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上扑面而来的颓废气息正是当时生活的艺术写真。

“性的封闭”与“国门炸开”

明代的“颓废”镜照出统治者摇摇欲坠的权力金字塔，末世浮华的生活为世人在沉重的“性禁忌”和“禁封闭”压抑下透露出一块小小的自由空间。

但满族征服中国后，中国人的性态度又一次变本加厉地压抑起来。往昔男欢女爱的欢乐气氛再次转变为壁垒森严的自我禁锢。

它意在将异族征服者拒之于自己私生活的大门之外，同时也把危险关闭在门内，因此形成后世中国人性心理上的畸形与病态。清皇朝的“闭关锁门”政策与“性封闭”奇怪地搅在一起，国人穿着长长的衣杉，留着长长的发辫，每一个都成了一个封闭的怪物。

直到邪片战争的船坚利炮轰隆隆地“炸开”了中国的国门，人们才如井底之蛙般幡然醒来。“五四”点起的叛逆之火不仅烧毁了一个腐朽没落的皇朝，而且也将人们心头的精神枷锁烧掉了，“性”的生命力再次张扬起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在“性学”的研究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被誉为“性博士”的张竞生写出了许多有些偏激和反叛的文章。

1927年前后，中国还出现了许多与性知识有关的刊物，《新文化》、《性杂志》、《性欲周报》、《性三日刊》、《性报》，等等。

但这种“性”的解冻到后来又变得一天天紧缩，到文革达到空前的“禁锢”。

但中国人有着惊人的恢复能力和凝聚力，中国人的生活观也有着一种沉静的，顽强而又充满自信的力量。这种深深地隐藏在中国文化中的潜在的、不可征服的生命力虽有其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的因素，其终极的原因一时无法推究，但男女之间的“性”调节不能不说是中国种族和文化长期绵延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如潘光旦先生说的：“精神生活的健全与否，和性观念的正确与否，有极密切的关系。”

从“性的封锁”到“国门炸开”，其间的血的教训难道不值得国人好好反思的吗？

“乱伦”之舞与“贞节”之血在发掘国民的劣根性上，不少人都看到了宦官文化对民族性格的“积弱”所造成的影响。

有些宦官是被迫的，如史马迁和张衡等，有些却是自我阉割，如竖刁等。

春秋战国时齐桓公说：“竖刁自宫以近寡人，犹尚疑乎？”意思是竖刁为了服侍我，亲自阉了，这种人还有什么可疑的呢。

管仲却说，“人之情非不爱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将何有于君。”

管仲说得真好：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都不自爱，又怎么能爱君呢。这句话还可以进一步说：一个人能性别都模糊了，他又怎么有能力去爱一个人（无论这个人是君王还是普通人）呢？

因为没有能力地去爱人或被人爱，历史上便出现了许多“乱伦”的事。

应该看到，以五代为分水岭，以北宋为缓冲带，中国妇女的性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此之前，女性从属男人只是相对稳定，夫死再醮，离婚再嫁都属于正常事，不会引起他人的非议。

但自此以后，由于程朱理学的问世，贞节被提到了比生命更重要的高度，说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由此衍成了“好女不事二夫”的道德规范。

实际上，从先秦到五代，君主对贞节并不看重，民间就更不用说了。

例如前面讲过的，秦始皇父亲异人娶的赵姬就是赵国大商吕不韦的小妾。

汉景帝娶的竟是市民之妇。

刘备在妻子孙权之妹回东吴后，纳了刘瑁的遗孀穆氏为夫人。

东晋元帝娶吴家寡妇郑氏为妻。

而曹操封魏王后，所拜的王后是曾堕入烟花的卞氏。曹丕建立魏朝，先以袁绍子袁熙之妻甄氏为后，后又纳小吏之家的郭氏为后。

明帝即位，娶民妇为妻。

这曹氏祖宗三代扶正的“后”没有一个是处女，且均是从侧室入正室，是为历史一大奇观。

但这一时期对贞节的不看重却在另一方面让“乱伦”之舞也表现得十分张扬。

历史上隋炀帝杨广，将庶母陈氏（父亲隋文帝的宠妾）占为己有，臭名远扬，不值一说。

连唐高宗李治也是将父亲唐太宗的才人武则天纳为宠妾。

而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竟是将未过门的儿媳纳为“新皇后”，结果被愤怒的儿子宁凌噶所杀。

将儿媳变成自己妃子的还有唐玄宗李隆基，他的爱妃杨玉环原是儿子寿王李瑁的妻子。

梁太祖朱温，也将儿媳妇尽力纳入自己的色?

阅读乐疯了最新章节 请关注书趣阁(www.sqge.cc)