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懒得说话，懒得说一句话，只想一个人冷静地待着，她说，显然她正被痛苦折磨着，看她那表情，要是有一座敞开的墓穴，她会径直走进去，躺下，自己给自己举办一次葬礼。
喂，你那个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到现在还没有个结果吗？我问道。
唉，说来话长啊，迢迢满目沧桑地说。
讲故事者的故事
只要你活着，你的烦恼就会像飞来飞去的苍蝇，撵也撵不走，迢迢说，最近我一直在研究，研究怎样才能摆脱掉烦恼。
研究的结果呢？我问她。
除了死，没有其他选择，她说。
要是那样，放下尘世的生活，去给造物主做伴，从此与烦恼绝缘，岂不很简单吗？去做就是了，我说。
哪有这么简单啊，要叫我服毒或投河，我可不干，要找一种既不痛苦又不破坏形象的死法难着呢，，反正到目前为止，我没找到，她做出一副很伤脑筋的样子。
我告诉她，在亚马勋河流域生活的土著，有这样一种风俗，人到了一定的年纪，活也活腻了，就摆下盛宴，一通畅饮，在沉醉中让人把他浑身涂上最甜的蜜，抬到一个茅草屋里，就不管他了。转天，人们再去的时候，茅草屋里就只剩下一堆白骨了，血肉都叫当地的一种叫阿南戈的蚂蚁吃了……
哎呀，别说了，简直是太可怕了，她像一匹受了惊的小马驹，嘶鸣着尥着蹶子阻止我，不让我说下去。
那么好，我住口，你来说，我举双手投降。
我说？我说什么呀？我有什么可说的？迢迢撅着嘴巴，装模作样地反问我。
说说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当然，如果你认为你可以对我说的话，我眯起眼睛瞧着她。我始终把她作为智力相等的伙伴来对待，从来没觉得年龄和性别有什么差异。
迢迢说：我爱的那个人，比我大十岁，是一家渔具商店的经理；那个爱我的人，则比我小两岁，是一个出租汽车司机。
你跟他们俩是等距外交，还是均保持零距离接触？我问她。
她说：我倒是想跟我爱的人多亲近点，可是不能，他有妻子，有一纸法律文书制约着，只有周末的时候，他才招呼我一起去泡吧。你知道，我不会喝酒，就托着腮坐一边看他喝……
我都能想象得出，迢迢坐在那个卖钓鱼杆的家伙旁边，痴情地凝望着他的表情。我跟堇子刚结婚那会儿，我写作的时候，堇子也是那样痴情地凝望着我的。那时侯，她已经怀孕了，一边抚着自己的肚子，一边笑眯眯地端详着我的一举一动。我们有过很和谐的一段快乐时光。唯一不和谐的地方，就是她有洁癖，我要是哪天没洗澡就睡了，她一定要把我叫醒，洗过才行。我写作的那群哥们儿来侃大山，谁不小心把烟灰弹落在地下，她总是不等人走，就用墩布去擦干净，弄得人家很尴尬。不管怎样，我们的那间小屋，在堇子的精心呵护下，永远是窗明几净，被街道评为卫生之家，还在门楣上挂个小锦旗。
每次从某个作家家里串门回来，无论对方多么知名，她都说：你写你的，早晚你会超过他，我相信。我常常被她的话所感动，感动的结果是，熬更多的夜，写更多的字，却并未像她所期待的那样，知名到茅盾或张天翼那种程度。茅盾和张天翼是她最喜欢的作家。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堇子变了，这种变化是潜移默化的，以至于等到我发现了，已经晚了……
就在我的思绪四处飘荡找不到地址停留的时候，迢迢又讲起爱她的那个人：那天，从酒吧出来，已经很晚了，她爱着的那个人怕他老婆跟他翻脸，就匆匆地告辞了。我醉了，摇摇晃晃地爬上了一辆出租车，由于喝得太多了，她几乎连自己的住处都说不清楚。等她第二天清醒过来，发现自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早有人给她准备好了洗澡水、浓咖啡和挂面汤，那个人就是开车的司机，也正是爱着我的那个人。我们就是这么相识的。
不单单是靠面包
我的脸，据说，从生下来的那天起，就这么沧桑。十二的时候，就跟二十差不多。不过，教授说，这样的脸孔一般来说，不显老，到六十岁上，也还是现在这个模样，顶多会头发白一点而已。
究竟到六十岁，我的光辉形象会怎样，我不知道，但是我起码知道，截止到目前，我这个配备了五官的椭圆形的玩艺儿，给人的第一印象虽谈不上纯洁天真，却也没有发育成对龌龊都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地步。
所以，当我再一次走进教授的心理诊所的时候，又面对着那些跟我一样的病人们审视的目光，那目光锐利而警觉，锐利而警觉得让被审视的人手脚都无处放，尽管我紧张，紧张得几乎喘不过气，但是我故意摆出一副地下工作者打进敌人内部时通常有的那种表情，那种大义凛然、临危不惧的表情。
西西去跟教授接洽，而我一个人只好孤零零地站在那，座位已经没有了，整个客厅就跟春运期间的火车车厢一样拥挤。一个打扮得像修女一样的女孩过来，问我：你也忧郁？她的舌头似乎不太灵光，含糊得嘴里好像含了一颗话梅。我也忧郁，我说。“修女”死死地端详了我半天，仿佛我这张脸生来不配忧郁似的。所以，我赶紧补充了一句：我总想从二十层楼上跳下去。哎呀，你竟然都有自杀倾向了！“修女”的惊叫吸引了差不多所有人的眼球。但是，我发现他们注视我的眼神发生了化学反应，柔和了，甚至亲切了，这让我觉得客厅里的氧气充足多了，可以做深呼吸了。
又过来几个人跟我握手，做自我介绍，可惜我一个都没记住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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