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我们还握有制空权。我们防兵力不足，无法阻止敌人的夜间进攻。但是，我们采取如下

办法曾获得一次很好的机会，给敌人以严厉的惩罚。这个办法是，在夜间收缩部队，让部队

与部队之间紧紧衔接在一起，到昼间，则以步坦协同的分队发起强有力的反冲击。因此，我

极力要求我们的指挥官占领一系列有利的高地，而且，为诱使敌人在夜间实施突破还要适当

配置部队。

这样，我们便能依靠优势的炮火支援和空中火力支援在昼间将敌人消灭。

我很清楚，我们将被迫放弃一些阵地。但是，我希望部队能在周密地勘察并精心构筑后

方阵地之后有秩序地按照调整线实施后撤。在这个问题上，李总统派给我的当地劳工大队帮

了大忙，他们构筑了供我们后撤时占领的阵地。

我还知道，为了使部队恢复斗志，必须让部队明白指挥人员对他们的安全是关心的，不

会用他们的生命做无谓的冒险，也不会丢下被敌人切断的部队不管。所以，我极力向军长、

师长说明：不允许丢下任何部队让敌人压垮和消灭；要奋力解救被切断的部队，除非主要指

挥官本人通过分析认为，解救这些部队会损失同样多的部队甚至更多的部队。

下面不妨举一个例子说明我们所采取的做法。我听说，某军长在给一位师长的指示中命

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扼守某个阵地。于是，我命令马上把这段话勾销。只有集团军司令本

人才可以向一支大部队下达这样的命令。我对他们说，除非我亲自勘察了地形，观察了现场

的情况，并确定有这样做的必要，否则，我决不下达死守阵地的命令。

军长和师长们对于我的有关配置强大的兵力以便在昼间实施反冲击的指示还是遵照执行

的，但是，我发觉他们助措施不够有力。结果，我们失掉了许多重创敌军的好机会。我知

道，我必须竭尽全力，确保不再发生此类事情。

下面的士兵肯定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失败情绪，但是，总部乃至华盛顿认为我们有可能

被迫全部撤离朝鲜半岛的这种带失败情绪的看法多少会传到下边。十二月底，参谋长联席会

议将如下看法通知麦克阿瑟：中共部队现在十分强大，如果他们全力以赴，完全可以迫使联

合国军撤出朝鲜。

在中国的新年攻势取得胜利之后，麦克阿瑟同意：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改变其决定

（不向我们提供大规模增援；不封锁中国海岸；不空袭中国大陆；不许轰炸满洲的基地；不

放国民党军队“出笼”），则在没有极其重大的政治原因的情况下，“我们的部队应以作战

情况允许的速度尽快撤离朝鲜”。

我从不认为敌人能把我们赶出朝鲜，也不同意从朝鲜撤退。当然，我是随时准备遵照上

面的命令将这支军队带到任何地方去的——返回日本或者再次越过“三八”线。但是，我认

为，不管什么决定，都应尽量提前作出。这样，如果下达撤退的命令，我便能做好充分的准

备，秩序井然地撤退，将部队顺利地由港口运走。我非常清楚，如果突然决定实施预先毫无

计划的撤退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没有时间搜集足够的船只尽快将部队顺利转移出去；无法预

先周密地部署防御圈；无法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合理安排撤退行动。如果做出了撤退的决定

并过早地泄露出去，甚至仅仅出现有关这种决定的谣言，这会对南朝鲜政府产生怎样的影

响，我也是清楚的。因此，我强烈要求，如果做出撤退决定，一定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

严防走漏风声。

此外，还有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即如何来安置南朝鲜的军队、地方官员以及战俘。我

们决不可将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武器装备又很差的南朝鲜士兵（在以往的艰苦岁月中，他们

一直很英勇地与我们并肩战斗）、李总统及其政府弃置不顾，丢给虎视耽既的敌人。我们只

能坚决履行我们的义务，保障这些人员以及政府和民间机构中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全体人员的

安全，除此而外，没有其他办法。我当时估计，这一类人员的总数接近一百二十万，并且就

此向上面作了汇报。

战俘问题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如果我们真要撤退，如何处置这些战俘，我还没有现成的

办法。但是，我认为，我现在就得将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而且，还必须强调一下问题

的复杂性，因为，为了看管这些战俘，我们要派出很多的部队，并且要为战俘拨出大量的食

品和物资。

这个问题以后究竟会棘手到何种程度，我那时当然是没有预料到的。

关于在何种情况下撤出朝鲜的问题很快就定了下来。

杜鲁门总统以其一贯具有的洞察力做出决定：只有迫于军事上的需要，美军才撤离朝鲜

半岛。他授权麦克阿瑟，在他认为迫不得已时，可以自行将部队撤出朝鲜，以便确保部队的

安全，或者完成其保卫日本的根本使命。

可是，我们仍须做好实施远距离后退的准备，我们甚至有可能被迫退回釜山。关于敌人

的实力情况，我们此时了解得仍然不够。敌人每天都在广播上吹嘘，决心要把我们赶人大

海。这一回，我不想组织临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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