。

孙可望（1602-1660年12月21日），陕西延长人，小名旺儿，出身贫苦，在张献忠起事时，加入义军，被张献忠收为养子，赐姓张（称张可望）。因骁勇善战，足智多谋，曾大败前来征剿的明军，而被军中称为“一堵墙”。大西政权建立后，受封为平东将军，地位列众将之首。在主持南明政局时，孙可望并非一无是处，已见前述。想当初，孙可望若是一心只当他的“国主”，“挟天子以令诸侯，”而不是想着禅明登基当皇帝，其地位将不会动摇，其历史结局要好得多。或是其劫持明室失败，与李定国言归于好，退隐山林，大西军队伍当不致分裂，南明大业仍可维持，孙可望的历史评价也将是另写了。

孙可望并非是毫无作战经验的人，交水之战，以强攻弱，之所以会速败，就其实质因素分析，是孙可望试图禅明登基，野心很大，却德不配位，最终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战后，刘文秀、白文选率军追赶孙可望溃卒，李定国还师昆明，结果马宝反正，张胜被擒，在昆明城内充当孙可望内应的王尚礼自尽，内战平息。

王尚礼（？—1651年），原南明固原侯，后封保国公，但他却是孙可望的亲信。孙可望发动欲劫持永历朝的叛乱时，命他为内应，劫持永历帝。由于图谋被马宝外泄，王尚礼想翻入城中作内应时，被黔国公沐天波所擒，押送朝廷让卫士看管。沐天波擅使流星锤，经常藏锤于袖中。该日，他害怕从众中另有内应，会生出变故，于是拿出流星锤舞得上下翻飞，观者无不心惊。王尚礼长叹一声说道：“已是笼中之虎，就不劳您国公动手了。”言毕自尽。王尚礼之死，是孙可望劫驾叛乱中的最后一个插曲。他是孙可望的亲信将领，事败自尽身死，在与他共同出身的原大西军将领中，算得上是知耻者。如果以成王败寇的标准来评价，王尚礼也算得上是一条好汉了。他的人格比起孙可望事败降清，不知道要高出了多少。

2021年3月21日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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